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说，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是追求自我道德的圆满；“外王”是追求最宏大的权势，成为普济苍生一统天下的君主。一内一外构成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
通俗地说，理想人格就是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想成为的那种人。你是个读书人，你大概最想成为孔子——他创立了儒家学派，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你是个商人，你大概最想成为陶朱公，他不仅官做得大生意做得大，还能带着美女西施泛舟于五湖烟海之间；你要是喜欢军事，你大概喜欢成为孙子那样的人，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以智止戈。但在占据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数千年来中国人共同的理想人格就是圣人——既有平治天下的伟大事功，又有崇高的道德境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是诸子百家竞相登上历史舞台的“轴心”时期。各主要学派都根据自己学说，推出了自己的圣人形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树立典型供后人顶礼膜拜，这些圣人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各学派的最高理想。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理想境界是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路如何成为一个君子的问题时，详细阐述了圣人的标准。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是个好学的好青年，他问孔子如何才能做个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对人和事都要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周围的人们安乐。”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所有百姓都安乐。修养自己使所有百姓都安乐，尧舜还怕难于做到呢？”
在孔子看来，做君子的起点是先修养好自己的身心道德，就像是游戏中的打怪升级一样，先修养好自己的道德，再一步步向圣人靠近。如果道德修养不好，那就成不了圣人，很有可能成为被社会抛弃的“剩人”。在修养道德的基础上，更要心怀天下，为天下的百姓做贡献，这样才能做到像尧舜那样的圣人。由此可见，孔子眼里的圣人有两条标准，一是具有极高的道德修为，二是有平治天下的伟大功绩。但这个标准实在太高，把圣人变成了国宝熊猫那样的稀缺资源。孔子就经常感叹说，圣人我没有看到，能看到君子就不错了。可见，尧舜那样的圣人，是孔子的最高理想人格。
道家学派表示不服气。道家强烈反对儒家仁义礼智的价值观，庄子就曾经“恶毒”地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把儒家树立的圣人说成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提倡无为而治的道家，他们的圣人和尧舜完全不一样。老子认为真正的圣人是无为而治与世无争的，是冷眼观世间而心灵宁静，是别人开心他冷笑、别人悲伤他开心的遗世独立的高士，是拥有高深的智慧，悟透生命之道退隐不争而全身养性的智者。而庄子就更加玄乎了，他笔下的圣人是游方之外，抛弃了一切倚待而逍遥于天地之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圣人、至人和神人，而他们“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墨家是个无条件牺牲自己成全天下的学派，他们崇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哪怕是摩秃头顶、走坏脚跟也要兼爱天下。在他们眼里，儒家圣人不够博爱，道家圣人不负责任，法家圣人心狠手辣，他们理想的圣人是兼爱天下，从来没有个人私欲，把身心和灵魂全部奉献给天下的人。
法家说你们学些学派太天真了。法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大车店老板希望别人发财，不是他善良，而是希望人们来买他的车；棺材店老板巴望着每天死人，不是他心怀，而是想多卖棺材。因此人性是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如果顺着人性疯狂生长而不严加管束人性的话，社会将会陷入极度混乱。因此人性需要严刑酷法约束，君主和臣子、百姓是互相算计的关系，君主既要心狠手辣又要心机深沉，用法术势的配合和高超的权谋，才能一统天下。因此法家的圣人是那种能够一统天下的霸主。
儒、道、墨、法等学派都树立了自己的理想中的圣人，其目的就是塑造自己学派的理想人格，用现实或虚构中的圣人，为他们的思想代言，让人们去学习和膜拜，从而推广自己的思想。相对而言，儒家学派的圣人最具现实意义，因为人生而在世，谁也无法超越功利，你做不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墨家圣人；也学不来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甚至是餐风饮露在天上飞来飞去的神仙，即使是列子那样的人，也只能在天上飞15天，最后还得掉下来；你更无法做到视生命如草芥用严刑酷法高超权谋统一天下的霸主，哪怕是齐桓公这样的霸主，最后也是被活活饿死。所以，儒家树立的圣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他们毕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靠自己高尚的道德和伟大的功业，成为圣人。伟大的功业有时候可遇而不可求，但儒家认为追求道德是操之在己的，你想做就能做，至于伟大的事业，就要看你的努力和后天环境的配合了。前者叫“性”，后者叫“命”。虽然我们可能毕生都无法达到圣人的高度，但他们作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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