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場吃喝風中的第一號名人，當推建國初期的左丞相胡惟庸。此公不僅經常拉攏一幫子權貴在家中酣飲，而且挖空心思，把十幾只猴子訓練得能打躬作揖，跳舞吹笛，宴客時，就讓它們端茶斟酒，並雅稱為“孫慧郎”。而比起胡惟庸來，嘉靖時的權相嚴嵩，則更為荒唐離奇，他和其子嚴世蕃，不僅生活奢豪，連尿壺都是金、銀製成，日享珍饈百味。而且每當貪贓受賄滿百萬兩，就大肆請客以示慶祝。嚴嵩垮臺後，從他家抄出的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即不下17000餘兩。
把訓練好的猴子叫做孫慧郎
胡惟庸、嚴嵩，近年來史學界對其評價有爭議，但多數人仍認定他們是歷史上的反面人物。而萬曆初的名相張居正，近年來則聲價倍增，公認是明代最傑出的改革家。但正是這位張居正，在大刮吃喝風方面，並不比胡惟庸、嚴嵩遜色。他的父親病逝，奉旨歸葬時，沿途都有特派的廚師伺候，上等佳餚“過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飽食思淫樂。他因姬妾眾多，大吃補藥。名將戚繼光投其所好，獻給他不少海狗腎，致使“終以熱發”，“竟以此病亡”。
上樑不正下樑歪。權臣如此講究吃喝，下屬官吏怎不競相效尤？如宣德三年（1428），御史嚴皚、方鼎、何傑等，就因“沉湎酒色”被宣宗命令枷號示眾。次年，宣宗又指出，“近聞大小官……沉酣終日，怠廢政事”。嘉靖時，有個姓袁的松江郡守，不務正業，經常跑到城東的袁姓同年家中去痛飲，以致百姓哄傳“東袁載酒西袁醉，摘盡枇杷一樹金”。
明代官吏及富家巨室的食品，不僅搜求四方之佳物，如時人謝肇淛所記述的那樣： “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有的宦官、大吏，搜奇獵珍，所食之物簡直出乎人們的想象。有個宦官吃的米，“香滑有膏”，異於常品。產於何處？原來，“其米生於鷓鴣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去，來歲仍可取也。”而南京的宦官秦力強喜食胎衣，駙馬都尉趙輝食女人月經，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蚯蚓等等。匪夷所思，令人作嘔。
風花雪月，吃喝成風
吃喝風的盛行，必然進一步助長送禮、走後門的歪風。萬曆時，南京周暉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訪客，至內橋，見中城兵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擠滿了道路，以致交通堵塞。他很奇怪，一打聽，才知道： “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馬處送節物也。”當然，對於位居要津的權貴們來說，食品盒又何足道哉。萬曆中某侍郎收到遼東都督李如松送的人參，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兒”，如此奇珍，該又價值多少！《金瓶梅》描寫清河縣提刑千戶西門慶，為了跟蔡、宋二御史拉關係，請他倆赴宴，一桌酒席竟“費勾千兩金銀”，堪稱是明代官場貪嗜好食、揮金如土的典型寫照。
不難想見，吃喝風的盛行，必然導致政風的腐敗。你想，明代官俸最薄，如自掏腰包，那樣大吃大喝，他們早破產了！再之，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還有多少精力認真從政？而有的封疆大吏，為了討好皇帝，在吃的上面大做文章，更使政風日頹。如弘治時的丘浚，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本來政績不錯，卻也未能免俗，費盡心機地製成一種餅，託宦官獻給孝宗，但製法卻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後大喜，下令尚膳監仿製，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責。對此，連當時的宦官都看不慣，說： “以飲食……進上取寵……非宰相事也！”
不能認為，明朝有作為的政治家對上述官場的吃喝風都熟視無睹。朱元璋就曾經一度禁酒，下令農民“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宣宗朱瞻基鑑於“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專門發佈了《酒諭》，指出如果“耽嗜於酒，大者亡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而著名的清官況鍾（1383—1442），在江南的告示中曾一再抨擊奢侈，禁止酗酒。但是，所有這些，都收效甚微，至明中葉後，官場的吃喝風更愈演愈烈。固然，這是封建社會的本質所決定的： 每一個王朝，到了中葉，隨著封建經濟的繁榮，封建特權的加大，地主階級的消費慾便日趨膨脹，消費幅度驚人地增長，直至激化各種社會矛盾，以王朝的崩潰而告終，明朝當然也絕不會例外。但我們仔細觀察，則又不難發現，明朝的有關政策互相矛盾，以及無連續性，不能不是未能制止官場吃喝風的重要原因。如朱元璋一方面禁酒，一方面又在南京先後建起16座酒樓，在樓上或宴請百官，或招待“四方之商賈”，並用官妓侑酒。而以酒而論，縱觀整個明代，根本上就是實行的放任自流政策。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要剎住官場的吃喝風，當然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
撰文：王春瑜（明清史專家，本文是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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