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伊内博卢是土耳其北部的港口城市，静谧怡人。五姐妹拉蕾、努尔、索娜伊、塞尔玛和安杰与她们的叔叔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她们和几个男同学在海滩边戏水打闹，而后又去果园偷摘苹果，欢声笑语不断。岂料，路过海边的邻居将此事告诉了她们的祖母和叔叔。等待她们的是漫长的禁足和无情的呵斥。迫于宗教和习俗的压力，叔叔只能带她们去医院体检，以确保处女之身尚在。祖母则开始在家给她们传授种种家务劳作的技巧，家已然成为一个老婆加工厂。
家中的铁门和围墙越修越高，可向往自由的五姐妹仍旧偷偷逃出家门前往球场看球。仁慈的祖母滑稽地制造了一起全村停电事件，替她们将此事隐瞒下来。祖母加快了替孙女们相亲的步伐。最先前来提亲的人家原本看上了索娜伊，但索娜伊坚决要和心上人艾金结婚。祖母同意了她的请求，把塞尔玛介绍给了这个陌生的家庭。结婚当天，相爱的索娜伊和艾金纵情歌舞，一旁的塞尔玛和陌生的丈夫奥斯曼却只是在黯然中喝着闷酒。
安杰在叔叔的车上和一名青年亲热，岂料几日后，她便在家开枪自杀。家中只剩拉蕾和努尔孤单相伴，在努尔的婚礼当日，拉蕾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努尔逃离家乡，前往伊斯坦布尔。
影评：
涉及性别话题的影片往往意旨明确、符号多义、笔触尖锐，而《野马》则似潺潺流水，绵柔温婉，掷地有声。手枪、汽车、足球，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男性符号在艾葛温眼中则化为仪式化的道具，是拉蕾出逃的临门一脚，也是虎视眈眈的世俗世界。李杨的《盲山》也曾述说妇女在封闭、非现代的环境中的宿命。其力道苍劲，由上到下审视民族性中的顽疾。《野马》的笔锋却潜藏于光影间隙之中，其力道则是纵向的，自内而外探求女性的归属。影片中的五位女孩更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枝叶娇翠，观众需屏息静气，方可嗅到她们的芬芳。
五姐妹从女孩转变成女人的那一段静谧时光洋溢着青春的躁动和强烈的生命欲望，导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段时光，它也成了《野马》区别于其他女性题材影片最闪耀夺目之处。导演弱化了片中关于性别偏见和社会陋习的批判，叔叔对五姐妹的禁锢是通过祖母得以实施的。祖母身处夹缝之中，她是过来的一代，也是矛盾的一代。她同情孙女的遭遇但又不得不按照既定的男性模式来充当规训孙女的机器。面对性别和习俗对女性的压迫，祖母对她们施以爱的惩罚，没收她们所有和外界联系的工具，传授厨艺和家务技能，这是其男性特质的一面，而当她面对孙女们私自外出看球、大胆追求爱情和婚前淘气锁门等行为时，她又站在了女性这一边，为她们的莽撞和勇敢，无私地承担了潜在的责罚。这是一种讨巧的结构设置，规避了拗口难嚼的宗教和世俗讨论，将镜头缩小至个体的生命体验，以小搏大，敏锐且深刻。
艾葛温在采访中曾说，女孩肆意飘扬的头发就如同野马的鬃毛一样，满是活力、满是希望。影片中凡是女孩的镜头大都是高调、温暖、多彩的。女孩的头发既是她们异于同村人的青春符号，也是影片最显著的造型元素。海滩追逐、家中受罚、体检返程等五姐妹的群戏中，头发总是作为视觉主体，要么处于镜头中央，要么辅以逆光将其照得轻盈明亮。而影片中的其他女性角色，祖母、提亲的长辈、路人和同学，大都以短发或盘发登场。当五姐妹在球场摇头呐喊、在皮卡车尾厢中迎风欢唱、在婚礼中抱头痛哭，当伊斯坦布尔清晨的阳光唤醒依偎在车窗前的拉蕾和努尔，她们的头发或飘扬或闪耀，似磁铁一般，抓牢了观众的眼睛。
《野马》是多义的，但绝不含混；是批判的，但却不生硬；是热情的，但不失含蓄。当拉蕾和努尔穿过黑暗的山间隧道，坐上城际巴士时，我们或许对两姐妹的未来才稍微放下心来。拉蕾靠在车窗酣睡，镇定从容。这份从容，也是导演艾葛温借由影片得出的答案—勇敢地走出去。她对未来充满信心，当拉蕾拥抱恩师迪莱克，当女性拥抱智慧，世界又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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