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子牛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清廷也进行了所谓的预备立宪，并不是全然无动作，只是不是真心立宪，而是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

所以，大清帝国最后的挣扎，非但无法自救，反而搞得精英阶层大失所望，加速了与腐朽清廷的决裂。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即鼓吹君主立宪。日俄战争的结果再次加强了人们“宪政救国”的信心，并且让人们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按照当时人的理解，日本是因为实行了宪政在在战争中打败了强大的俄国。

清政府根据出国考察宪政的清宗室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意见，于光绪三十三年(1906)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又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谐议局。各地立宪派政治团体，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1908年，清政府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

2、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

3、1907年，预备立宪公会

4、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

5、1909年，咨议局选举

6、1910年，资政院开院礼

7、1911年，任命内阁，皇族内阁出炉

清廷立宪这一改革行动侵犯了许多原本贵族和大员的利益，上传而下不达，在各方压力下，得不到贯彻执行，因此沦为了一场假立宪活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清廷上演了一出出戏，包括立宪派等温和社会精英阶层在内的广大民众对此极其失望，对清廷丧失了最后的信心，在内外因素的交织下，爆发了辛亥革命，导致了清廷的土崩瓦解。

生说

一

更准备一点，不能说清政府不是没有立宪，而是消极立宪，搞满清立宪，把汉人排除在外的立宪。

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满清中央政府一直就比较头大，被满人压制了二百年的汉人官员开始拥有实权，成为不少地方的实权人物。慈禧太后也没有办法，只好在满人官员和汉人官员之间玩平衡游戏，用满人官员来制约汉人官员。

1895年中日海战后，清政府输的裤头也没了，颜面尽失。

1900年，二逼出身的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可怜清政府连一国也打不过，还敢同时向十一国开战。最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发挥“我军奔走如飞，外寇望尘莫及”的精神，一溜烟跑到陕西西安去了。

慈禧太后电令南方汉人督抚进京救驾，南方的汉人官员表示不奉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史称东南互保。

被外国列强打的鼻青脸肿的慈禧太后终于明白，满清政府再不立宪就完蛋了。

二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小小的日本最终战胜了强大的俄国。清政府内部有不少官员上书要求学习日本进行改革，"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

新知传习阁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错误的观点，那就是清朝没有进行立宪改革或者是假立宪，攻击的重点就是皇族内阁。这其实是一个很可笑的言论。

清朝立宪运动，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改革，毕竟当时不管是朝野还是民间都普遍认为立宪可以使中国富强。清政府也注意到立宪既可以使中国富强，也可以维护其自身的统治，自然也不会不发动改革。

而立宪改革，不过是这些近代化改革中政治改革的一个部分。五大臣出洋考察后提出模仿德日进行二元制君主立宪，这也是合乎国情的，用梁启超的话说，“中国民智未开，只能由开明专制移于立宪，拾级而上”，所以，以二元制君主立宪为开头，在视社会发展来决定改革的步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者，清末着手制定近代法律，比如制定《钦定宪法大纲》中君上大权十一条不以命令改废法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意味着君主也要按照法律行使权力，而不能再为所欲为；至于臣民权利义务部分，将保护臣民私有财产、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不得施加私刑以及赋税法定等条款写入，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变革，从此标志给皇帝当了两千多年奴仆的中国人向宪政法治社会的公民转变，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历史进步，堪称“庶民的胜利”。

至于被人诟病的皇族内阁，也是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任何政治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都需要一个缓冲阶段，清政府原定的过渡阶段是二十年，毕竟要向全国普及宪政之精神以及内涵，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准备时间，但是在立宪派以舆论绑架政治，清政府只得将国会大选的时间提前到了1903年，同时还要组建责任内阁，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当时政府当中缺乏立宪方面的人才，可以说是无人可用的境地，即便是有少量的近代科技的人才，也大多用于国家近代化工业体系的建设，所以只能在皇室和政府中选拔支持立宪的人士来组建一个过渡性质的内阁，以期促进宪政的实施，而且1903年国会大选后这届过渡性质的内阁就解散，由国会选举的内阁上台执政。而且这个内阁实际上是由皇室、满汉蒙古大臣共同组阁，实际上这也不是啥大问题，内阁的皇室成员都是立宪的铁杆支持者，而满汉蒙古大臣各占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政治正确，毕竟当时社会上广泛宣传五族大同思想，所以这个政治正确是必须要搞的。

当然，最后历史没有给清政府时间，也可以说，清政府是气球已尽了。毕竟光绪、慈禧先后逝世，朝廷中再无权威领袖出来主持局面，国家领袖是一对孤儿寡母，载沣也是年纪轻轻缺乏政治阅历，所以说清政府最后不倒台是不可能的，不欺负你孤儿寡母还欺负谁。

清政府的立宪改革是中国近代已来第一次对法治社会的尝试，最后也因为大清帝国的结束而中断。清朝灭亡其实并不可惜，可惜的是立宪改革的努力以及近代化建设的成果全部付诸东流。可笑的是现在还有一群无知的蛋白质宣扬立宪运动是假立宪，真是让人贻笑大方。

北洋海军陆战队

这还是皇家以及守旧派的利益心在做催，甲午战争战败标志清廷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的救国策略已全盘失败，同时也让清朝官方和民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改革政治制度才能挽救中国。

无论是朝廷有识之士还是民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新星的孙中山，都让慈溪觉得变法是个很重要的事，说到底还是由于慈禧太后等顽固派要保留大清皇家的权利，所以直接构成了后来百日维新运动的失败。1898年是百日维新之年，慈溪放权让光绪主持变法一事，自己不问朝廷的事了，但后来光绪帝把那些在变法中持消极懈怠态度的守旧官员给撤了不少，这些官员找到慈溪哭诉，最后人多了，慈溪似乎也招架不住了，就重新拿走了光绪的大权，光绪从此没了变法大权。维新派看到皇帝已经失去权力了，决心要袁世凯兵变一事（跟光绪的关系也有一些），而后直接导致了光绪帝被废，维新派招致杀身之祸。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侵华，打入北京，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的经济上的负担又加重了。值此之际，朝廷也似乎都清醒了，明白不变法国家肯定要灭亡。

1901年的1月29日还在西安躲避战祸的慈溪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一道改革上谕，正式宣布新政变法。但慈溪认为要新政，不可操之过急，要有个缓冲，开始定的是十年预备期，后来慈溪死后改成了五年。

新政设立或改名称的有：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

比如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1年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

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

1902年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

从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

等等还有很多改革措施。

无论在军事、外交、工商、教育等问题上都有很亮眼的改革，看上去慈溪的新政是诚心的，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打仗地点在中国的东北，慈溪等皇家人士也越来越似乎看到了中国的积贫积弱，日本和俄国打仗在我们东北打，好像这国家不是我们的了，东北许多领土之前划给了沙俄，这也直接导致了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

1905年7月，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清政府派出五个大臣去外国考察各国政治，改革图强。

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团体。

清政府于1908年8月在巨大压力下，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时间为9年，明令到1916年为立宪预备的结束时间。不少人怀疑清政府这搞的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国家已经都成这样了，从1901年就在搞改革了，还要到1916年才结束预备立宪工作？

要知道真的立宪法，是用来限制王权的，而慈溪等皇家贵族控制着全国最高权力，不肯放弃满清爱新觉罗氏的王权，是先召开国会而后制定出宪法还是由满清皇家先制定出宪法再开国会，我想这就是慈禧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吧？呵呵、、、所以导致了慈溪一再拖延如此之久。

《钦定宪法大纲》中关于皇帝的大权的特别做出了规定，比如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涉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这些规定看上去就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政府的规定，可见清政府的改革是不诚心的。

1908年的11月，慈禧太后、光绪帝相继去世，溥仪继位，全国各地要求真立宪的声音越来越高，改革一事迫在眉睫，清政府被迫于1909年3月下诏书重申"预备立宪"，让各省当年年内就成立咨议局。12月，全国十六个省咨议局代表组成请愿同志会要求组建国会，1910年又三次请愿要求召开国会。清政府被逼无奈把预备立宪期由九年改成了五年，并且说1911年先成立内阁，1913年召开国会！

等到了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了自己所定的内阁官制，组成了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满族八名，其中皇族占了五人。一共才个内阁成员，皇族居然占了五人，全国人民都看清楚了清政府改革的虚伪之心，不再相信了。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新政府还想着让全国人民给个机会，在1911年11月3日公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但仔细阅读这份文件，发现确实在皇权上约束了很多皇帝的权利，相对扩大了议会和内阁总理的权力，但是还是不是很彻底的，里面依然强调皇权至上，对人民的权利只字不提。

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清廷被迫宣布清帝退位！

综上所述，是皇族和守旧派的官员为了皇家的利益和自己的权利，所以到死才不真心的立宪！

历史洞察线

纠正一点常识：如果说清廷1901年尚在“西狩”途中宣布“变法维新”还是权宜之计的话，在1905年之后的确踏踏实实“筹备立宪”了，1906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然而立宪太猛、步骤太急躁、政策略操切，使得立宪的利处转为弊端。说清政府宁愿亡国，也不立宪，这是对历史的误解。

第一，中央官制和政体改革，加强预备立宪的上层基础与实施力量培养。

第二，广布地方自治之制，完成对于基层社会的管控体制设计和加大对于地方财税、军事及士绅力量控制。

第三，立宪的法律制度天文建设，以求规范预备立宪的步骤和缓急。

第四，“民气民力”的培育，加强社会认同基础，“上下一心，同心同德”。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客观来说，清政府下了血本，用了大力。但是，效果却并不那么好。为什么呢？原因有三：

第一，传统制度惯性太大，清廷若急切，则损害统治基础。太慢，舆论不允许，而且革命思潮广泛流行。更为重要的是，清廷缺乏有权力、魄力的“明君”。

第二，各地督抚、新军领袖心怀鬼胎，各自为政，甚至与清廷中央对着干，朝廷除了默许和无奈之外，不过是发发廷寄或安抚或训斥的表面文章，难以实质性推进社会改良。

第三，预备立宪后期，改革出现了非常不恰当的冒进政策。这使得多地秩序混乱，权力格局不明，故而有人说“立宪召革命变乱之实祸”。中央导控地方演变成了地方势力拉着中央走。到了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还颁布了《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成立了所谓“皇族内阁”。同时期，民间力量的勃兴和革命党的添油加醋，这一进步的举动又被看作是“满族专政”而不顾世界潮流的反动行为。那些各地督抚和新兴势力要求的是充分放权，而清廷考虑的是维系统治大厦。

整体社会的诉求已经多元复杂化了，那种渐进的改革不具备了社会基础，随着思潮起伏，士大夫忠君事君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变动。载沣作为满洲少壮亲贵，心里也苦，朝廷还有清流派与北洋派之争，可谓捉襟见肘。

所以，内部崩溃很可怕，你做什么都不对，除了灭亡。世道变了，变天了，吃药也没用，可悲！

历史传讯社

不是清廷不愿意立宪，而是在它的思维模式中，对立宪的本质，和后果的认识，和地方立宪派官僚，和激进的革命党人想的完全不一样。在满清中央政府眼里，立宪只不过是一种对传统中央权力运行机制的补充，和行政管理方式，责任内阁可以如走马灯一般更换，而皇权则可以高高在上，永葆其稳固，即使是最开明，出过洋的镇国公载泽也认为，立宪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而国会呢，1909年摄政王载沣在接见各地咨议局代表时，曾大度地表示“（国会）下通民情，畅通言路，使朝廷知民生，本王感觉并不无可。”此番言论听起来貌似进步，但实则仍然把国会看做是中国传统政治中“言官”的改良与放大；

早在1905年6月初期，在张謇等国内立宪派的推动下，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北京，敦请推行立宪政体，同月，袁氏又奏请清廷核准派遣朝廷大员出洋，考察各国宪法，以求资鉴变通实行。次年8月25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与袁世凯会衔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然而由于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截然不同，“立宪”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慈禧本人将立宪看做安抚公众而不需真正损害其自身权力的工具，满族亲贵把它看做是重新实行集权和将汉族官僚排挤出权力核心的机会，而地方实权督抚和士绅知识分子则把它看做一条参与中央政治决策的新途径。

1910年，由于日俄密约，日本吞并韩国，东三省龙兴之地岌岌可危，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激、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等十八名地方督抚大员于九月二十三日联名上奏，主张责任内阁与国会同时并进, 所谓“舍此则主脑不立, 宪政别无着手之方，恳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10月5日，直隶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17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来到，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分别持刀分别自臂上与腿部割肉一块，涂抹鲜血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忍痛踉跄而去，从而使在场代表无不怆然流泪。10月22日，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案，随后具折上奏。

在此种雷霆万钧的压力下，满清皇室中央也感到了压力，载沣和政务处亲支王公大臣会商对策，根据《宣统政记》的记载，在与会王公大臣的言论中，“速开国会”此时已成必然之势，所争论之核心只是一个具体时间问题，然而这些缺乏政治阀阅，长于宫闱之间的少壮亲贵，只知局势已经危若累卵，但却无法拿出一个详尽的解决方案。对地方立宪派舆情稍微有些了解的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溥伦提出，《钦定宪法大纲》中所允诺的“九年筹备国会”已显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三年，对此载沣只能是“默然无对”。在载沣的心目中，最大的顾虑则是，若速开国会，则清廷中枢权力将处处受制掣肘，且“地方民情舆论无所制”，更令载沣挠头的是，庆王奕劻也借助这股政治风潮，伺机浑水摸鱼：10月15日，直隶总督陈夔龙与陕西巡抚恩寿按照庆王授意，分别单衔具奏北京朝廷，要求先设内阁后设国会；很明显，责任内阁一旦设立，在朝野中经营多年，贵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奕劻将是首届总理大臣的不二人选，毓朗、载泽等亲载沣的少壮满洲亲贵则针锋相对，主张“责任内阁可立, 政务、军机两处亦不可裁”

11月3日，在载洋主持下，军机大臣、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于紫禁城文华殿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毓朗的一番发言，似乎给踌躇无端，内外交困的载沣开出了一贴良药，他首先以“时事危迫”为由主张速开国会，但同时主张“不明定国是, 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 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则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具体步骤安排是“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 既不阻绝人民之愿, 而乘此二年工夫, 可以确定各项要政办法, 并须立降明谕, 成立新内阁。”载沣对这种徐图缓进，分步筹设的方案深以为然，遂于次日以宣统皇帝名义发布上谕，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次年（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

消息一出，虽然少部分温和地方立宪派，如江苏咨议局表示“请愿有效，天恩高厚”。但更多的激进宪政团体却对此反应剧烈：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致电各省谙议局及各团体称. “国会仅缩短三年, 人心失望”。而上海《时报》更公开发表题为《读初三日上谕感言》的社论，言及国会期限缩短3年，直截了当地斥为：“在表面观之, 似亦慰情胜无，。而自里面观之, 实与现今时局无丝毫之裨…..即使明年开国会, 尚不敢必其果足以救亡, 况犹靳至五年乎！”同样，亟待希望用责任内阁限制载沣与庆王中枢权力的地方督抚对此结果也表示不满，江苏巡抚程德全，云贵总督李经羲等尽管接到北京朝廷谕旨申斥，但仍然再次要求速定内阁人选，以免“昏笔老臣势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独掌禄位”，可谓矛头直指庆，醇两王，锋芒毕露。终于，11月22日，北京资政院召开全体会议时，陶榕、罗杰。易宗夔等议员即席抗议云南盐斤加价案和广西巡警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案两件议案不交资政院审定，直接交办盐政，民政两处，并发动全体投票，弹劾全体军机大臣。

这样一闹，载沣和清廷中枢不得不加紧考虑如何使责任内阁出台。然而这无疑使得晚清北京政局中本来已经剑拔弩张的权力之争趋于白热化，亟待取代庆王把持下军机处的载沣等少壮亲贵主张以溥伦或载泽为内阁总理，速立内阁，而庆王奕劻则倚仗隆裕皇太后和在野袁世凯之支持，利用自己在军机处和政务处的长年经营，不断营造“国家不可一日无庆邸”的舆论，最终将这个最令人垂涎的头衔揽到了自己头上。

1911年5月8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内阁成立：总理大臣为庆王奕劻（兼管外务部），协理大臣为那桐、徐世昌；各部大臣分别是：外务部梁敦彦，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载泽、学务唐景崇、陆军部荫昌、海军部载洵、司法绍昌、农工商溥伦、邮传部盛宣怀、理藩部寿耆。这一名单完全是将军机处与各部尚书直接移植而来，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皇族竟达7人。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立宪派领袖张謇形容其景象为“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百倍，可惧也!”

届时适逢直隶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届会议召开，咨议局遂于6月10日，7月4日，两次上书都察院抗议“直言皇族不得充当内阁总理”，在紫禁城无动于衷的情况下，直隶省咨议局全体议员向全国公开发布“通告各团体书”，直言“必去皇族内阁，始有责任内阁，而后有良美之政治”。紧接着，两广总督张鸣岐等领衔数省地方大员上奏，声称“确定内阁之责任, 不以政权私之鼓亲之手。”，然而载沣仍然试图通过将奏折六留中不发，弹压这股督抚抗议风潮。7月15日，各省资政院议员再次上书，试图挽回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为载沣和北京朝廷留下了余地，言称“议员自入都以来，闻诸朝中士夫多谓皇族组织内阁，原非朝廷本意，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许多史家概叹，假如清廷满洲中枢大员此时即刻改弦更张，更换内阁首揆与阁员名单，也许还能多苟延残喘几日，然而在自觉已经对立宪派让步颇多，视君权为至高无上的载沣眼中，资政院此番举动已经忍无可忍。虽然他在日后曾对四子溥任说，曾有过以资政院众议院公认“温良睿智”的载泽取代庆王的念头，但还是于次日下了一道极为严厉的谕旨：“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 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这也许是载沣一生中少有的坚定果断时刻，然而却是亲手为长达两百八十六年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正如崔瑞德在《剑桥晚清史》中所论断的那样，“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宪派团结起来。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仅仅3个月后，武昌起义就告发生，正式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

晴天有时下猪

与其说清廷宁愿亡国，也不立宪。倒不如说满清的贵族，满清的最高统治者不愿意君主立宪，宁愿亡国。

还记得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慈禧太后说立宪会亡国，不立宪也会亡国。注意这里指的立宪亡国是满清的实质权利丢失，主要是会丢给汉人。而不立宪亡国，慈禧也明白这样的大清迟早会被推翻。

在慈禧太后死前一段时间，清廷是准备立宪的，已经到西方考察，此时慈禧也意识到了不把权利交给汉人，会吃大亏！但是辛亥革命爆发，没给清廷一点时间，直接把满清的权利铲除的干干净净。

慈禧害怕的事情没有出现，中国的革命没有断头台，没有绞死皇帝，没有报复满清，而是提出了五族共和。如果慈禧太后知道这个结果，估计会后悔当年没有将立宪进行下去。

慈禧太后一生都在维护满清顽固派的利益，死前一句话令人感触不已，她说：“老祖宗的基业总算是没亡在我手里。”

小司马迁论史

不是这样的，清政府是推行了所谓的“预备立宪”的，虽然那只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即使清政府推动当时所谓的“立宪”，清朝的命运仍然注定是崩塌。事实上，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回到北京的慈禧以及官员们便开始研究并筹备所谓的新政了。当然，清政府可不是真心想要推行新政，他们只是想借此缓和国内百姓的情绪，只是想为自己的苟延残喘拖延拖延时间罢了。

晚清的新政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考察以及筹备阶段

八国联军的打击让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终于产生了动摇，八国联军可是攻占了北京，连皇宫都让差点让人家给端了，慈禧慌不择路地跑到了西安。慈禧这辈子经历过两次逃亡，一次是咸丰时期跑到承德，一次则是1900年跑到西安；咸丰年间那次只是跑到了承德，可是庚子年那次却是远远跑到了西安，可见慈禧心里是多么的恐惧了。同时，当时清政府转头跑到义和团背后捅刀，以及民主革命思潮已经开始在中国发芽，国内要求清政府改变现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下终于让慈禧痛定思痛了，慈禧决定“玩玩”新政，是的，她只是玩玩。

当然，在开始阶段，慈禧也玩得有模有样，在1901年专门成立了筹备并推行新政的部门——督办政务处，“处长”是奕劻，李鸿章、荣禄等人则是督办大臣，研究应该这么推行新政，推行什么新政。研究了好几年，没研究出来，可是好多人盯着这事呢，于是在1905年，慈禧又派出了历史上有名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学习。1906年，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诏告全国说，你们看，我们要预备立宪了！随后，各省响应清政府号召，纷纷成立立宪团体。是不是瞬间感觉清政府这次效率很高？然而终究是感觉而已。当然，地方的响应还是有成果的。

1908年，清政府又宣布，咱们的预备立宪要以9年为限！这位老佛爷真是厉害了，从1901年到1908年，历经8年的考察研究，最终还要经过9年的“预备期”，也就是说近20年都不会推行新政！这个善意的谎言真是够可怕了！随后，清政府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内容说是立宪，实际上仍然是在巩固皇权。同年，光绪、慈禧先后呜呼哀哉。

二、预备立宪阶段

1908年，光绪和慈禧死后，溥仪即位，载沣任摄政王，虽然慈禧早已选定溥仪为继任者，并着意培养载沣的行政管理能力，可是载沣的资历与威望仍然没有压住所有人，尤其是袁世凯。因此载沣主政以后，便急急忙忙让袁世凯回家钓鱼去了。各省的立宪派以及革命党人，要求清政府加快预备立宪的进程，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10年清政府不得不将预备立宪的期限压缩到5年，宣布于1913年正式召开国会。为了更进一步缓和局势，清政府在1911年，宣布成立内阁，并要求解散各省的请愿团体。

清政府成立的内阁也很有意思，总共设置了13名国务大臣，满族8人（皇室5人），蒙古1人，汉族4人，这个内阁简直专为满清皇室设立。不要说这样的预备立宪国人不相信，革命党人不相信，恐怕清政府自己也是不信的。

谎言“预备立宪”的破产：

清政府的“皇族内阁”的成立，给国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清廷是在骗人，所谓的预备立宪就是他们从1901年开始编织的一个谎言和骗局，是想麻痹国人的神经，消耗国人的反抗情绪。那么，在清朝即将灭亡的危机的刺激下，他们为什么仍然不肯真正的推行立宪呢？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来，清朝为什么不学日本呢？清朝还真是主张学习日本的，并且将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的原因归功于立宪，但是学成了四不像。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天皇取得了实权（这点是促使清政府学习日本的重要因素），可是人家可没像清朝这样做得明目张胆，居然在宪法里宣扬皇权。

自古王朝更迭，是历史必然，那时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都在表明，清政府即将倾塌，慈禧掌国政几十年，她自然也看得出清政府的危机，她更知道这不是她能改变的事。对于如何应对这场变局，慈禧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

同时，如果真的推行所谓的新政，那么必然会重创清廷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因此造成的后果恐怕也不是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清朝所能承受的。最终，慈禧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拖，拖到她死的时候清朝还没有灭亡，在名义上她就不是清朝的罪人。她要用一场骗局来拖延时间，拖延清朝灭亡的时间，你们不是要民主吗？好呀，我学习日本玩君主立宪，你们还有什么话说？载沣主政时期，从他罢免袁世凯便可知道他的目标仍然也是维护清朝统治，他也不可能诚心诚意的立宪，即使他真心立宪，他的威望也不足以支撑他对抗朝中利益集团强行立宪。

当然，骗局终究有破产的时候，在慈禧策划的这场骗局本质逐渐暴露后，武昌的一声枪响，终于让这场骗局灰飞烟灭。

吾与吾国

朕的大清，亡了？不可能。

何为立宪？"君主立宪制"，是相对于君主专制的一种国家体制，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务上的共和主义理想但不采共和政体。

清廷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君主专制严重限制了国力的发展，使得泱泱华夏成了天下诸国皆敢侵凌的弱国。

随着革命党的羽翼日渐丰满，清廷维稳的压力一直在加剧，列强的武力威胁日甚一日，终于酿成“庚子拳变”，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仓皇西逃。这还不算完，东南五省在北方一片战乱的情况不派兵勤王也罢，竟然宣布中立，成立“东南互保”。

虽然后来在跟八国联军（实际为11国）议和时，东南的督抚大臣以慈禧太后为乱民裹挟，情非得已，为之求情，而暂时与慈禧太后达成了谅解，双方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平衡。但慈禧深知，清廷大势已去，如再不改革，清廷将要失去天下的控制权。

历代以来，以革命暴力手段开始的改朝换代，通常都是以前朝皇族的肉体消灭为代价。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慈禧不得不考虑权利下放，实行君主立宪。当时的情势而言，清廷已然做不到全国铁板一块的围绕在以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皇族领导集体周围，做不做这个君主立宪，其实际意义已经不大，倒不如顺水推手，卖全国人民一个人情，也保住爱新觉罗一家的富贵和荣耀。

分权这件事，让一个掌权者主动去做，显然并不现实。清朝的预备立宪一拖再拖，甚至连科举都废掉了，让广大的士子一夜之间断了通往仕途的路。按理说，到这个份上，人才上升通道都已经堵死了，就更应该放权，防止所有的仇恨目标集中到自己身上，甩掉包袱让社会（总理、内阁等）负责，但是清朝一直拖延到1911年5月，在内外各种力量的不断催逼下，不得不出台了责任内阁。

结果一出，举世哗然。

内阁成员13人，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只有4人。名单一出，原先强大的立宪派也不再对清廷抱有希望了，革命已经没有悬念了，只是在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已。同年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湖北清军被调往四川平叛，湖北出现了武备空虚。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爆发了起义，1912年2月12日结束，史称辛亥革命。

清帝逊位。

一个旧王朝的背影渐去渐远，一个新时代的民国迎来新生。

然而，前面的路更为凶险。

而知而行

也不能说是清廷宁愿亡国也不立宪，而是当意识到只有立宪才能改变命运的时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君主立宪”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人为了这四个字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流了多少血，才做到这一点。

所以你指望清朝在短短的几年里，让皇帝放下手中的权利而北面虚坐，这简直就是在开玩笑。

这就跟一个佃户跑到地主家里说，你这个地主对土地管理的技术不行，来来来，你且靠边把土地给我，我来种，保证种的比你好。

说这些话的佃户估计忘记了，这些土地本来就是地主家的，收多收少，都是人家的事，跟佃户没有一点关系。

而你一个佃户毛都没有，光指望口头上劝说，就想从人家手里拿到土地的所有权？别逗了，这样的佃户没有被当场打死就算是地主讲仁义了。

所以，一个佃户想要从地主手里拿到土地，要么转职成土匪去把地主干掉，强占家产。要么到处造谣，先把地主抹黑，再拉上一票“佃户”去围攻地主，把他从家里哄走，再强占家产。

总而言之，不通过暴力，就想从地主手里拿到土地，那是难上加难。

大清王朝就是这样。如果把整个中国当成一片富饶的土地，那么清朝时期的皇室无疑就是当时的“地主”。到了清朝末期，西方的强盗们过来抢夺中国这片土地。虽然清王朝也跟这些强盗打了几架，但是很明显，打不过啊。

没办法清王朝只好先从自我内部改革，这就是洋务运动以及北洋政府成立的由来。然后等过几年发现，这个国家问题实在是太多，不进行大改革就不行的时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家里的“佃户”们都统统的起来造反，推翻了“地主”的统治。

这就是清王朝为什么不进行“立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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