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一位求實、務實、踏實的實幹家，他身上始終洋溢著一種革故鼎新、一往無前的勇氣，一種善於運用創造性思維、善於打開新局面的銳氣。鄧小平主編《紅星》報便是鮮活的事例。
《紅星》報是在紅軍取得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於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洋溪由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創辦的報紙（屬總政治部機關報）。1933年5月，鄧小平被錯誤地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往樂安縣的南村區當巡視員（實際上是勞動改造），旋即被改派到寧都的一個村莊參加勞動，同年8月，被分配至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當幹事，任《紅星》報主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鄧小平沒有計較職務高低，他親手操辦的《紅星》報，先後開闢了10多種副刊和專欄，共70多期，發行量達1.73萬份，成為僅次於《紅色中華》《青年實話》與《鬥爭》的出版物，在中央蘇區數十種報刊中獨樹一幟。
鄧小平總是夜以繼日忘我地工作。他白天一般忙於採寫、修改稿件，晚上還要編排、校對。校對時鄧小平一絲不苟，錯漏之處很少。這期間周恩來曾送給鄧小平一盞馬燈，供其晚上編報用，如今這盞馬燈已成為鄧小平當年辦報的歷史見證和珍貴的革命文物。他主編的《紅星》報，從1933年8月6日到1934年9月25日，共出版67期……從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又出版了七八期。
鄧小平力求把《紅星》報辦出特色，使之真正成為蘇區軍民的良師益友。他憑著多年辦報紙雜誌和長期從事政治工作的豐富經驗，以敏銳的觀察力和生動樸實的文風，從形式到內容對《紅星》報進行大刀闊斧的革新，使報紙面貌煥然一新。剛接任主編時，鄧小平考慮到原來的油印期刊式報紙，雖便於攜帶保存，適應部隊頻繁的戰鬥生活，但因出版間隔時間長，不能及時反映部隊生活和指導部隊建設，於是他決定將《紅星》報恢復成創刊時的4開鉛印，每5天1期，並重編期號；還首次增出32開的《紅星副刊》。這樣一來縮短了報紙的出版週期，加大了信息量，充實了報紙內容。為活躍版面，增強宣傳效果，鄧小平還廣泛約請作者設計報頭、題飾和尾花。因印刷廠設備簡陋，鉛字不夠用，在用大號鉛字印標題時，遇到缺字就採用幾個小號鉛字拼湊在一塊，使其大致相當於一個大字。
鄧小平堅持群眾辦報思想，力求做到思想性、知識性與趣味性相結合。如《列寧室》欄目，指導如何學習革命理論；《群眾工作》欄目反映軍民關係，介紹開展群眾工作的方法；《軍事常識》欄目宣傳有關戰略戰術的知識；《衛生防病常識》欄目介紹常見病、多發病和戰地救護等知識。《紅星》報還發表了大量的插圖和美術作品，評論甚至理論文章，也常配有漫畫或圖畫，並利用《猜謎語》《山歌》《紅軍歌曲》等欄目活躍生活。鄧小平特別注重報紙的導向性言論。幾乎每一期，他都要配發一篇社論或重要的署名文章。凡涉及紅軍建設等重大問題，幾乎都有社論或文章加以引導。在他任主編期間，有近半數的社論由他親筆撰寫。《紅星》報就像“一架大無線電臺，各地紅軍的戰鬥消息，地方群眾的鬥爭消息，都可以傳到同志們的耳朵裡”。
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鄧小平與毛澤東的見解一致：在革命道路問題上，鄧小平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和擴大紅軍；在作戰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贊成把敵人擋在根據地大門之外，同敵人硬拼，而主張“誘敵深入”。但“左”傾臨時中央仍一味強調紅軍應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由於未採用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紅軍戰事吃緊，根據地越來越小，這令鄧小平十分著急。為此，他認為要充分利用《紅星》報這個宣傳主陣地，不失時機地登載文筆犀利、能針砭時弊同時又具有權威性的文章，以正視聽。
1933年8月初，紀念八一南昌起義6週年之際，鄧小平便抓住時機，決定向毛澤東約稿。而此時的毛澤東實際上已被排擠出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僅保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一職。當時不少人對毛澤東避猶不及，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叫作“鬼都不上門”。一天傍晚，鄧小平信步來到毛澤東的住處。見到鄧小平，毛澤東關切地詢問起辦報的情況，並表達了自己對如何辦報的一些看法。離別時，鄧小平說：“主席，今天我來這裡，就是想請您為我們的《紅星》報寫一篇關於紅軍戰鬥事例的文章，不知您有沒有時間。”毛澤東特地問道：“我寫的東西與有些人的想法不一致，你這個主編就不怕？”鄧小平明白其意，但仍堅定地表示：“您敢寫，我就敢用，有什麼可怕的！”
1933年8月14日，《紅星》報第二期第四版《紅軍故事》欄目裡，鄧小平用了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毛澤東以“子任”為筆名撰寫的文章——《吉安的佔領》。文中敘述了紅一方面軍攻打吉安的戰鬥場景，盛讚紅軍英勇作戰的精神。全文貫穿了“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先打弱敵”“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等游擊戰、運動戰的思想，同“左”傾臨時中央領導所推崇的“禦敵於根據地之外”、不放過蘇區一寸土地的“陣地戰”“街市戰”思想形成鮮明對照。當廣大紅軍指戰員得知“子任”即毛澤東時，紛紛奔走相告。他們飽受了打所謂“陣地戰”帶來的苦頭，自然懷念起這位“遊擊專家”，並期望他能早日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上。而在那非同尋常的政治氛圍下，鄧小平敢於刊文旗幟鮮明地宣傳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是何等難能可貴啊！
鄧小平在《紅星》報開闢《鐵錘》《自我批評》等專欄，深刻揭露紅軍中存在的貪汙浪費、消極怠工、貪生怕死、官僚主義等不良現象，鞭撻醜惡褒揚正義，極富戰鬥風格。《紅星》報要求通訊員必須嚴格遵循真實性原則，當鄧小平發現通訊員寫的有關擴大紅軍的報道存在虛假現象時，就及時在《鐵錘》專欄給予嚴肅批評，而且批評的內容很廣泛，也不顧及被批評者的職務高低。《法廳》專欄則對紅軍中發生的極少數受到軍法處罰的案件予以報道，以懲一儆百。《紅星》報是“一面大鏡子，紅軍中一切工作和生活的好處、壞處都可以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又是“一個裁判員，紅軍裡消極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會受到應有的處罰，並且使同志們能從中受到警醒與教育”；它還是“紅軍黨的工作指導員，把黨的工作經驗告訴同志，指出錯誤和糾正的辦法”。
從嚴治軍才能造就雄師勁旅。“左”傾機會主義者反對毛澤東的建軍思想，破壞黨政、軍政、軍民關係，忽視黨內幹部教育和群眾利益，造成違反群眾紀律的現象在紅軍隊伍中時有發生。為嚴肅黨紀加強教育，1934年11月7日，《紅星》報出版了長征途中唯一的一份號外報，號召部隊爭做群眾工作的模範連隊。
逆境中的鄧小平從不怨天尤人，從不消沉頹唐，總是豁達樂觀、百折不撓，始終把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頑強奮鬥作為人生追求。他說：“我自從18歲加入革命隊伍，就是想把革命幹成功，沒有任何別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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