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產業得以快速發展，得益於海量激增的數據還有在摩爾定律影響下不斷提升的計算能力。然而，無論是海量數據的獲取，還是計算能力的體現，都離不開硬件載體——芯片。
（圖為侯為貴）
歷史的因果從未在現實中缺失，對於中興來說，往事並不如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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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小西
全世界的鏡頭都對準了中興通訊董事長殷一民。在這場幾乎全程念稿的新聞發佈會上，他面無表情地念完了準備多時的外交辭令。殷一民在剋制。但他的心裡，或許早已怒火燎原。
美國製裁中興的引子源於後者對伊朗出口了相關設備，而中興“伊朗門”的始作俑者史立榮，於2010年晉升為中興僅次於創始人侯為貴的“二號人物”。
權鬥中敗北的殷一民，此前已在中興總裁位上坐鎮六年，並被視為侯為貴的接班人。失去總裁之位後，殷一民從此被排除在中興核心業務和核心權力之外。
剛剛上位的史立榮有“中興海外第一人”之稱。彼時的他，急於向侯為貴證明自己。正是他，瞄準競爭對手華為，按下了中興海外市場“大躍進”的快捷鍵。
史立榮的身後還有另一位繼承人候選人何士友。早在2002年，侯為貴就在公開場合表示過，殷、史、何三人“都有機會”。
史立榮時刻保持著危機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2011年的他，明明看到了法務部提交的關於出口管制風險的文件，卻依然選擇鋌而走險。
一年後，東窗事發。美國政府展開調查。核心零件受制於人的中興，不得不選擇認慫。2016年，在中國政府的斡旋下，中興向美國政府提出和解。和解的條件之一，是史立榮必須辭職。
短暫的過渡期之後，2017年3月，外放7年的殷一民重回權力之巔。
內憂未止，外患忽至。在如火如荼的中美貿易戰中，有“前科”的中興被美方盯上。2018年4月16日，美國商務部宣佈重啟對中興的制裁：禁止美國公司7年內與中興開展任何業務，包括軟件、技術、芯片等零部件的銷售。
中興多線業務均受重挫。尤其5G當前，7年時間失去核心零部件，足以拖垮任何一家企業。
我們無法猜測殷一民此時的心情。他因“伊朗門”而復位，又因“伊朗門”而面臨滅頂之災。在全世界的鏡頭前，代表中興發表外交辭令的人也是他。而這一切，卻都拜他的“仇敵”史立榮所賜。命運之荒誕不過如斯。
危機發生後，一張侯為貴推著箱子出現在深圳寶安國際機場的背影照片在網上瘋傳。網友紛紛指責中興現任掌門人無能，並對77歲高齡的侯為貴表達了同情與尊敬。
此時此刻，代表中興站出來的，只能是侯為貴，除了他，還能是誰呢？
“伊朗門”事件
當法務部遞交的《關於全面整頓和規範公司出口管制相關業務的報告》擺在史立榮面前的時候，他並沒有太多猶豫就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報告討論了美國實施出口控制的風險，並提到“目前我司在伊朗、蘇丹、敘利亞、古巴五大禁運國都有在執行的項目”。它還表示，伊朗的項目是“風險最大”的一個。
這份簽署於2011年的文件，和另一份《進出口管制風險規避方案》，後來被洩露給美國政府，並引發了中興“伊朗門”事件。
2018年4月的中美貿易戰爆發。史立榮或許不曾料到，他彼時“別無選擇”的一舉，最終會成為美國對中國的致命一擊。
時間拉回到2010年。當年的3月30日，中興通訊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和董事會，宣佈由史立榮接替殷一民擔任總裁。
同年，後者發起創立中興創投基金，並從此淡出中興主業。在經歷了六年的隱忍之後，史立榮終於把第一個繼承人候選人永久踢出局。
（圖為殷一民）
但上位以後的史立榮，或許比之前更加如坐針氈。早在2002年，在被外界頻繁問及誰是接班人的時候，侯為貴就曾表示，無論殷一民、史立榮還有何士友“都有機會”。
此番人事變動，殷一民出局，但另一位執行副總裁何士友，卻依然掌管著中興的整個手機體系。更微妙的是，侯為貴之子侯正之，這個被外界視為侯為貴真正欽定的接班人，正在何士友手下擔任中興移動的掌門人。
殷一民出局的官方理由是過於保守。在他任上，中興奠定了“現金流第一，利潤第二，規模第三”的基調。他帶領著中興殺進了全球通信設備廠商的第一梯隊，但中興與老對手華為在海外市場的差距卻越拉越大。2009年，華為全球銷售收入1491億人民幣，中興未及其一半，而海外市場收入佔整體份額也不足50%。
殷一民被視為與侯為貴最像的人。但彼時的中興，需要的卻是一個更像任正非的人。畢竟，只要有同為中國企業的華為在，即使進入第一陣營，中興也終究只是陪襯。
（圖為史立榮）
有“中興海外第一人”之稱的史立榮，就是一個被中興內部視為有狼性的人。他曾於1995年獨自一人扛著簡易的布展設備，到瑞士日內瓦參加世界電信展，搭起面積僅2平方米的展位。1996年開始，他帶著不過三人的小團隊，開始了中興最初的國際化探索，並一直奮戰在海外市場第一線。
上位前的2009年，史立榮領導的海外市場拓展，攻下了“主流運營商”，並在德國、比利時和葡萄牙等主流市場簽下了一些重要訂單。上位後，簽下更多海外市場主流運營商的訂單，已經成為他不得不堅持走下去的道路。
2009年伊朗的國內動亂引來西方國家對其經濟技術制裁。全球通信業巨頭紛紛撤出伊朗，包括曾為伊朗提供監控能力的愛立信和諾基亞。
華為迅速填補空白，並幾乎壟斷了整個伊朗通訊行業。2009年8月，華為打敗中興，贏得了伊朗第二大通訊商MTN Irancell的大單。
但迫於西方壓力，華為在2011年聲明“將主動縮減伊朗業務”，逐漸撤離這個91億美元營收的市場。
中興的機會來了。謀求合作的伊朗電信，是伊朗最主要的電信企業，直屬於伊朗信息通信技術部。該公司於2009年實現私有化，併成為伊朗最大的上市公司。
彼時的史立榮，沒有理由拒絕這份1.3億美元的訂單。如果規避美國出口控制的方案進展順利，那麼未來整個伊朗市場乃至中東市場，都大有可為。
史立榮上任後的第二年，中興通訊國際市場實現營業收入380.6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7.45%，佔中興整體營業收入的比重達到54.18%。
由於業績突出，史立榮在2011年入選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繼承人之爭
2016年4月5日，中興通訊召開新一屆董事會換屆會議，掌權6年的總裁史立榮卸任。與此同時，已執掌董事長一位長達12年的中興創始人侯為貴亦正式卸任。
這一高層重大人事調整，被解讀為“伊朗門”事件中興向美國政府的妥協。
2017年2月，史立榮再次辭去在中興通訊中的全部職務。所有的跌宕起伏過後，他離開名利場，離開中興，留給中興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不定時炸彈。
那麼，如果沒有“伊朗門”，掌權6年的史立榮就能順利接班嗎？
侯為貴曾經向媒體表示，至少在1999年以前，中興就開始考慮培養、選拔接班人的問題。
1998年，中興的組織架構改革共分出了四個產品事業部、三個營銷事業部和一個子公司即康訊公司。
交換機產品事業部的總經理丁明峰，接入事業部的總經理倪勤，移動事業部的總經理諸為民，本部事業部的總經理方榕，第一、二、三營銷事業部的的總經理分別是史立榮、何士友和洪波，另一位高級副總裁朱金文則主管營銷，周蘇蘇則負責人力資源和行政，韋在勝繼續負責財務，還有一位一直主管銷售的元老級副總裁魏興民，殷一民則仍然以高級副總裁的身份全面掌管著公司的研發、生產和質量控制。
這些人加在一起，構成一幅中興核心權力層的結構圖。其中殷一民、何士友、史立榮被內部人稱為“三少帥”。
殷一民是三人中最早嶄露頭角的一個。2004年，他被提拔為總裁，地位僅次於侯為貴。
然而，在殷一民掌權的6年間，侯為貴依然保持著高度集權，只把殷一民當作其意志的執行者。另一方面，他又放任著殷一民、史立榮、何士友三人分立山頭，互相制衡，並放出風聲，在接班人問題上三人“都有可能”。
外界猜測，彼時的侯為貴，心中真正的候選人是其子侯正之。在權力平穩過渡之前，他不會讓任何一人獨大。
2010年，在總裁位上穩坐6年的殷一民該讓座了。侯為貴把史立榮扶上位，卻把兒子侯正之安排在何士友的手下，掌管中興移動。
（圖為何士友）
2012年中興通訊鉅虧28.41億，何士友負責的相對獨立的手機體系算是唯一亮點。但之後中興內部爆出侯正之與何士友不和的傳聞。
也許是因此，2013年12月29日，侯為貴、史立榮與何士友進行了會談。會談結束之後，當場宣佈對何士友的任免決定。就在此前幾天，不知情的何士友還與員工表達了“共同進退的決心”。接替他的是史立榮的校友曾學忠。
繼殷一民外放投資板塊之後，何士友也被外放至健康板塊。
針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換帥”，一種猜測是，手機品牌努比亞的成功，讓侯為貴看到了“新人”的成長，並堅定了換帥的決心。按照中興的數據，努比亞的預定量達到了300萬部，對於新品牌來說算是不錯的成績。而努比亞所屬的中興移動，名義上由侯正之領導。
但另一方面，自從2014年以後，關於侯正之的報道就鮮見報端。
（圖為侯正之）
我們很難猜測此時侯為貴內心的博弈，和中興內部關於繼承權的鬥爭情況。
努比亞真正的運營，主要由裡強負責。當2015年中興移動更名“努比亞技術有限公司”，實現品牌獨立的時候，相關報道中侯正之的形象已然淡化，而史立榮與裡強則被重點突出。
“伊朗門”事件與美方達成妥協以後，2016年，侯為貴和史立榮雙雙卸任。當所有的繼承人候選人都被踢出局以後，中興剩下一片廢墟。
侯為貴曾明確表示，中興繼承人不會從外部“空降”。於是，殷一民又被請回。
復位後，殷一民在中興內部進行大規模人事調整。這被外界解讀為“大清洗”。在此背景下，2017年12月，一則關於中興網信研發組主管歐某因被公司強制性勸退而跳樓自殺的新聞，引發輿情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中興網信總經理正是史立榮的弟弟史立功。
如果沒有“伊朗門”，中興會中興嗎？答案不得而知。但直到危機爆發前，中興依然在長達20年的繼承人之爭中內耗著。
侯為貴早年埋下的相互制衡的力量犬牙交錯，人性的幽暗和繼承製度的缺失，載著中興走進深淵。
歷史的因果從未在現實中缺失，對於中興來說，往事並不如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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