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王建增:豫劇「五大名旦」芻議

文 / 浙江海洋大學 王建增

「爭鳴」王建增:豫劇“五大名旦”芻議

1980年流派匯演中的“五大名旦”

豫劇“五大名旦”是河南官方和戲迷對五位旦角流派宗師的合稱,也是被許多觀眾、演員、評論者和媒體經常提及的稱法。此稱呼始於1980年。當年的三四月間,河南省文化局等在鄭州舉行豫劇流派彙報演出,邀請生、旦、淨行當知名演員參加。旦行的陳素真、常香玉、崔蘭田、馬金鳳、閻立品均在應邀之列,並各自上演拿手劇目,此五位藝術家被譽為“五朵金花”。這次演出成為豫劇流派定型的標誌,“五大名旦”或旦角“五大流派”的說法由此產生。豫劇名旦桑振君本已受邀,後被阻止參演,但因其桑派民間根基深厚,戲迷群體甚眾,遂又有“六大名旦”之說,提法最多的卻還是“五大名旦”。早在上世紀30年代,當時的河南省會開封便有陳素真、王潤枝、馬雙枝、司鳳英、常香玉“五大名旦”,但迄今提及者不多,尤其是王潤枝、馬雙枝、司鳳英三位,受歷史條件和個人因素所限,已淡出人們的視野。當前所指的豫劇五大名旦,仍是1980年流派匯演後對“陳常崔馬閻”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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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旺

五位旦角藝術家的成就和水平不容置疑,她們對豫劇的貢獻有目共睹,作為流派宗師的地位也已被公認。但凡事都要有一定限度,過猶不及,如果提到豫劇就離不開“五大名旦”,同時把其他行當視為無足輕重,可有可無,則勢必影響到生、淨、醜的長遠發展,亦會限制旦行其他演員藝術的傳承。官方、專家和部分戲迷只知對“五大名旦”極度推崇和無休止宣傳,似乎並未顧及由此產生的不良後果。從“五大名旦”的標杆被樹立以來,豫劇中許多問題便逐漸顯露,有些已頗發人深省。概括起來,至少有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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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行當不均。當時的流派匯演存在明顯缺陷。一是未邀請丑角演員。醜為四大行當之一,基本上是每出傳統劇目必不可缺的角色,俗語“無醜不成戲”。其時健在的知名丑角演員不在少數,卻無一人受邀參演,包括有“三大名醜”之譽的高興旺、牛得草、魏進福。後高興旺和魏進福不久去世,致使後來的豫劇丑角只出現一個牛派。高興旺雖有高派之稱,但現在基本已絕跡舞臺;牛得草若非因《七品芝麻官》聲名遠播,或許豫劇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丑角流派也沒有。二是對生、淨重視不夠。參演的生行藝術家有劉法印、唐喜成、趙錫銘、劉忠河、崔少奎、修正宇、金德義,而楊啟超、王素君、劉新民、張枝茂、李國範、任四亮等較有代表性的知名藝術家均沒能參加;受邀的生行演員雖人數多於旦行,且鬚生、武生、小生均有,但未由此被宣傳開來,使得最後位於戲曲四角色之首的生行,只推出了唐喜成的唐派,旁人則參不參演作用不大,至多隻是留下了錄像資料,相比給予陳常崔馬閻的“待遇”和機遇,可謂天差地別。其他同時代或稍前的知名演員,如許樹雲、劉朝福、趙義庭、馬天德、曹子道、王二順、張敬盟、王小樓、謝順明等,則當年連錄像資料也未留下,如今已基本無人提起。此雖有時代、歷史的因素,但與宣傳上過分推崇“五大名旦”而忽略其他行當有直接關係。後推出的唐玉成的鬚生、王素君的小生等流派,倒也得到了業界認可,但影響力和官方地位仍在唐喜成之下。淨行只邀請了李斯忠,其他如洛陽馬東法的花臉,安陽王金山的黑臉,及商丘吳心平的黑臉等,都未參演,也未被推出。此次活動名為流派彙報演出,並在“文革”結束不久、古裝戲剛剛恢復之時,主旨應為加強不同地域、不同風格的演員互相切磋學習,為他們搭建交流借鑑的平臺,從而繁榮豫劇事業。且省領導親自出席開幕式,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和17個省、市、自治區的代表前來觀摩指導,堪稱規模空前。如此重要的文藝盛會,理應充分考慮到藝術的全局性和長遠性,儘量做到行當齊全,公平對待,而非有意突出旦角或只是為樹立所謂的“五大名旦”。若匯演的目的僅限於此,並由此使生、淨、醜地位一落千丈,則已完全失去了其本來意義和價值,舉辦如此聲勢浩大的活動也頗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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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得草

後來的文化主管部門和官方媒體,對旦角的扶持和宣傳亦“不遺餘力”,同時對其他行當有意無意地忽略。繼“五大名旦”以後,1993年又隆重舉行豫劇“十大名旦”選拔賽,並將其視為90年代至今豫劇表演的領軍力量,只是雖名為“十大”,實際上選出了12人,且大部分出自五大名旦門下。雖有90年代初在民間叫響的生行“八大紅臉”、1994年評出的“十大名醜”,及2011年評出的“十大紅臉”,但受重視程度遠無法與12人組成的所謂“十大名旦”相提並論。較為典型的仍是豫東紅臉,能在民間享有崇高聲望,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卻除劉忠河以外,其他人在官方沒有任何地位,成為戲劇界一大怪象。時至今日,豫劇已確定的流派只有旦行的五大名旦和桑振君,生行的唐玉成、唐喜成、王素君,淨行的李斯忠,醜行的高興旺、牛得草。且唐玉成、唐喜成、李斯忠、牛得草等同為流派宗師,但從政府扶持、媒體宣傳、擔任職務等各方面均要比五大名旦低一檔次,地位永遠在名旦們之下,甚至所有生、淨、醜流派宗師們加起來,分量也不及一位“名旦”。更匪夷所思的是,不少所謂的專家居然屢屢揣著明白裝糊塗,對外宣傳豫劇只說五大流派,而這五大流派卻只是“五大名旦”,乃在刻意排除其他行當,力促五大名旦成為豫劇的全部。這種誤導大眾的片面作法,及縱使豫劇畸形化也在所不惜的精神,委實讓人歎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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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劇主管部門和很多體制內從業者如此毫無顧忌地只看到旦角,除豫劇自身歷史發展的原因以外,很大程度上應緣於和京劇的攀附與趨奉。豫劇和京劇相對於崑曲,均原為“花部”的一種,但不知何故,很多劇種卻自覺將京劇奉為龍頭老大,甘願在其面前俯首稱臣。尤其是1927年起京劇“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出爐,且名聲日勝,成為支撐京劇門面的演員之時,其他劇種也紛紛跟隨效仿,開啟“名旦”之風來樹立形象,包括評劇、越劇、粵劇、秦腔、黃梅戲等均是如此。豫劇更不甘於落後,繼30年代開封五大名旦、40年代界首四大名旦後,終於在1980年推出五大名旦方塵埃落定。即如同有所謂“著名豫劇評論家”公開聲稱的那樣:京劇有四大名旦,我們有五大名旦,比京劇還多一位。但京劇在經常提及四大名旦的同時,至少還有老生程長庚、張二奎、余三勝、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等前後“三鼎甲”,俞菊笙、李春來、黃月生等“武生三大流派”,餘叔巖、馬連良、言菊朋、高慶奎、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等前後“四大鬚生”,裘盛戎、金少山、郝壽臣、袁世海等“四大花臉”,蕭長華、馬富祿、茹富蕙、朱斌仙等“四大名醜”,以及王鴻壽、汪笑儂、周信芳、唐韻笙、李少春、楊小樓、程繼仙、蓋叫天、姜妙香、葉盛蘭、侯喜瑞、李萬春、葉盛章等其他

諸多老生、武生、小生、花臉和丑角流派,並同樣受到了應有的尊重,至少各行當相對平衡,遠不如豫劇這般行當之間差別如此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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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京劇中部分生淨醜藝術家亦堪與梅蘭芳以外的名旦並駕齊驅,如周信芳、馬連良等,地位和待遇並不亞於尚小云、荀慧生等。豫劇則除了五大名旦還是五大名旦,此外再無其他,且在五大名旦們弟子遍佈全國、“桃李滿天下”的同時,生淨醜們則除了唐(喜成)派以外,均一直遭遇冷落,在旦角面前永遠難以抬頭。縱有民間觀眾自發對生淨醜優秀藝術家的讚譽,也只是“徒有名聲”,地位與旦行遠不可同日而語。豫劇的掌權者和專家們在拾人牙慧的同時,並沒有學到京劇行當相對全面、均衡的真正優點。另外京劇雖注重“四大名旦”,也向來沒有過“京劇四大流派”之類的說法,最多隻是提“旦角四大流派”,從未像部分豫劇界官員和“專家”那樣偷換概念,動輒以“豫劇五大流派”迷惑大眾,為竭力宣傳旦角不惜以損害豫劇的前途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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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喜成

豫劇在多年曆史發展中,生旦淨醜各行當均湧現出大批水平高超、深受歡迎的藝術家,形成了諸多風格迥異、特色獨具的藝術流派,成就了豫劇昔日的輝煌。他們的傑出貢獻理應得到認可,精湛技藝理應得到繼承發揚。每個行當和流派也均自發擁有特定的觀眾群體,有人喜歡旦角,但也有大量戲迷只喜歡生、淨或醜,無法趨同;對於很喜歡旦角的戲迷而言,時間長了也要換換口味,否則會產生審美疲倦。若總使旦角獨大,讓豫劇各行當嚴重錯位發展,無異於是對眾多藝術家辛勤付出的無視和抹殺,亦是在單一和弱化豫劇豐富多彩的流派藝術,同時很容易丟失大部分觀眾。上世紀90年代以來,豫劇即陷入觀眾老化、演員流失、市場萎縮的生存困境,或許和有關部門對豫劇的極端和片面化作法也不無關係。另外,豫劇作為發源於河南的北方劇種,總體雄渾豪放、大氣磅礴、強勁有力,富有陽剛之美和豪俠之氣,同時剛柔相濟、陰陽協衡,頗能體現中原大地包容開放、古今兼具的歷史文化特色,與南方劇種的嫵媚嬌柔形成了鮮明對比,如今卻人為地將其帶入歧途,向以旦行見長的南方劇種靠攏,但生長於北方地區的豫劇,偏又缺乏南方劇種特有的陰柔和嬌媚。如此一味以己之短學人之長,不惜捨去與生俱來的優勢停留在自己的弱勢上,最終又弄巧成拙,不倫不類,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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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君

除此以外,則是研究與宣傳中的厚今薄昔。豫劇自形成以來,歷經無數先輩不斷積極探索創造,才有了豐富的積累與沉澱,為後世留下了異彩紛呈的舞臺藝術。但當前戲迷所熟知的演員,仍只是其中一部分,歷史上還有大批優秀藝術家有待發掘推廣。然在80年代以來官方對豫劇的主導和宣傳中,卻對五大名旦及唐喜成的前輩或同輩中過早故去的演員,如晚清以降生行的王海晏、孫照登、張小乾、張福壽、張同慶、周海水、張子林、陳玉亭、賈保須、李存伍、彭海豹、賈福正、朱勤堂、李文知,旦行的孫延德、李劍雲、閻彩雲、林黛雲、時倩雲、賈碧雲、李瑞雲、燕長庚、桑殿傑、苗喜臣、馮煥卿、花桂榮、姚淑芳、湯蘭香,淨行的段德福、王彥山、王文才、朱興明、渠永傑、王在嶺,醜行的李德魁、曹獻章、徐金髮、張洪盤、宋清元、李憲彬等均關注不力,而他們的藝術水平怕不亞於唐喜成輩演員,只是受所處時代侷限,音像資料稀少,後人無緣欣賞到其藝術風采。一直讓豫劇效仿學習的京劇即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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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四大名旦以前的演員,從程長庚、張二奎、余三勝算起,至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汪笑儂等,並未被人們遺忘,而他們的的音像資料同樣不多;四大名旦的師父、素有“通天教主”之譽的王瑤卿,未因其弟子叱吒梨園而被埋沒,也未因影視資料缺乏而影響在京劇界的地位。包括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同樣沒有留下演出錄像,亦絲毫不影響荀派在京劇史上的位置及其藝術的傳承。很多豫劇戲迷了解和書中記載的演員,則多從五大名旦伊始,而豫劇“通天教主”孫延德(1865年生人)於1947年方才逝世,相比京劇“後三鼎甲”之一的譚鑫培(1847-1917)還算“年輕”,相比程長庚(1811-1880)更屬晚輩,在豫劇中卻因年代久遠而不被提及,更未有“孫派”之說;孫延德的弟子,包括被譽為“第一花旦”的李劍雲、一身絕技的名醜李德魁、對許多演員而言並不陌生的閻彩雲(閻立品之父、安金鳳之師)等,均為當時響震八方的名角,當前也是很少有人說起,更沒有被樹立派別。唯一可稱例外者為豫東“紅臉王”唐玉成(1895-1973),在錄像全無、錄音稀有的情況下,因弟子眾多,影響太廣,迫使主流戲劇界不得不“特殊照顧”,推出了豫東調的唐派,與之同輩的演員則無此幸運,基本全遭“雪藏”。不可否認,豫劇相比京劇發展較為滯後,上世紀20年代,在京劇的表演藝術已由成熟走向鼎盛之時,豫劇還是活躍於鄉野村臺的“土梆子”,但並不能因此無視豫劇史上成就卓著、貢獻突出的藝術家們,況且豫劇的形成時間本就比京劇久遠,尤其是上世紀30年代樊粹庭及陳素真等對豫劇的編、導、演、管等全面改革之後,豫劇已逐步走上規範化道路,故而豫劇不必處處在京劇面前以小兄弟甚至晚輩自居。如能充分挖掘出五大名旦以前的演員,並大力弘揚推廣開來,則豫劇流派至少不會比京劇晚了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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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忠

豫劇流派的確立還存在演員老化的問題。如1980年流派匯演參加者中,除金德義(1956年出生,時年25歲)、劉忠河(1943年出生,時年38歲)、修正宇(1941年出生,時年40歲)、崔少奎(1934年出生,時年47歲)以外,其餘皆年過半百,陳素真已年逾花甲。老藝術家功底深厚,久負盛名,理當在受邀之列,其他新秀卻並非不可。可能主辦方認為青年演員資格不夠,但從豫劇的長遠性出發,則不能不考慮新生力量,何況很多後起之秀確實力不凡,且藝術如日中天,完全可以為其提供展示的平臺,並藉機廣泛宣傳,為豫劇的發展積蓄人才。相反,部分老演員因身體欠佳,已不再方便演出,如崔蘭田大師,藝術黃金時期在文革以前,文革後已較少登臺。在京劇1927年選出梅尚程荀等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為四大名旦時,豫劇卻在53年後的1980年請老去的演員做“形象代言”,在京劇面前“年輕化”的同時使自身老化,至今仍言必以“五大名旦”起始,亦頗讓人難以理解。

在官方對旦角竭力重用扶持的情況下,旦角內部仍然存在不足,並沒出現流派紛呈的繁榮景象,也未使前輩們的藝術得到有效傳承。致使生淨醜屢遭排斥,旦角的發展也不甚理想。包括研究推廣中的厚今薄昔現象,在旦角中即有鮮明反應,對此前文已有所述及。另外還有如下方面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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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桂玲

一是忽略同時代其他演員。

1980年參演的五位旦角藝術家無可爭議,但她們是否為當時成就最突出的五位,或其他人是否均不夠分量,及豫劇風格流派的形成是否更多地摻雜了人為因素,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豫劇旦角確應有這五個流派,卻並非只有這五個流派。除她們以外,當時尚健在的王秀蘭、宋桂玲、王敬先、李景萼、李蘭菊等知名藝術家均未參與,對在外省傳播豫劇的演員也沒有考慮,比如臺灣的毛蘭花、張岫雲,江蘇的徐豔琴,河北的宋淑雲,陝西的張鳳雲等。而這些藝術家在文革前及解放前,水平和聲譽並不在崔蘭田、馬金鳳、閻立品、常香玉等之下,如毛蘭花和徐豔琴,在40年代的安徽界首,即和馬金鳳、閻立品並稱“四大名旦”。另一典型事例為桑振君,在50年代與陳素真、常香玉並稱為“東陳西常中南桑”,本在應邀之列,後卻莫名其妙地被拒門外。幸而桑雖未參演,卻能以自身名望和弟子們的作用等開宗立派,其他同輩藝術家則就沒這麼幸運了。即對很多高水平旦角演員來說,是否參加流派匯演影響相差千萬裡,參與者成為時代驕子,未參加的則毫不留情地被遺棄淡忘。若她們也能受邀參加,或後來給予應有的宣傳,則觀眾熟知的旦角老藝術家會更多,甚至可能會有與陳常崔馬閻並駕齊驅的王、李、毛、張、徐、宋等。
這種顧此失彼的作法,還致使旦角出現行當失衡的局面。如五大名旦中均沒有主攻刀馬旦和花旦者,若政府和官媒對此方面成就顯著者如王敬先、宋桂玲等也重視起來,使其藝術得以更好的傳承,則必將有利於旦角的全面發展。京劇除四大名旦以外,同輩演員尚有朱桂芳(武旦)、李多奎(老旦)、孫甫亭(老旦)、筱翠花(花旦)、徐碧雲(花旦)、黃桂秋(青衣)等,並有各自的藝術傳人,從不同程度上彌補著四大名旦的不足,豐富著京劇的旦角藝術。豫劇旦角流派則只有五大名旦和桑派,旁人成就再高或影響再大也無濟於事,至少官方在無休止宣傳五大名旦的同時並沒有適當考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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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蘭

二是影響晚輩旦角的創新。豫劇在過分拔高五大名旦地位的同時,也無形中為後代演員樹立了學習的範本,並使很多人產生了崇聖情結,將五大名旦視為無法逾越的高山,旁人只能仰望、模仿,不可質疑;研究者也只可一味肯定、讚賞,不能批評,否則是挑戰權威,不自量力。事實上每個流派均非十全十美。較為明顯的如崔蘭田,以演悲劇著稱,尤其是含蓄深沉的聲腔及略為悲涼的尾音,頗具特色,但在有些歡快的唱段中,類似現代戲《一顆樹苗》裡的“春季裡造林大開展”,若仍以此行腔,則似有不妥,對此從無人指出。對五大名旦的極度推崇,還促使很多演員想方設法與之扯上關係,以“背靠大樹好乘涼”。縱觀80年代以來活躍於豫劇舞臺的知名中青年旦角演員,基本全是五大名旦的門人,包括弟子和再傳弟子等,且屢屢出現演員只拜師不學藝、老師批量收徒不傳藝等現象。縱有孫映雪、胡小鳳、王清芬等不依附於此五個流派而知名者,亦是鳳毛麟角。另外有些本頗具實力和潛力的演員,如黃愛菊及後來的張衛華、劉曉燕、楊紅霞等,在五座“大山”面前,也難以開宗立派。於是不僅五大名旦的同輩旦角演員多未被樹立流派,自1980年至今近四十年間,亦未有晚輩旦角演員形成流派,雖然藝術確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勢,諸多後輩較之相去甚遠,確無立派的資格。無論如何,五大名旦永遠被代表了古往今來豫劇旦角表演的最高成就,提到豫劇旦角永遠不離五大名旦。而80年代以來,豫劇尚有醜行的牛得草、生行的王素君被公認為流派創始人;京劇在四大名旦之後,也有宋德珠、張君秋、趙燕俠等創立流派者。豫劇旦角此方面的極端做法,實無異於自絕後路。不知幾十年或上百年以後,豫劇旦角流派是否仍只有五大名旦,是否仍在“一如既往”地吃五大名旦的“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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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振君

還有必要提及的是,五大名旦自身,有些方面也存在爭議。比如五人的排名,包括陳、常誰先誰後的問題,戲迷中就看法不一。依個人之見,五位藝術家成就不好比較,因她們的專長和主攻行當不同,且表演風格有別。如崔蘭田擅演青衣,閻立品擅演閨門旦,馬金鳳則老旦和帥旦較為出色,不能簡單地說馬老水平高於崔老,或崔老的成就勝過閻老,如同無法比較隸書和行書哪個好看,或國畫和油畫哪個更美。觀眾的口味也不盡相同,如有人喜歡馬派的剛健明亮,有人偏愛閻派的細膩委婉,還有人更欣賞崔派的內斂醇厚。所以藝術高下不好區分,嚴格來說沒有先後之別,亦如京劇梅尚程荀四位旦角宗師,不能簡單地認為尚小云比梅蘭芳差,或荀慧生總體實力不及程硯秋。如果一定要排名,若從對豫劇的開創性貢獻和藝術的全面性而言,成就最高者當屬“豫劇皇后”陳素真無疑,包括她在化妝、服飾、舞美、技法、唱腔、行當等方面的造詣,及其對旦角表演的肇創之功與深遠影響,在豫劇旦行中應無人可及,其他則實難以比較。但官方卻似非要給個座次,每提及此五位藝術家,永遠是“常陳崔馬閻”,常永遠居於首位。官方倒也有過冠冕堂皇的理由,大意是五位大師本無先後主次之分,是在以其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此一說法初聽貌似合理,卻從她們之間所受待遇的巨大差異中不攻自破。如常香玉生前享有盛譽,逝後極盡哀榮,乃遠非其他四位所能比擬。包括常香玉曾任中國劇協副主席,崔蘭田、馬金鳳、閻立品則只是河南劇協副主席;常香玉去世後各種大張旗鼓的紀念活動能持續半年之久,陳素真等去世則相對寂寥;常香玉故居是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閻立品故居則是雜草叢生的幾間破瓦房。尤其是陳素真大師,相比其他名旦在河南最受冷遇,乃至作為展示河南戲曲窗口的《梨園春》欄目,在為大量演員舉辦過多次專場、甚至各種雜耍都能在其舞臺上出現的同時,多年來居然從未給這位“豫劇皇后”舉辦過一次專場演出。即官方一定要給她們排序,又並未做到“論藝而定次,量能而授位”,類似政府極力扶持的演員,戲迷卻並不看好,而很多演員僅緊靠民眾的口耳相傳,就能贏得良好口碑和廣泛聲望。此類官民大異其趣的種種事例,在當今河南戲劇界倒也已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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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素真

上述遺憾現象,應該說和五位旦角宗師本人無關,或許有些她們並不希望看到,卻又是她們無力改變的。1994年,77歲高齡的陳素真受邀抱病從天津赴鄭擔任豫劇“十大名醜”比賽的評委,就有過客觀中肯的發言,認為多年來因過分宣傳包括她自身在內的旦角演員,而致其他行當長期以來遭受壓制,使得豫劇行當之間很不均衡,希望借舉辦“十大名醜”比賽使其他行當發展起來。只是對藝術大師的肺腑之言,有關部門始終未予重視。那些豫劇發展的掌控者,不僅遠沒有前輩藝術家的大局觀念和長遠眼光,也向來不會深入調查研究,傾聽群眾的呼聲,敏銳發現問題,努力糾正偏差。如宣傳部門對豫劇不能說不重視,但大力推廣的卻多是早已為人熟知的演員,相反對很多水平一流卻因客觀原因被埋沒的老、中、青藝術家,卻不捨得花時間和精力稍加留意。文化主管領導應該很善於從政,問題是向來在其位不謀其政,往往只將精力放在如何讓體制內“藝術家”獲獎、為獲獎耗巨資“打造”“精品劇目”等方面,於是河南向來不乏專為獲獎而製作的大戲,得獎後劇目便壽終正寢,並由此催生了一批批被諸多獎項包裝出的“當紅”“藝術家”。很多官員對戲曲亦可能是十足的外行,或者說除了戲曲不懂什麼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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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立品

河南戲劇界還有不少官封的“著名戲劇評論家”,他們名聲在外,頭銜和榮譽一堆,公眾場合永遠一副學養深厚的大家風範,但拜讀其大作後,除部分尚有史料價值以外,多泛泛而談,無關痛癢,甚至缺乏基本常識,頻頻出現硬傷,還不乏畢生以吹捧歌頌為營生者,且不惜掩蓋事實,混淆視聽,作為史料亦不可信,很少有像樊粹庭、鄒少和、鄭劍西、馮紀漢、劉景亮等劇作家和評論家那樣,真正本著為藝術發展的態度,直視問題並盡力尋求改進,使之走向良性發展軌道的。至少對人為畸形化角色行當這一豫劇發展中的明顯偏差,從媒介宣傳、官方文件、專家著作中,從未發現有過提及。相反體制外戲迷中倒不乏有識之士,包括那些90後年輕戲迷,思想和文字很切中肯綮,知識儲備也頗具專業水準,遠勝過“評論家”們空洞無物的宏篇大論,所謂“專業的很業餘,業餘的很專業”“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可惜他們的見解雖能得到廣大觀眾的一致認同,卻無法進入官方和當權者視野,更無力改變豫劇的現狀,再加上河南戲劇界內幕重重,領導、演員、“專家”灰色利益鏈環環相扣,不時被爆出各種醜聞,堪稱群蟹亂舞,渾水一潭,使得有些青年學者只能觀而興嘆,望而卻步,眼睜睜看著豫劇被活活異化和糟蹋。

僅以過度重視“五大名旦”而言,只要當權者仍意識不到問題的存在及其帶來的不良影響,仍不肯拿出實實在在的改善措施,豫劇則仍會在旦角獨大的畸形化道路上越走越遠,戲迷所期待的行當均衡發展只能遙遙無期,豫劇的流派紛呈和百花齊放也僅僅是一個美好的願望而已。

(注:作於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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