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逸星
2005年，我第一次踏上印度土地，以游学的方式来到浦那大学。当时怀揣着三个简单目的：一是看好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贸易的法律服务市场；二来希望能一边轻松挣钱，一边读个博士文凭；再者，又能吃着咖喱饭提升英文水平。
然而，彼时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法律服务市场并不如预期的乐观。以浦那这个现代工业发达的中等城市为例，居住工作的韩国人有五六百，而中国人只有五六人，包括我这位第一个去印度留学的中国律师。几个月后，我离开了印度。
当2015年重新踏上印度这块热土时，我有了新的信念：中国律师业必须国际化、中国律师必须走出去，中国律师业的国际化布局应该首选印度这个桥头堡。伴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到印度这样大市场投资必然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大潮流。
▲2016年8月24日，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举行与印度的顶级法律咨询公司的交流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金融中心与印度法律界的紧密联系。
果不其然，2015年在印度开设兰迪律师事务所后，各种委托纷至沓来。我在一个华人小餐馆的一场演讲就吸引了七八十位中资集团公司的高管；在自媒体、公众号上发表几篇短文就获得几十个案件的信任委托。
面对巨大需求，中印律师业的交流却远远落后于市场需要。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到印度留学的中国法律人仅有不到10人，其中4人就在我的团队；翻译的印度法律不到5部，其中还包括我们团队正着手翻译的在内。中国政府层面对印度法律体系的研究也没有实质动作和进展，对印法律知识的盲区成为了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障碍。
短短两年多时间，印度事务所发展速度超乎我的预期，我也像一个空中飞人，不定期往返于上海、洛杉矶、印度之间。近三年通过与印度法律界近距离接触，对印度同行有了更多了解，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印度律师业面临着巨大机遇，但更需要一场革命。
纵观印度法律，纷繁复杂。众多历史小土邦的法律习惯整合、几个宗教法律传统的纠葛、东西方法律体系的冲突等这些历史因素成为如今印度法律错综复杂的始作俑者。加之，印度是在最封建的土壤上建构最民主的宪政架构，在最落后保守的普通法传统上嫁接最现代的经济成文法。因此，如果仅以几本学术专著或几篇专业论文，是无法让企业商务人士正确了解印度投资相关法律的。
▲2017年12月，哈佛法学院法律职业中心在印度举办研讨会，讨论印度公司法律部门的兴起及其对律师和社会的影响。
印度法律的“难搞”在法律文书这件小事中就可窥见一斑。
前段时间，国内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委托我们团队提供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六国的法律意见书。翻译中我们发现，相同的篇幅，译者花费在印度律师文本上的时间是其他国家的两三倍。
尽管团队中有两位律师曾留学印度并获得硕士学位，且与印度律师共事了几年时间，但仍然深感“印度律师的文本晦涩难懂，恰似中国的文言文”。
我们的印度事务以高于市场两倍以上的薪酬聘请六位青年印度律师，我们要求他们按欧美现代英文撰写文书，但两年多来的“软硬兼施”均无奏效，其背后根深蒂固的行业惯性可想而知。
与大多数中国律师白手起家不同，印度著名律师事务所大多是家族传承。根据对十几位印度律师的访谈，70%左右的印度律师都是家族传承或受家族影响；70%左右的印度律师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而这种婚姻又大多数在“门当户对”的法律圈子中“配对”。所以，大多印度律师的发展与家族势力、地位都紧密关联，这也让印度律师难以摆脱封闭性和保守性窠臼。
印度经济的开放和国际化是必然发展的规律，与之相匹配的律师业的开放和国际化也是必然要求。海外投资或跨国贸易需要本国律师提供服务，这不仅是国际惯例，更是文化认同和群体信任的本能。
如果印度的律师业向国际开放，印度的律师事务所必定会网络化、国际化地壮大起来，这也必将给年轻律师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可以设想，借助中国几千家在德里、孟买、普纳、金奈、班加罗尔等城市的企业投资布局，未来只要印度政府开放条件，我相信在未来两三年内，创设一家以多数印度合伙人主导，拥有几百名律师、多个网点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不是难事。而且，这样的律师事务所完全可以借助印度法律人才的优势，布局东南亚各国的网点，成就一家世界知名的印度律师事务所。
本文作者刘逸星为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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