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麼多年的打假過來，我們沒有一場算是真正意義上的贏。”
在藝術家史國良看來，從90年代藝術品市場的興起後，帶來不僅是藝術品的價值高點，也催生出這些巨大利益背後的造假熱潮。
雅昌藝術網本年度的“藝術315”將聚焦在水墨市場的造假熱潮，通過雅昌鑑證備案以及藝術家拍賣作品認證（CARS）的大數據，發佈了合作水墨藝術家的造假榜單，通過假作佔比以及造假數量進行數據的統計並梳理，分析其背後的原因。另外，通過史國良《金秋》造假案的宣判來探討鑑定“話語權”問題，同時讓這條造假售假的產業鏈，引起大眾的深刻認知。如何藉助法律和鑑定機構，聯合藝術家以及市場參與者共同打造一條“反偽”戰線。
水墨市場的造假熱
通過雅昌鑑證備案以及藝術家拍賣作品認證（CARS）結合的數據顯示，在鑑證備案專場認證以及線上鑑證中，總結出此份當下在世當代水墨藝術家的市場“造假率”TOP10。在榜單中，任重、啟功、馮遠、王鏞、何家英、崔如琢、袁武、師梅堂主人（李響）、方楚雄、唐勇力、王明明、史國良，範曾十餘位藝術家的作品成為造假“重災區”。其中，半數藝術家的假作佔比達到了50%以上，任重作品的造假率更是達到了66.31%。
從市場內流轉的作品看，唐勇力、何家英、任重三位主要為工筆畫創作，王鏞作品還是以書法為主，有少部分水墨山水。馮遠、崔如琢、袁武、方楚雄、王明明、師梅堂主人（李響）、史國良則相對側重用寫意創作，馮遠、史國良、袁武主要為人物畫，崔如琢、師梅堂主人（李響）則相對側重當代文人畫、方楚雄、王明明為山水、花鳥類作品。
從當下水墨市場看，主要的推手還是在於崔如琢、何家英、袁武等這些40後和50後藝術家，來帶動市場的整體價值走向。市場佔有率也與作品在市場的投放量成正比，相對應的，也會有更多的假作混入市場。原因在於，他們的作品在市場中已經被經營多年，王明明、史國良、馮遠、王鏞也都是拍場常客，在一二級市場都有較為廣泛的藏家基礎，在價值上的波動相比年輕一代更有“保值性”。此外，60後和70後80後藝術家以師梅堂主人（李響）作為第二梯隊也正在培育和擴大自己的市場基礎。隨著藏家對於年輕藝術家作品的瞭解和認可，也帶動市場的提升。
史國良鑑證備案作品
從當前雅昌鑑證備案以及藝術家拍賣作品認證（CARS）進行的假作數量統計看，史國良、何家英兩位藝術家的假作已經超過千件，超過五百件的共有6位。就這份數字統計看，如果結合史國良、何家英他們作品目前平均的市場價格，那麼這千件的假作製造出的“偽收益”已經達到幾千萬，甚至上億元。
在這樣的情況下，造假分子一邊繼續加大對這些40、50後藝術家的高估值的作品進行仿造，謀求高額利益，另一面對新興的年輕藝術家提起注意，抓住市場熱點投放假作。雖然當下的作品價格還有差距，但是不妨製作一批留作備用。而對於鑑證來說，打假主要聚焦的還是這些老藝術家，造假者對技術、風格、手法研究的更為透徹，藏家瞭解程度深。相比來說，年輕藝術家的作品還沒有完全成熟，造假更容易矇混過關。
何家英鑑證備案作品
如此，對應這些熱點藝術家的市場佔有率，其中的利益空間可想而知，這也是造假者極力要分一杯羹的力量源泉。隨著製假售假的泛濫，成為多少藝術家共同的“心頭刺”，多少買家曾掉入的“深坑”，而對於那些造假者來說，一次成功就可以換來成本的數倍、數十倍的金錢，這樣的誘惑不妨一試，為了降低風險度，他們也因此不斷拓展著這條造假、售假、拍假產業鏈，愈戰愈勇。
誰有鑑定話語權？
2014年7月，藏家李先生與張先生協商購買一幅署名為史國良《金秋》的畫，買畫當時，他就這幅畫的來源情況詳細詢問了張先生。張先生說畫來源於史國良本人，不是市場上的畫，絕對保真。兩人商定的價格為72萬元，雙方到銀行辦理轉賬手續，李先生支付70萬元，並寫下欠條。欠下的2萬，稍後結算。在交接畫時，李先生再次重申畫要絕對保真，如果有問題會回來找他，張先生也答應了，在畫的背面簽了名以示負責。
買完畫的當天晚上，李先生將畫的照片發給一位朋友。朋友說認識史國良，讓畫家本人看看對不對，而史國良看了圖片認為是假畫。第二天，李先生立即趕到張先生家要求原額退款。此時，張先生繼續認定畫作為真，不同意退款，形成兩人的糾紛。
偽作《金秋》在庭審現場展示
2015年6月，李先生報了警，他與張先生去到雙榆樹派出所參與調解，但依舊沒有結果。等到2017年2月，李先生找到史國良，親自讓他對這幅畫進行鑑定。史國良在認真察看了原畫之後，寫下了“此幅署名金秋的作品是仿製本人同名作品之偽作”的鑑定意見。在各方調解失敗後，2017年7月，李先生正式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張先生返還購畫款70萬元並承擔相應利息。
庭審中，被告張先生的委託代理人否認了被告在買畫當時所說的“保真”一事。他提出：“李先生作為字畫展商，對字畫及古玩有一定的鑑賞能力和專業水平。而被告也只是普通書畫愛好者，沒有任何專業水平和能力向原告保證和承諾字畫的真實性，因此原告應當預見有可能購買到假貨或贗品的風險。”
史國良出席庭審並出具真跡圖片
史國良鑑定作品
作為原告證人，史國良本人也出席庭審，他在現場直接出示了真跡圖片，並指出假畫種種弊病。“這張畫整體比例就不對，人物的頭和手都太小，小孩子的頭是個片兒，裡面沒有結構。這個狗沒有脖子，問題比比皆是。這樣子的假畫，在潘家園就賣三百到五百塊錢，仿畫的人畫的非常拙劣。”史國良還提到，《金秋》是自己在90年代末到20世紀初創作的，只畫過一次，原作在山東藏家手中。現在以《金秋》為母本的假畫製作非常多，成了造假重點。
通過原告提交的國畫《金秋》、銀行憑證、《雙榆樹派出所報警調解約定》、史國良證人證言、被告提交的欠條以及開庭筆錄等證據材料。法院認為，原告向被告支付價款，被告將國畫《金秋》出售給原告，雙方形成了買賣合同關係。
法院以被告當時在作品背後的簽名，駁回其“不保真”陳述。因實際《金秋》並非史國良所作，故“雙方買賣合同的貨物質量存在重大誤解。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撤銷。合同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
法院依照《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的解釋》的相關規定，判決原告勝訴。原告需將畫作退還給被告，被告則要退還70萬元，同時要賠償期間的利益損失。
這份判決更是經藝術家本人鑑定取得的首次勝訴。
史國良鑑證備案作品
“在藝術品等較為特殊的商品買賣過程中，是否應當‘保真’的問題，由於上述行業在長期的交易中形成了一定的‘行規’或者交易慣例，往往使得設計此類問題的交易存在一定的爭議。”對於《金秋》造假事件，TA知產娛樂法團隊李景健律師做出回應。
“但是在法律上來看，我們認為，如果在藝術品交易過程中，如果賣家進行相對明確的保真承諾，那麼如果交易的藝術品被認定為贗品，那麼買受人可以通過欺詐等合同法上的理由要求撤銷合同。但是如果出賣人並沒有做出保真或者類似的承諾，那麼司法審理中，將會有可能更多地考量藝術品交易中的交易慣例、行規，而維護市場交易的相對穩定性。”李景健律師進一步談到。
遺憾的是，這場官司並沒有終止。
被告張先生沒有認可此次的判定，提出繼續上訴。以“任何未經一定司法程序認定的個人與機構出具的鑑定意見均不具備法律依據”為由，認為史國良的身份未經過司法認定，所以鑑定結果不具法律效力。
史國良在朋友圈點名的“假畫”
史國良在朋友圈點名的“假畫”
“他們對我的畫有多少了解呢？書畫真偽是不是真的懂？根本無法鑑定。”對於這樣的“反告”，史國良有些氣憤。
他曾提議以中央美術學院(微博)、中國畫研究院、北京畫院作為鑑定機構進行作品確認，但法院還是予以拒絕。所謂“具有資質的第三方鑑定機構”，指的是公安部有關筆跡鑑定部門。
“真心喜歡你畫的或者當成投資行為也好，當發現掛著我名字的畫去欺騙別人的時候，我覺得我有一種責任感，我開始拿起武器打官司。當時很艱難，受到很多的非議，甚至一度要封殺我。他們說史國良隨便的打假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影響了大家的利益，所以要封殺他。”
“真假畫加在一起可能都會說是我在這一年的成交額，有多麼的高，其實完全到不了那種程度，因為很多假畫在裡面。更多的傷害在哪兒呢？人們會算一個市場平均值，如果把所有拍賣行的作品的成交額、成交數來平均的話，我的畫就很便宜了，不能真實的反映我在市場上的價格行情。但基於法律沒有限制拍賣行拍假畫的問題，成為當下監管的缺口。”何家英談到。
在監管不到位，藝術品市場偽作氾濫的當下，當造假、賣假、假拍、拍假環環相扣，形成一條產業鏈時，危害的影響力更會加倍。
當造假成為一條產業鏈
去年在公安部門的合力偵辦下，破獲了一起制販假冒名家書畫作品的案件。通過央視新聞的報道，將一條藝術品造假的利益產業鏈向社會公眾曝光，讓整個藝術圈為之震動，對造假的手法以及市場買賣運作有了更加明晰和深刻的瞭解。
案件首先梳理出造假者與買假者人之間的脈絡關聯，造假者憑藉自身對名家書畫特點和技巧的深度掌握，同時輔助印章的仿造以及宣紙、筆墨的匹配，完成作品仿造，隨後向買假者出售，流入一二級市場。在仿造過程中，造假者之間也進行相互的“書與畫”合作，並聯合鑑定人進行輔助指導，使得作品的仿真程度大大更加。
史國良 飲馬圖 2003年
在利益分配上，造假者會根據合夥人的人脈、能力的大小約定不同的分成比例。對於能將作品賣出高價的中間人，通常會分給他們成交款的40%—50%作為酬勞，其他合夥的造假者再進行分配。此外，在賣假者的不斷轉手之下，假畫的利益也層層上升。
那拍賣行又為什麼會參與到買賣假畫的鏈條中來呢？據調查，有些是因為仿製的字畫水平非常高，拍行的工作人員甚至鑑定人員都難以辨識，還有的則是一些不正規的小拍行因為徵集不到真跡，但為了維持運轉，而知假賣假。
由於造假技術的更新換代，許多鑑定方法剛剛被研究出來，就被升級後的造假手段迅速反超。走在北京的琉璃廠、潘家園，還不時會有人在街邊詢問“進來看畫嗎？要不要買畫？想要啥樣的，我這裡都有。”相對於以往低級的造假手段，現在的造假學問做的要深多了。
這次的案件中也揭露出當下造假販假主要的包裝手段。
第一，真款假畫。即把著名畫家的不值錢的書法或者畫作的題款裁下來，然後重新補上一幅值錢的或者好賣題材的仿作，再由裱畫師傅把兩者拼接裝裱在一起，鑑定人員如果不通過特殊手段，很難發現這是拼接的假畫。
第二，騙取、購買鑑定證書。造假者把價值比較高的仿作，拿到拍賣公司，編造作品流傳故事，騙取家屬的認證，甚至請一些名家在仿作上題跋，以增加作品的“真實性”和“含金量”。
此外還有PS與藝術家的合影照片、製造假的出版畫冊等造假手段來迷惑買家。
史國良點名指出的“假畫冊”
史國良真跡（左）與偽作（假）對比
“要不要史國良的畫，你要買什麼時期的，是出家時期、軍藝時期，還是北京畫院時期？前面加白粉還是後面加白粉的。造假的人研究你比想象的還要細緻。”史國良說。而這些假畫販子根據不同的題材和等級層次給出報價。再者，利用人們“貪便宜”“撿漏”的心理，矇騙買家用低價買到所謂的“真跡”。
何家英 百合依依 2015年作 紙本水墨
對此，何家英也談到自己有關作品鑑定的經歷：“複製品在當下依舊很多，但找我鑑定的複製品並不多，因為可以通過科技手段驗證。但光看圖片在給別人鑑定的時候，我往往都要墜上一句就是要謹防複製品，圖像是我的，但是不是原作就不能保證。”
而對於其他人工性質的仿品，如何鑑別？何家英說：“我的畫主要還是一個神韻的問題，更多的是從自己畫本身的特點去鑑別，因為我的畫控制力很強，如果不以一種很富有靈性的心情只是單純的模仿技術的話往往就掉入陷阱，畫出來比較死板，筆墨也不自然。有一些作品你讓我重新再畫一件我都不一定比原來的好，所以讓別人來複制的話恐怕就更達不到要求。”
何家英鑑證備案現場 藝術家本人鑑定
藝術家對作品真偽簽字認定
“因此造假者的突破口往往是在仿早期的一些不成熟的作品。看到那些東西的時候先不要排除是真的可能性，是不是我早期畫的不太好的東西，然後再慢慢甄別，特別是要找到有致命傷來確定不是真的。所以在手機上看圖像的時候容易被矇蔽，我一般都是要看原作，因為之前是出現過差錯的，在手機上大概一看覺得有過這張畫就簡單判斷是真的，後來人家從拍賣會買來之後，一看原作是假的，這樣對藏家的傷害比較大，就遇到這種時候，我可能會給人家重補一張然後把這張假作毀掉。”
法律·鑑定機構·藝術家 如何打造“反偽”戰線
“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們活著的時候，藏家還能夠不斷地找到我們鑑定真假，我們也會不厭其煩地做好這方面的服務，直言不諱地來判斷真假。於我而言儘量在鑑定方面儘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一個電話、一條彩信、一封郵件，我都會回覆。但是將來一旦我們這些藝術家作古的時候，拿什麼東西來判斷真假？當然畫的真假主要還是要從畫的水平上來區分，但是有多少人能夠有這種鑑別力？懂得什麼叫好什麼叫壞呢？所以這還是一個大問題。”對於以後長久的鑑定問題，何家英表示了擔心。
史國良呼籲：“把鑑定權還給藝術家，在世藝術家有鑑定自己作品的權力。如果作品有糾紛，藝術家撒謊，這個責任要讓藝術家本人承擔。”
如此，在造假氾濫的當下，藝術家能做什麼來保護自己？
其實在造假憂患發生之前，藝術家並不是束手無策，也可以做出規避性的措施。
中國版權協會藝術品版權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秦博表示：“建議藝術家將自己的作品申請著作權登記，雖然我國不要求強制登記，著作權是從作品創作完成以後就產生的，這是權利人行使權利和明確權利方便的地方。但是，因為沒有第三方提供的證明性文件，在權利發生質疑的或者權利被侵害的時候，就會出現自己證明自己的尷尬情形，往往還是需要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提供的證明文件。”
版權登記可以作為在訴訟中的一個初步的證據，法律可以憑藉登記的證明認定權利人享有的著作權，具有較強的證據力。
此外，藝術家也可以用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鑑定機構來維護個人權益。早在2013年，文化部網站發出《文化部辦公廳關於開展藝術品鑑定管理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將在北京、上海、江蘇、浙江、湖南、陝西等六個省（市）開展藝術品鑑定管理試點工作。
史國良山東鑑證備案專場·誠信與傳承論壇
對藝術品進行“顯微級光學數據採集”
建立作品檔案及後續的“身份證”製作
作品信息錄入鑑定備案中心數據庫
北京雅昌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成為北京市文化局的批准的首批鑑定試點單位，推出雅昌鑑證備案項目，以“真偽鑑定+信息備案” 的綜合服務為主導模式。通過藝術家本人鑑定、數據採集及市場流轉中有對唯一、權威的“身份證”信息數據對比查詢，為藝術品後續真偽驗證、估值、市場監測提供全方位藝術品管理服務，從而有效保護藝術家權益，併為後人留下一份真實可信的藝術資料。
面對魚龍混雜的藝術品市場，權威的第三方鑑證備案服務一直是這個新興行業具有稀缺性的資源。藝術品的誠信系統，有賴於一個完善的體系保障，這個保障體系既能應用科技手段，又能建立誠信規則。
中國藝術品市場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經濟利益助推之下，捲入一場與造假份子的持久戰，造假也成了一個至今找不到根治辦法的“毒瘤”產業。在一定程度上藝術家、買家、賣家以及造假者成為一組相互博弈的“利益體”。作為整治造假的根本手段，還是要依靠國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而藝術品市場的參與者則要對藝術市場上的造假賣假現象“繃緊弦”，提高認識。藝術家願意與具有公信力第三方機構攜手推進反偽工作，維護自身權益，買家與賣家則需以誠信為本，杜絕不良利益的影響。在這一場持久戰中，大家共同建立起一條“反偽”戰線，為藝術品市場的健康發展起到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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