6月28日，新華日報5版整版刊發《鄉鎮企業：從“異軍突起”到逐鹿世界》一文，新華經濟分析師為您奉上報道全文。
6月28日新華日報5版
來到無錫東港鎮，彷彿到了“紅豆大觀園”。從路邊葳蕤生長的紅豆杉，到隨處可見的紅豆品牌標誌，再到拔地而起的新城鎮綜合體—紅豆萬花城，這家曾經的鄉鎮企業在這個蘇南小鎮留下深深的烙印。
上世紀80年代，正是像“紅豆”這樣的一批蘇南鄉鎮企業的率先起步，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中的競相發展，造就了當年無錫縣這個聞名全國的“華夏第一縣”，創造了引領全國鄉村企業大發展的“蘇南模式”，確立了江蘇在全國鄉鎮企業發展史上的主要發源地和“排頭兵”地位。
從“一顆紅豆”看鄉鎮企業的發展軌跡 ——
“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最大機遇”
“一顆紅豆，三代情緣”。走進紅豆集團兩層高的展館，“四千四萬”精神的標語在電子屏上不時滾動，一幀幀照片記錄了周林森、周耀庭、周海江三代人從草根起步開拓前進的奮鬥身影：
紅豆集團的前身，是周林森在解放初期興辦的家庭小作坊，那時只是以彈棉胎、扎掃帚為主的小手工業。
1957年，周家與另一家的兩個小作坊合併改製為港下鄉（社）辦針織廠，“夾縫求生”的這個鄉（社）辦企業經歷“三起三落”的曲折過程後，創造了一個極具時代色彩的品牌“山花”。
改革開放的浩蕩春風，讓這朵小小“山花”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1983年，身為港下鄉蕩上村支部書記的周耀庭一接手港下針織廠，就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從實行計件工資、“帶資進廠”到“一包三改”，從優化產品結構、啟用“紅豆”品牌到率先註冊“紅豆”系列商標，接手當年即扭虧為盈。1988年，“紅豆”推出第一個專利產品——護士衫，一舉風靡全國，企業利潤從一年幾十萬元到一天淨賺10萬元，奇蹟般地在1991年成為全省首家億元級鄉鎮企業和全國內衣行業公認的“龍頭老大”。
思想解放，永遠是槓桿；改革創新的腳步，再也停不下來！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進一步解放了國人的思想。當年6月16日，全省第一家省級鄉鎮企業集團——江蘇省紅豆針紡集團公司誕生了。
在1992年到2000年的9年間，紅豆集團又創造性實施了“母子公司制”、內部股份制、內部市場制、效益承包制等“四制聯動”改革，成為一家“產權清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大型現代企業集團，走在了全國企業改革發展的前列。1997年4月，紅豆集團被國務院列為全國120家深化改革試點企業；2001年1月，“紅豆股份”在上海證交所掛牌上市，邁開了資本經營的新步伐……
“對於‘紅豆’來說，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最大機遇。聽黨話、跟黨走，迎綠燈、走正道，就是‘紅豆’快速發展的根本經驗！”在執掌“紅豆”20餘年的周耀庭看來，鄉鎮企業一路走來，有的不斷成長壯大，有的卻逐步萎縮甚至被淘汰，而“紅豆”能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關鍵在於瞄準國家政策，把握住了機遇。
時光易老，現在“紅豆”接力棒傳遞到了周海江手中。翻開發黃的報紙，1988年7月28日《新華日報》二版頭條位置刊發過這樣一篇報道：《大學教員周海江到鄉鎮企業展才華》。如今，這則新聞中的主人公已成為紅豆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兼CEO，並當選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擔任全國工商聯十一屆副主席。
國慶60週年慶典上，周海江作為全國鄉鎮企業的唯一代表，榮登企業成就彩車，手揮鮮花行過天安門。這也是中國鄉鎮企業的榮光時刻。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鳥瞰。
這個由“紅豆”主導建設的園區，也是江蘇企業“走出去”發展的重要標誌。今天的“紅豆”，產業觸角涉及紡織服裝、橡膠輪胎、紅豆杉大健康、園區開發商業地產四大領域，位居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第82位。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我們要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加快建設‘千億紅豆’‘智慧紅豆’‘美麗紅豆’‘幸福紅豆’，實現‘八方共贏’，打造一個百年跨國企業。”遙指未來，周海江信心滿滿。
從一座城市看鄉鎮企業的轉型探索 ——
改革創新造就“中國資本經營第一縣”
6月6日，一場以“弘揚新時代企業家精神、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全國企業家活動日暨中國企業家年會在江陰舉行。
在江陰舉辦這場“國字號”企業界活動，可以說再恰當不過了。這裡，不僅規模企業眾多、企業家成群，而且有“中國資本經營第一縣”之美譽。江陰能有今日之成就，上世紀90年代在鄉鎮企業打響的產權制度改革攻堅戰功不可沒。
1997年2月28日，由原江陰鋼廠改組而成的江陰興澄冶金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江陰首家上市公司登陸深交所，開啟了蘇南小城江陰企業轉型升級、實施資本經營的實踐探索。緊隨其後，江陰企業上市的步伐一發不可收，法爾勝、華西村、江蘇陽光……“江陰板塊”成為中國資本市場不可忽視的獨特現象。
“華西村”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為“中國農村第一股”。
一大批鄉鎮企業通過深化改革、資本經營，實現了從小到大、由弱變強。起步於鄉鎮企業的雙良集團，從當初單一的溴冷機制造企業，已經發展成為以節能環保為核心的綜合性企業集團，擁有18家全資、控股企業，其中包括兩家上市公司。集團更被中國製冷協會稱讚為“挽救了中國溴化鋰製冷機行業”。
2016年，同處江陰的“法爾勝”和“雙良”兩家行業翹楚，同時榮獲被譽為中國工業界“奧斯卡”的“中國工業大獎”。
同樣發軔於鄉鎮企業的雙良集團車間。
鄉鎮企業轉型為行業龍頭，這樣的例子在江陰不勝枚舉。去年7月31日，江陰市上市公司協會成立，200餘名企業“大佬”濟濟一堂，其“身價”相加數字驚人：這座縣級市的上市企業總市值竟然超過3000億元！這其中絕大多數企業都起步於鄉鎮企業。
截至目前，江陰市境內擁有47家上市公司和53家掛牌企業，其中9家進入全國企業500強，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製造業第一縣”和“中國資本經營第一縣”。以上市公司為支撐的企業集群，成為江陰領跑縣域經濟的主體力量。
無錫市委常委、江陰市委書記陳金虎表示，“江陰板塊”的成長曆程，充分展現出當地企業家的膽識、睿智和堅韌——“江陰企業在上市競爭中硬是衝出一條新路、闖出一片天地，形成了資本市場上一道獨具魅力的風景線。”
“未來，我們還要優選一批、培育一批、輔導一批、上市一批。”陳金虎說，江陰將全面實施“企業+科技+資本”的創新發展機制，把企業上市作為集聚發展要素、優化治理結構、擴大品牌效應的重要途徑，每年篩選、培育200家上市和新三板掛牌後備企業，再塑“江陰板塊”新優勢。
展望未來，流淌著鄉鎮企業血液的江陰企業群，在新時代必將煥發出更高質量發展的勃勃生機。
從一冊“賬本”看一段風雲激盪的難忘歲月 ——
“草根工業”這樣長成參天大樹
在無錫市錫山區，距離紅豆集團僅20餘公里的地方，靜靜地坐落著一座中國鄉鎮企業博物館，這裡也是東亭春雷造船廠的舊址。這個已經消失的名字，是江蘇乃至全國公認的第一家村辦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從“異軍突起”到成為農村經濟的主體，再到上世紀90年代轉製為民營企業並融入開放型經濟大潮，折射的是一個偉大時代的深刻變遷。
起步於鄉鎮企業的“江蘇陽光”車間。
數字的背後，是那個時代的生動記錄：
上世紀50年代起，蘇南陸續出現了社隊企業，到1978年底，江蘇實現社隊工業總產值63億元，佔全國總量的16%，位居各省市區第一。1984年中央4號文件正式提出發展鄉鎮企業的概念後，江蘇以及全國鄉鎮企業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增長。
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同志為鄉鎮企業“一錘定音”：“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企業，異軍突起……”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為鄉鎮企業加快改革發展帶來了強勁東風。根據改革開放20週年時的統計，江蘇鄉鎮企業總產值由1978年的63億元增加到1997年的8267億元，年均遞增29.55％，在全省農村社會總產值中已是“五分天下有其四”，在全省工業總量中則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劇，加上亞洲金融危機衝擊，鄉鎮企業發展速度明顯回落。不改革，鄉鎮企業已沒有出路！一場以所有制調整和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新一輪改革迅速展開。
歷時5年左右，這項歷史性任務基本完成。隨著絕大部分鄉村集體企業的轉制，加上農民自辦個體私營企業的發展，江蘇民營經濟“呼啦啦”拔節而生、迅速壯大，在經濟中所佔比重目前已達54%。
回憶過往，讓77歲的原省鄉鎮企業管理局局長鄒國忠最難忘的，是江蘇鄉鎮企業抓住三次改革機遇，贏得了兩個發展高潮和一次脫胎換骨：第一個機遇在1984年，在中央4號文件鼓舞下，鄉村企業全面實行“一包三改”改革（經營承包制加用工合同制、浮動工資制和幹部聘用制），催生了鄉村企業連續四年大發展的第一個高潮，當年鄉鎮企業總產值在全省工業經濟中就實現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第二次機遇是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後，我省鄉鎮企業以股份合作製為重點，一邊深化改革，一邊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出現了第二個發展高潮，1992年到1995年，全省鄉企總產值年均增長率高達46.19％。第三次機遇是黨的十五大後，我省加快鄉村企業轉制和非公經濟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建構現代企業制度，鄉鎮企業由此脫胎換骨，逐步成為適應市場規律的獨立經濟主體。
據不完全統計，江蘇現有企業八成以上都脫胎自鄉鎮企業。從家庭小作坊到社隊集體企業到鄉鎮企業，從“四定一獎”責任制到“一包三改”再到產權改革和所有制調整，江蘇鄉鎮企業沐浴著改革開放春風，一步一步地從“草根經濟”成長為碩果滿枝的大樹。
“蘇南模式”的歷史貢獻和寶貴啟示——
與時俱進 才能走向更廣舞臺
梳理鄉鎮企業的興衰歷史，一個名詞不容迴避——“蘇南模式”。
自費孝通先生等人於1983年起先後提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的概念後，伴隨改革發生的兩個模式之爭長達十多年。開始是“蘇南模式”獨領風騷，後來則是“溫州模式”勢頭漸旺。這場爭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動了鄉鎮企業的改革進程。
鄒國忠打了一個比喻：“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一個在前，一個在後；一個基本上一直在“地上”，一個曾經處於“地下”。必須看到在衝破舊體制建立新體制的改革道路上，兩者實際上是一場改革的接力賽，蘇南打破堅冰率先突破，走了前一段，衝擊計劃經濟體制的一段；而溫州走了後一段，觸及產權主體和所有制結構的一段。
“調整所有制結構和實行產權改革的實質，就是要給群眾一些財產、一些資源、一些手段，使他們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產權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鄒國忠說，“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主要差別，就是這些財產、資源和手段，蘇南在當年的體制條件下，主要放在基層政府和社隊集體手裡，而溫州從“地下”轉到“地上”，都是放在老百姓手裡。因此，隨著產權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逐步到位，兩種模式也必然殊途同歸。
每個身在其中的人，都不會忘記當年的“模式之爭”。周海江還記得，1992年浙江進行改革時，既有“溫州模式”，也有“蘇南模式”，但到1996年後，包括蘇南在內都開始學“溫州模式”。不過，在他看來，“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最終都會走向一種模式，就是跟國際接軌的股份制形式，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
“兩種模式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省社科院原院長宋林飛表示，從集體辦廠到民營經濟、從鄉鎮企業到中外合資、從粗放加工到發展高新產業、從付出生態環境代價到重視綠色GDP，兩個模式都在與時俱進、改革創新，不斷地超越自我。
進入新時代，兩種模式存在的“時”與“勢”都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但在宋林飛看來，無論如何，“蘇南模式”的歷史貢獻不可抹煞：首先，它是我國第一波市場取向改革的先導力量，率先衝擊並部分掙脫了舊經濟體制的束縛，成為“在舊經濟體制夾縫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市場經濟”；同時，它還打破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大大加快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回望歷史，鄒國忠總會想起當年的這句話。通過這一場偉大的改革，城鄉經濟日益融合，市場主體日漸成熟，加之相當規模的外資介入，各類企業的傳統身份界限基本消失，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鄉鎮企業這個稱謂，也與發軔之初的社隊企業一樣，連同它所創下的輝煌業績一起，進入了那座中國特有的鄉鎮企業博物館。
沉舟側畔千帆過。伴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不斷完善、創新驅動戰略的深入實施、產業層次的不斷提升，一大批脫胎於鄉鎮企業的現代企業，正昂首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
本版圖片均由被採訪對象提供
新華日報社全媒體經濟新聞部出品
歡迎加入我們的“369夥伴群”，
投資、理財、點題、發問……
qq群號209575056
歡迎轉發 轉發請註明出處和作者
閱讀更多 新華經濟369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