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15）
粤语作为一门语言工具，成为早期更正教福音传华的主要语言载体之一。
自秦朝起，经历朝代更迭的中原人，部分南下至岭南地区，与当地土著混居后，逐渐形成了以粤语为主要口语的族群。粤语，又称广东话，是两广地区的主要通行用语，香港和澳门地区官方用语，也是东南亚乃至欧美地区华人社会的一大流通用语。这里的粤语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单指标准粤语（广府话），还包含了两广地区许多相近方言，例如在北美第一代移民中盛行的台山话。
粤语曾经作为早期对华宣教的前线工具，在华人福音传播事工上有着重要的席位。而论到传福音的预备事工，圣经翻译是一大要素。
早在十六世纪的明朝，罗马天主教就尝试将圣经翻译为中文，受限于当时官方的不重视，印刷技术水平也不高，翻译工作非常零散，没有广泛传播。后来，耶稣会专门将沈福宗等改信天主教的年轻中国学者带回欧洲，以期达到双方了解沟通的目的，然而收效甚微。沈福宗（Michael Shen Fu-Tsung）于1680年代前往欧洲，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受法英两国君主高规格接待的中国人，此事都未曾显著记载在中国史册上，倒是西方史中对此有所记录。由此可见，当时的朝廷上下，并未把福音放在心上。
资料图片01：沈福宗
直至清朝，由于与罗马天主教廷在礼仪之事（主要是祭祖的问题）上谈崩了，雍正皇帝于1723年下旨禁止一切外国传教士来华宣教。到了1757年，乾隆更进一步锁关，沿海口岸仅留广州的十三行片区给外国人前来经商，商业以外的活动一概严禁。
在这种阴云笼罩的境况中，千里之外的伦敦，一位年轻人正在向神祷告，祈求主为他开通一条艰险的路，去福音的“禁区”——中国。这位年轻人名为马礼逊，来自伦敦差会。
他最终克服重重困难，于1807年来到中国，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中辗转于澳门，香港和广州十三行这些粤语地区，用极其有限的资源研究中国的语言，并于1823年正式通过批量印刷技术，印刷第一本完整翻译的中文圣经。
资料图片02：马礼逊
这个时期，马礼逊面对着两个主要问题。
一方面，粤民普遍对洋人非常排斥。明代来华的天主教传道士利玛窦早已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提出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也许是长期被中原边缘化后形成的无差别排外性；又也许是民众觉得官方和洋人勾结垄断，使本地人无利可图；又或许是当地宗族意识强盛，民风彪悍，在与洋人接触后一旦发生矛盾，可能上升到“族群争斗”的高度，进而对洋人这个整体产生排斥感。俨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直到如今，还有部分粤民将所有不同肤色的外国人统称为“番鬼”。）
另一方面，官方势力也是严重的阻碍，清政府严禁普通民众与洋人的接触。而当新教来华时，已经在澳门的天主教人士曾出面驱赶宣教士，是一股相当大的阻力。
在这样的环境下，马礼逊要融入华人社会，尤其是粤语族群，当真是极其艰难的事情。
资料图片03：广州十三行
马礼逊的主要工作是透过文字和语言的。他不仅翻译了圣经，还学习古汉语和粤语，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编制了中英双语词典。另外，他也设立了现代印刷行，用平版印刷术印制圣经、辞典、福音资料。
资料图片04：马礼逊译制的圣经
在印刷行的主要华人助手是来自高明（如今佛山市高明区）的梁发。这位梁发后来信主，成为第一位华人宣教士。他创作并印制了《劝世良言》，向一批批准备考取功名的文人宣教。在这群文人当中，有一位颇不安分的落榜青年，他在街头接到了这样的宣教资料后，脑子里开始激烈运转，自编了一套救世理论，自此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太平天国运动，他就是洪秀全。这不是本文重点，从略。
马礼逊当时的同工并不多，除了几位中国工人，还有来自同一个差会的米怜夫妇（1813年来华，因受当地天主教驱逐，后长期在马六甲传道），还有1820年相识的美国商人大卫（被后人誉为“美国宣教之父”）。
英国差会踏出了第一步，此刻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经历第二次大觉醒，教会的复兴带动大批宣教士开始热心祷告，求神为他们开通抢救灵魂之路。
1830年，美国的第一批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乘坐马礼逊之友大卫的船来到广州，向马礼逊学习中文和粤语。
很快，学者型的宣教士裨治文开始了他的文字事工。1832年，他主编出版期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向当时在亚洲的宣教士们讲论中国文化和当下时事，是世界上第一本汉学期刊。在1847年移居上海之前，他主要定居在广州参与圣经和中文名著翻译等工作。直至1861年于上海逝世，裨治文将他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宣教事工。
另一边，此前一直活跃于东南亚的德国宣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也在鸦片战争前来到澳门及香港，着手翻译文理版圣经以及出版中文刊物《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和《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1831年，1832年和1833年在中国海岸进行的三次航行日志）》。在他的资助下，以差派工人到中国传福音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传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这个差会在1854年派出了一位深深改变了中国宣教格局的人——戴德生。
郭士立的著作也影响了两位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位是向非洲宣教的传奇人物利文斯通博士（David Livingstone），他读了郭士立关于中国的介绍后，立志成为一名医学宣教士，并计划来华传教，后来因鸦片战争，被伦敦差会派向非洲。另一位甚至与郭士立有过面谈，并通过他了解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这些都建立了他不一样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影响了一代代的人，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世界瞬息万变，在历史长河里，各样的人物生平都交错在了一起。受呼召而宣教的工人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稳步前行，预定得救恩的都被主吸引与他们同行，但也有许多人与他们擦肩而过，仍将自己投入到颠沛流离的洪流当中去了。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宣教士们被准许在中国境内所有地方活动，广州不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宣教的中心也逐渐向北移动。
粤语曾作为向华人宣教的有力工具之一，按照神所预定的时间，犹如在封闭的铁桶壁上凿出了一个小洞，在黑暗里坐着的人们，暮然发现有光透进来了。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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