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济时报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的要务是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地位，预防西方的政治干预。但如果这个要务演变成为简单的“逢西必反”，只会走到事物的反面，而阻碍国家的发展，从而使得社会治理更加困难。本文选自《亚太经济时报》2018年6月21日第四版。
想解释中国，我们的社会科学学者必须要结合中国实践进行深刻研究和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建设要进一步加强
近来，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意识形态工作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仿佛中国政治在再次“意识形态化”。不过，与其说是再意识形态化，倒不如说是“反”意识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逢西必反”的大趋势。凡是出现在西方或首先出现在西方的思想或制度，都在“反”的范畴内，表面上看是“反”意识形态，实际上反映的却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的需要。不过，因为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遇到了困难，才会演变成今天的“反”意识形态。所以其根本是自身意识形态建设的缺失。
近年来，执政党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意在全面推进改革。不过，一旦到落实层面，各方往往陷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使得很多方面很难有效落实下去。在很多领域，意识形态化仍然远远落后于执政党的改革实践。
说今天意识形态缺失，并不是说没有意识形态，而是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作为软力量，意识形态要具有
三个特征：第一，自觉地接受；第二、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第三、不仅自己接受，也传播给他人。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领导层必须具有更加先进严格的意识形态。
对国家意识形态来说，人们须回答很多问题：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民主，那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民主？如果不要西方式的宪政，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宪政？如果不要西方式的市民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市民社会？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权利观，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权利观？民主、人权和宪政所有这些都是现在社会治理所需要的。
人们须剥开表面的概念，看到其背后的实质。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大家都要通过各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互相学习借鉴。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的要务是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地位，预防西方的政治干预。但如果这个要务演变成为简单的“逢西必反”，只会走到事物的反面，而阻碍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从而使得社会治理更加困难。
各国有各国的治理模式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改革是下一波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没有社会改革，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消费社会，内部需求的动力就会不足。社会改革对未来的民主化也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要用民生促民主。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很难促民生。民生的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每个国家的民主发生和民主模式都不同。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国一模式。民主在美国社会运作良好，但到了许多亚洲社会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原因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不同。
从政策层面来说，美国的民主实际上表现出一党制的特征。美国的中产阶级庞大，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哪个党执政，都必须往中间靠，没有中产阶级的支持，哪个政党都很难执政。
美国的民主在美国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但美国民主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作为前提，中产阶级又不大，民主往往成为社会分化的力量。所以我们看民主，不能看民主的形式，而要看民主的实质。
我们现在的民主理论不是美国式就是欧洲式，这些民主理论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要知道政治学的很多理论都是经验观察而不是公理。在一个民族、宗教和阶级分化都很大的社会，民主化反而会造成国家的分裂。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威权模式，并与西方民主模式相对立。然而把威权和民主对立是不成立的。任何一个体制都有其威权的一面，也有其民主的一面。西方的很多制度建设都是在威权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威权和民主都是相对而言的。
威权本身对政府推行改革是一个优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平稳，就是威权模式的功劳。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大部分制度都是中性的和技术性的。要治理一个社会，就需要这些制度。用民主和威权或者专制不能解释这些制度的产生和演进。
执政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
发展需要领导者，需要推动者，必须有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的主体。 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产物。这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人为的选择、是错误的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国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最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西方发展大多是市场主导，但亚洲很多国家发展是国家甚至是政党主导。可以说对后发国家而言，发展需要主体。
政党成为发展的主体，因为政党是很有效的组织力量。政党有多种组织方式，西方是选举型政党，因为它们的政党不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高速发展已成过去式的背景下，相比于发展，它现在需要的是治理，来维持社会原有的东西。
西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它们的发展不需要政党推动。但后发国家的发展需要国家来推动，国家的组织力量就是政党。中国革命的组织者是共产党，发展的组织者同样是共产党。
中国以后的改革如何保证有序进行，仍然需要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和推动者。如果共产党不能成为改革主体的话，其他社会力量就会起来推动改革。如果社会力量没有政党的有效调节的话，光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运动会出现很大麻烦。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主义也本土化，再者它代表了最广大工农的利益。所以历史选择共产党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不是偶然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延续性，一个国家的传统对它发展模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未来的改革无论是社会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仍然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讲平等、公正，这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是普世价值。任何社会要想持续发展，在亲民和亲商之间都要有一个平衡。不亲商就得不到发展，但亲商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还是要亲民。保持亲民和亲商之间平衡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欧洲之所以能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就是权力和民结合的结果。现在的中国，民的力量在壮大，共产党要采取办法领导而不是压制民的力量，一定要有强烈的意志去进行社会改革，利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改革是头等大事。
郑永年小传
郑永年，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文《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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