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逸星
2005年，我第一次踏上印度土地，以遊學的方式來到浦那大學。當時懷揣著三個簡單目的：一是看好中國企業在印度投資貿易的法律服務市場；二來希望能一邊輕鬆掙錢，一邊讀個博士文憑；再者，又能吃著咖喱飯提升英文水平。
然而，彼時中國企業在印度的法律服務市場並不如預期的樂觀。以浦那這個現代工業發達的中等城市為例，居住工作的韓國人有五六百，而中國人只有五六人，包括我這位第一個去印度留學的中國律師。幾個月後，我離開了印度。
當2015年重新踏上印度這塊熱土時，我有了新的信念：中國律師業必須國際化、中國律師必須走出去，中國律師業的國際化佈局應該首選印度這個橋頭堡。伴隨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企業到印度這樣大市場投資必然是一股勢不可擋的大潮流。
▲2016年8月24日，迪拜國際金融中心舉行與印度的頂級法律諮詢公司的交流活動，旨在進一步加強金融中心與印度法律界的緊密聯繫。
果不其然，2015年在印度開設蘭迪律師事務所後，各種委託紛至沓來。我在一個華人小餐館的一場演講就吸引了七八十位中資集團公司的高管；在自媒體、公眾號上發表幾篇短文就獲得幾十個案件的信任委託。
面對巨大需求，中印律師業的交流卻遠遠落後於市場需要。據不完全統計，迄今為止，到印度留學的中國法律人僅有不到10人，其中4人就在我的團隊；翻譯的印度法律不到5部，其中還包括我們團隊正著手翻譯的在內。中國政府層面對印度法律體系的研究也沒有實質動作和進展，對印法律知識的盲區成為了中國企業投資印度的障礙。
短短兩年多時間，印度事務所發展速度超乎我的預期，我也像一個空中飛人，不定期往返於上海、洛杉磯、印度之間。近三年通過與印度法律界近距離接觸，對印度同行有了更多瞭解，也讓我深刻感受到印度律師業面臨著巨大機遇，但更需要一場革命。
縱觀印度法律，紛繁複雜。眾多歷史小土邦的法律習慣整合、幾個宗教法律傳統的糾葛、東西方法律體系的衝突等這些歷史因素成為如今印度法律錯綜複雜的始作俑者。加之，印度是在最封建的土壤上建構最民主的憲政架構，在最落後保守的普通法傳統上嫁接最現代的經濟成文法。因此，如果僅以幾本學術專著或幾篇專業論文，是無法讓企業商務人士正確瞭解印度投資相關法律的。
▲2017年12月，哈佛法學院法律職業中心在印度舉辦研討會，討論印度公司法律部門的興起及其對律師和社會的影響。
印度法律的“難搞”在法律文書這件小事中就可窺見一斑。
前段時間，國內某知名互聯網公司委託我們團隊提供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等六國的法律意見書。翻譯中我們發現，相同的篇幅，譯者花費在印度律師文本上的時間是其他國家的兩三倍。
儘管團隊中有兩位律師曾留學印度並獲得碩士學位，且與印度律師共事了幾年時間，但仍然深感“印度律師的文本晦澀難懂，恰似中國的文言文”。
我們的印度事務以高於市場兩倍以上的薪酬聘請六位青年印度律師，我們要求他們按歐美現代英文撰寫文書，但兩年多來的“軟硬兼施”均無奏效，其背後根深蒂固的行業慣性可想而知。
與大多數中國律師白手起家不同，印度著名律師事務所大多是家族傳承。根據對十幾位印度律師的訪談，70%左右的印度律師都是家族傳承或受家族影響；70%左右的印度律師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而這種婚姻又大多數在“門當戶對”的法律圈子中“配對”。所以，大多印度律師的發展與家族勢力、地位都緊密關聯，這也讓印度律師難以擺脫封閉性和保守性窠臼。
印度經濟的開放和國際化是必然發展的規律，與之相匹配的律師業的開放和國際化也是必然要求。海外投資或跨國貿易需要本國律師提供服務，這不僅是國際慣例，更是文化認同和群體信任的本能。
如果印度的律師業向國際開放，印度的律師事務所必定會網絡化、國際化地壯大起來，這也必將給年輕律師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
可以設想，藉助中國幾千家在德里、孟買、普納、金奈、班加羅爾等城市的企業投資佈局，未來只要印度政府開放條件，我相信在未來兩三年內，創設一家以多數印度合夥人主導，擁有幾百名律師、多個網點的大型律師事務所不是難事。而且，這樣的律師事務所完全可以藉助印度法律人才的優勢，佈局東南亞各國的網點，成就一家世界知名的印度律師事務所。
本文作者劉逸星為上海蘭迪律師事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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