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這個人大家都不陌生，凡是高中歷史課稍微聽一聽的都知道他，因為
他是晚清維新變革跟喪權辱國最直接的見證人。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作為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等。
沒人比李鴻章的個人經歷更能代表中國在19世紀遭遇的挫折和嘗試擺脫挫折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 1823 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沒有外來者公然懷疑中國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國。18 世紀的幾次征戰，使得清帝國的疆土幾乎擴大了一倍，它的勢力深入到了亞洲腹地。它的人口在 100 年中也增加了一倍，達到三億多，比包括俄國在內的整個歐洲還要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優越意識，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內，幾乎所有地區都是中國在某種意義上的附庸——中亞大陸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亞部分是它禮儀上的附庸，日本則是文化上附庸，而朝鮮幾乎在所有方面都在匆忙地追隨中國的腳步。帝國對於海外的探險沒有興趣，當英國在印度的作為被傳到北京時，清王朝開始實行海禁，陌生的東西總令人不安，那麼就宣稱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國理應獲得這種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現代的標準，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續了 兩千年，它擁有一套不龐大卻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統，伏爾泰曾對此讚歎不已。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市場與國內貿易，以家庭與宗族為中心的社會組織形式非常穩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驅，而已延續了 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實在是個偉大的發明，它為社會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動機會，使傑出人士有機會管理這個國家，教育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儒家經典為整個系統提供了一套意識形態，這套系統經歷過朝代更替、蠻族入侵，卻從未遭遇過根本性的挑戰。
1860 之後的 三十 年是中國社會一個復興的時期，遠非今日我們想當然的黑暗歲月。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經崛起，在面對中國社會的老問題上，改革派們的成效卓著。李鴻章建立了還算現代化的軍隊，創造了江南製造局。一位駐中國的外交官在1872年寫道，中國正在迅速地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對手；整個官僚階級都決心恢復中國的國際地位；兵工廠和造船廠的產量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國建造的軍艦不久就將達到歐洲的最高水平……
自 1860 年代開始的，被歷史學家稱之為“同治中興”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時開始的明治維新一樣，似乎標誌著一個古老文明面對現代挑戰的應變。中國和日本同為專制政體，改革同樣由精英階層自上而下地推動，而在才智上，李鴻章一代也絕不遜色於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 1894 年中日正式交戰前，這兩個國家誰的成功更顯著，似乎仍未有定論，一位觀察者在 1870 年代分別了考察了中國與日本之後，很確定地說，中國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這兩場變革的顯著區別是，當面臨挑戰時，中國首先選擇的是從歷史中求諸答案，
變革者們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復一個他們幻想中的樸實和穩定的農業社會。但是歷史證明這種不符合社會變革的期待註定是要湮滅在時代的前進步伐裡。他們也許並不是不知道這些，但是為了保持原有的社會結構，原有的政治體制和原有的思維模式他們只能選擇改革。而事實證明經歷了幾千年已經形成固態的封建社會並不是僅僅依靠改革就可以行之有效的。
很多人都說李鴻章是賣國賊，代表清政府跟各國列強簽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但是很多事情身在局中的身不由己卻無人知曉。作為清政府的一個大臣他的所作所為很多程度上來說並不是代表他自己的意願的，而且當時的狀況中國作為一個武裝力量無法跟列強抗衡的情況下，他並沒有過多的選擇，大概這就是所謂的生不逢時吧。
曾經有人說過這個世界上最難寫的字是自己的名字，大概最能夠理解這句話的就是在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字的李鴻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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