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校教師的心聲。
市場街的斯賓諾莎/作者
因為明令禁止師生戀——更標準的說法是禁止師生之間發展親密關係，對所有人都有好處。明令禁止師生之間發生超越職業範疇的親密關係，是對當事學生的保護，也是對其他學生、當事教師、其他教師和整個學校的保護。
最近曝光的若干起教師性侵或者疑似性侵學生的事件，已經以生命和幸福為代價，把師生之間發展親密關係對學生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表現得很清楚了。遺憾的是，總有那麼一些人要給師生之間的這種親密關係套上一層虛偽甚至醜陋的所謂浪漫面紗。
我不敢自比盧梭，我也不期望自己思想的深度、視角的敏銳和文字的質量能望盧梭項背，但我希望能用盧梭寫作《懺悔錄》一樣的真誠，從一個高校教師的視角出發，來說說為什麼高校應該明令禁止師生之間發展親密關係。
對學生的保護
明令禁止師生之間發展親密關係，首先是對當事學生的一種保護。
俗話說，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在師生關係之間，教師對學生在很多方便確實享有絕對的權力。我當過學生，也當過老師，用西方人的話來說，“在桌子兩邊都呆過”。在從踏入大學第一天到現在的十年之間，我每天都對這個東西有切身的體會。
做學生的時候，我遇到過不止一位不負責任的老師，我知道挑戰他們不負責任的學術決定有多麼困難。當老師後，在我任教過的兩所大學裡，只要我作為任課教師或者指導老師，宣佈對於學生的某個打分是“出於學術理由”，幾乎沒有人能挑戰我的決定。
當然，學生是有機會申訴的，我也在申訴委員會里打過雜，但這個申訴只能基於“程序正義”展開。也就是說，如果我在程序上都正確，在分數、獎學金、能不能畢業、寫不寫推薦信（以及怎麼寫推薦信）、給不給實習機會方面，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
我認為這種自由裁量權是好事，因為這背後是對學術自由的尊重、是對學者個人學術尊嚴和能力的尊重，而我本人也一直在儘自己最大努力維護這份尊重。但是，坦率地講，如果一個不負責任的老師希望用手裡的自由裁量權來佔學生便宜，這是很容易做到的。我知道這點，其實學生也知道這點。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點，當某位老師讓一個學生陪吃飯、陪聊天、陪逛街、陪看電影，學生答應的可能性要比普通同事、同學或朋友答應的機會高很多。這部分高出來的概率，就是教師權力的作用，就是腐敗的土壤。
不僅如此，教師這個職位天然帶有某種地位和權威。按照韋伯對社會階層的看法，有了這個地位或者權威（status），即便不動用財富（wealth）或者強力（power），教師也會被認為處在一個更有能力收穫他人尊重、要求他人服從的位置上。作為教師，我肯定要在專業領域領先最優秀的學生若干個數量級。這不是驕傲的資本，而是勝任工作的基本要求。在課堂上以及師生關係中，絕大部分的對話和交往正是圍繞教師最擅長的專業領域而展開。在這個領域內，教師擁有足夠的知識，而且又比大部分學生多吃了至少十年飯（對於本科生而言，十年一般就相當於學生們出生以來一半的生活經歷了；對於研究生而言，這往往也是顯著的一段時間）。這些知識和經驗很容易被學生理解成富有魅力的智慧，雖然它們真的往往只是二手知識與離開了某個專業領域就毫無用處的經驗。
我真的認為，一個老師只要熱愛自己的專業、只要在教書育人方面富有熱情，贏得學生好感、甚至讓學生產生出發展親密關係的願望，完全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你甚至不需要做到風度翩翩、英俊倜儻，更不需要家財萬貫、出將入相。這當然不是因為你本人有多厲害，而是因為你所面對的學生大多涉世未深、課堂又給了你一個在他們生活中保持足夠曝光度的舞臺。而且，無論一個學校的師生比多麼高，永遠是學生比老師多。從很多方面來說，師生關係給老師提供的爭取好感的機會，可能要比tinder、探探和陌陌要高多了。
但問題是，通過師生關係所形成的這種好感，就算當事人在整個過程中完全出於本意，往往也是虛假而脆弱的激情。我也是人，也難免於某些瞬間在某些眼神或者微笑中感到溫暖和甜蜜；但我明白，如果走出我的職業，在生活中的我可能不會那麼自信，不會那麼理性，不會時時充滿激情，不會事事充滿見解。我有一份不錯的收入，但並沒有完全實現財務自由；我有一些生活情趣，但也有很多不討人喜歡的性格——而這些往往都不是學生能自然體會到的。
總之，作為教師，當面對學生的好感時，就像面對任何關心一樣，你要真誠地告訴對方：你在課堂上和師生關係中的表現，往往是帶著職業面具的表演，從本質上和電視劇裡的角色沒有區別。絕大部分學生都是聰明而理智的，相信我：一開始就用善意地把界限劃清而不是處心積慮地製造曖昧，沒有幾個人會死纏爛打的——世界這麼大，值得深愛的的人多了去了。
對其他學生和教師的尊重
明令禁止師生之間發展親密關係，也是對其他學生和教師的尊重、對整個學術機構聲譽與公正的保護。就算師生之間真的產生了純潔的愛情，就算這種愛情脫離了師生關係依然存在，這種親密關係還是對於一個學術結構的制度環境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我們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慾，都有人性的弱點，也都有難以察覺但確實會影響決策的潛意識。如果我愛一個人，我當然會更多地為對方著想，而假如我愛的人是我的學生，對方自然會得到我格外的關照。可即便我牢牢把握住那些看得見的道德標準，即便用盡全力公事公辦，就一定確保我對自己的學生愛人和其他不是愛人的學生完全公平公正嗎？
如果親密關係不是發生在師生之間，我可能希望把所有能用的時間都用來和愛人相處。但學者的工作時間往往充滿了彈性，當一個學生成為了愛人，恐怕就很難保證能在每個學生身上都公平地投入時間和精力。
不僅如此，所有在答辯委員會里工作過的人都知道，即便你有過硬的學術原因想要掛掉一篇不是自己主要指導的論文，在實際操作的時候會面臨多少煎熬和困難。有太多的同事，認為對學生的批評就是對自己學術能力的指責；也有太多的教師，把對同事的不滿變相發洩到同事的學生身上。在高校的許多方面，即便是純粹的師生關係，因為裡面牽扯了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往往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學術決斷；如果師生關係再摻雜了親密關係，我不知道有誰能真正將個人情感與職業判斷區分開來。那些聲稱自己能做到這點的人，在我看來若非異常虛偽就是絕對冷酷，大概進入任何親密關係都會給對方造成傷害。
對教師本人的保護
最後，明令禁止師生之間發展親密關係，並且對此制定出詳細的執行制度，歸根結蒂也是對教師本人的保護。從做助教開始，我接受過一系列關於如何正確處理師生關係的培訓，其中經常被提及的重要一項，就是如何對學生進行單獨輔導。一般而言，這種輔導必需在辦公室或者咖啡館、圖書館等合宜的公共空間展開。如果在辦公室進行單獨輔導，而辦公室又沒有面向走廊的透明玻璃，那麼循例應當將辦公室的門打開，以示避嫌。
我覺得這很重要。在高校裡呆的時間長了，你就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學生，至少也會聽其他同事說起各種奇葩的學生。因為自己學習不努力而不能畢業、轉而控告教師騷擾的真實案例，我至少聽到過三個。我之所以說這些是真實案例，因為最後調查的結果都是教師遵循了程序正義，而學生沒有任何證據能說明教師試圖利用手中權力或者威望來脅迫學生髮展親密關係——而在這些調查中，只要學生能舉出關門進行個別輔導的例子、或者像陶同學和高同學那樣給出導師要求獨自到家裡進行輔導的短信證據，那麼無論在辦公室和家裡到底是坐而論道還是“做”而論道，教師肯定都會被處理。
有了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教師和學生在日常互動中都會更清晰地劃清職業關係的界限。而按照規定謹慎行事，也能保護教師免受來自部分別有用心的學生敲詐勒索。何況，以人性之多變，因為愛得深所以怨得深、恨得深的例子，大概每個人身邊都有好幾個；許多初衷良好的感情，最後卻造就出最苦澀的敵意。在這種情況下，明確禁止師生之間親密關係，顯著提升了犯錯誤的成本，聰明人就不會心存僥倖，因而說到底也是對教師的保護。
退一萬步說，即便師生之間有真愛，明令禁止在師生關係存續之時發展親密關係，大概也不會扼殺這種真愛吧。這事情其實一點都不復雜。情侶們不是經常要問你愛我有多深、愛我有幾分嗎？如果真愛的深，既然能愛到海枯石爛山無稜天地合，那麼辭職另找一個教職，或者轉去另一個學校或者項目繼續學業，恐怕不應該成為問題吧？連這點小小的挑戰都不能克服，還說是真愛，怎麼看都覺得是在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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