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納德·劉易斯】

• 作者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1916- ），英裔美國猶太曆史學者、東方學研究者及政治評論家，被譽為美國中東研究最偉大的“聖人”，“戰後關於伊斯蘭教和中東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本文原標題為The Roots of Muslim Rage，1990年發表於美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 在本文中，劉易斯提出西方和伊斯蘭的鬥爭是一場“文明的衝突”，後來這一概念在亨廷頓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入的闡釋和運用。他認為，穆斯林憤怒(Muslim rage)的根源在於，這是“宗教的東方”(religious East)對“世俗的西方”(secular West)進行的挑戰。政教分離，只有到了美國才通過立法從理想變成了現實。絕大多數未完成政教分離的宗教，都無法真正傳播至全世界，而唯一的特例便是伊斯蘭。劉易斯將伊斯蘭的歷史看作是與歐洲基督教文明相對抗的歷史。這種十字軍對抗聖戰士的局面，一直到17世紀中期歐洲殖民秩序興起而正式結束。世俗化的歐洲殖民者將亞洲與非洲納入了殖民世界格局之內。此後，伊斯蘭世界隨著西方的強大而深陷困境，這種屈辱感、失落感造成了穆斯林的憤怒。
• 李文庭 譯；宋宗澳 校；尹振宇 排版。
• 轉自公眾號【中東觀察員】。

穆斯林憤怒的根源

——為何這麼多穆斯林如此憎恨西方，為何他們的苦難不會輕易平息？

作者【伯納德·劉易斯】

托馬斯·傑斐遜在他的一封信件中曾說，在宗教問題上，“公民政府的格言”應該被顛倒過來；我們應該說，“分離則存，合一則亡”（Divided we stand，united we fall.）。傑斐遜所提出的這句經典簡潔的話語，已被視為美國的根本原則：政教分離。這種思想並非首創，它在斯賓諾莎、洛克和歐洲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已有先例。然而，正是在美國，該項原則首次被賦予法律效力，並在兩百年來逐漸變成現實。

【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國第三任總統】

如果認為政教分離的觀點是相對較新的——僅能追溯到300年前，那麼，宗教與政治的區分，則幾乎可以追溯到基督教興起的開端。在基督教的聖經中，基督徒被告誡：“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儘管對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有著不同的看法，但它通常被解釋為賦予兩種機構合法的並存地位，每個機構都有自身的規則和權力鏈條——一個關乎宗教即教會，另一個涉及政治即國家。既然是兩個，它們就可以結合或分離，從屬或獨立；並且，它們之間可能會在邊界劃分和管轄權問題上出現衝突。

這種由政教關係造成的問題及其可行的解決辦法，都源於基督教的(而非普遍的)原則和經驗。還存在有對宗教和政治具有不同理解的其他的宗教傳統，這些問題及其可行的解決辦法，跟我們在西方瞭解的情況也是截然不同的。大多數這些傳統，儘管通常較為成熟且具有較高的成就，但仍然是地方性的——即僅侷限於一個地區、一種文化或一個民族。然而，有一種宗教傳統，無論是分佈範圍、持久性的活力還是普世救贖的抱負(universalist aspirations)，都可以與基督教相提並論——它就是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之一。作為一個非穆斯林的伊斯蘭教歷史學家，我很清楚我在說什麼。伊斯蘭教給無數的信徒帶來了慰藉和平靜。它賦予了單調而貧窮的生活以尊嚴和意義。它教會了不同種族的人們如兄弟般地一起生活，也教會了不同信仰的人們適度包容地共同生活。它激發了一個偉大的文明，在這個文明中，除了穆斯林以外，其他人也都過著富有創造性和有益的生活，而它的成就則改變了整個世界。但是，同其他宗教一樣，伊斯蘭教也經歷過這樣的時期：它曾經在一些信徒身上激起了充滿仇恨和暴力的情緒。這是我們的不幸：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但絕非全部甚或大部分——目前正在經歷這樣一個時期；並且，很多——但不是全部的——仇恨都是針對我們的。

我們不應該誇大問題的嚴重性。穆斯林世界對西方的排斥遠未達成一致，而第三世界的穆斯林的敵意也不是最強烈的和最極端的。還有相當數量的——在某些方面也許是大部分——穆斯林與我們共享著一些基本的文化和道德、社會和政治、信仰和願景；還有一個在文化上、經濟上和外交上強大的西方存在於在穆斯林土地上，其中一些還是西方的盟友。當然，在穆斯林世界——無論是在中東或其他地方，美國政策沒有在任何地方遭受了災難，或者面臨著類似於東南亞或中美洲的問題。在穆斯林世界，沒有古巴，也沒有越南，也沒有美軍作為戰鬥人員、甚至是“顧問”的地方。但是，有一個利比亞，一個伊朗和一個黎巴嫩，以及一股強烈的仇恨，這些仇恨讓美國人感到憂慮，恐慌，並且首先是困惑。

有時，這種仇恨超越了對具體利益、行為、政策甚至國家的敵意，併成為對西方文明的排斥——包括西方文明本身及其所作所為，還有它所實踐和宣揚的原則和價值觀。這些內容確實被認為是天生邪惡，而那些宣揚或接受這些內容的人們則被視為“上帝的敵人”（enemies of God）。

這些話經常反覆出現在伊朗領導人的講話、他們的司法程序以及政治宣言中；對於現代的局外人(modernoutsider)——不管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來說，這些話都顯得很陌生。要想消解這種觀念——上帝有敵人，並需要人類的幫助來識別和處理它們——有點困難。然而，它也並非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上帝之敵人的觀念，在前古典和古典時期，都是很常見的；在舊約、新約以及古蘭經中，也是如此。這種觀念的一個特別相關的版本，出現於古代伊朗的二元論宗教，其創世論(cosmogony)假定存在著兩個至高無上的權力——而非一個。不同於基督教、穆斯林或猶太教的魔鬼，瑣羅亞斯德教的魔鬼不是一個執行上帝指派的神秘任務的被造物，而是一種獨立的力量，一個致力於在宇宙中同上帝作對的最高邪惡勢力。這種觀念通過摩尼教和其他途徑影響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許多教派。這種幾乎被遺忘的摩尼教信仰，已經將該問題的觀點稱作是在勢均力敵的至善和至惡兩種力量之間的一種鮮明而單純的衝突。

《古蘭經》當然是嚴格的一神論，只承認一個上帝，一個萬能的力量。鬥爭，存在於人心的善惡之間，存在於上帝的戒律與魔鬼的誘惑之間；但是，這被看作是上帝欽定的鬥爭——它的結果也是被上帝所預定的，並以此作為對人類的考驗，而不是被看作那種人類可以在這場善惡對抗的勝利中發揮關鍵作用的鬥爭——就像一些舊的二元論宗教那樣。伊斯蘭教，同猶太教和基督教一樣，儘管也是一神教，但卻在不同的階段受到了不同的影響；例如，特別是在伊朗，它受到了二元論宇宙觀的影響——包括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秩序與混亂、真理與謬誤、上帝與對手(the Adversary，擁有魔鬼、伊布利斯、撒旦或其他稱呼)。

異教徒世界的崛起

在伊斯蘭教中，善惡的鬥爭很快就在政治甚至軍事上獲得了影響。穆罕默德不僅是先知和導師——像其他宗教的創始人一樣，還是一個政權和共同體的首領、一個統治者和一個戰士。因此，他的鬥爭涉及到一個國家及其武裝力量。對伊斯蘭教來說，如果在作為“上帝之路”的聖戰中，戰士是在為上帝而戰，那麼，他們的對手就是在與上帝作戰。由於上帝原則上是最高統治者，是伊斯蘭國家的最高領袖——而先知及之後的哈里發則是他的代理人——因此，上帝作為最高統治者指揮著軍隊。軍隊是上帝的軍隊，敵人是上帝的敵人。上帝戰士的職責是儘快把上帝的敵人送到上帝將要對他們實施懲罰的地方——即彼世。

顯然與此有關的是，伊斯蘭教所認為的人類基本劃分。大多數(或者是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有一種區別自己和他者的方式：圈內人與局外人，內群體與外群體，親屬或鄰里與外來人。這些定義，不僅界定了局外人，而且——也許更確切地說——也有助於界定和說明我們對自己的看法。

從許多穆斯林正開始迴歸的古代伊斯蘭教觀點來看，世界和人類都被一分為二：穆斯林法律和信仰盛行的伊斯蘭家園（the House of Islam），其餘的則被稱為不信之家（the House of Unbelief）或戰爭地區（the House of War），讓其皈依伊斯蘭教是穆斯林的使命；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仍然處在伊斯蘭教之外；並且，根據穆斯林激進分子的觀點，甚至在伊斯蘭家園內部，伊斯蘭教的信仰也已經被破壞，伊斯蘭教法也被廢除。因此，聖戰的義務是從家園內部開始發展至家園之外，以反對同樣的異教徒敵人。

就像人類歷史上已知的所有其他文明一樣，穆斯林世界在其全盛時期將自己視為真理和文明的中心，而周圍的異教徒野蠻人將會在適當的時候被啟蒙和開化。但是，在不同的野蠻人群體之間有一個關鍵的區別。東方和南方的野蠻人是多神論者和拜偶像者，完全不能對伊斯蘭教構成嚴重威脅和競爭。相比之下，在北方和西方，穆斯林很早就認識到一個真正的對手——一個具有競爭性的普世宗教，一個由這種宗教所激發的獨特文明，以及一個儘管比他們的小得多、但其野心和抱負完全不遜於他們的帝國。這個實體被其自身和他人稱為基督教世界——這個字眼長久以來幾乎等同於歐洲。

這些敵對信仰體系之間的鬥爭，已經持續了大約十四個世紀。它始於七世紀伊斯蘭教的興起，幾乎一直延續到今天。它包括了一連串的攻擊和反擊，聖戰和十字軍，征服和再征服。由於在首個千年裡伊斯蘭教不斷前進，基督教因而處在後退和威脅之下。這種新的信仰，征服了地中海東部(the Levant，即黎凡特)和北非原本屬於基督教的土地，併入侵歐洲，還統治過西西里、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法國的部分地區。十字軍試圖收復東方的基督教失地，但被阻止和挫敗；甚至，連穆斯林在歐洲西南部收復失地運動中的損失，也被伊斯蘭教在歐洲東南部的挺進所彌補，還曾兩度兵臨維也納城下。在過去的300年裡，自從1683年奧斯曼土耳其第二次圍攻維也納的失敗和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和非洲的崛起以來，伊斯蘭教則一直處於守勢；並且，歐洲的基督教和後基督教文明和她的兒女們，已經把包括伊斯蘭世界在內的整個世界納入其勢力範圍。

長期以來，伊斯蘭世界對抗西方至上的浪潮不斷高漲，並渴望重新樹立穆斯林的價值觀，恢復穆斯林的偉大。穆斯林已經遭受了連續的失敗。第一次是，相對於俄羅斯和西方勢力的強大，他們失去了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第二次是，由於外國的思想、法律和生活方式，以及有時甚至是外國統治者或殖民者的入侵，再加上當地非穆斯林勢力的參政，他們在本國的權威遭到了削弱。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根稻草，則是他們對本國的控制權，面臨著來自於那些被解放的婦女和叛逆的青年的挑戰。這實在是太難以忍受了。這些外國人、異教徒和難以理解的力量，顛覆了穆斯林的統治地位，擾亂了伊斯蘭社會，最終侵犯了他們的聖所家園；因此，穆斯林憤怒的爆發，是不可避免的。理所當然地，這種憤怒應該主要針對他們千年以來的敵人，並應從古老的信仰和忠誠中汲取力量。

歐洲和她的兒女們？美國人對這種措辭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們的民族神話，自建國之初甚至更早的時候，往往通過反對歐洲來建構他們的身份認同——它是全新的、完全不同於傳統的歐洲方式。然而，這並不是其他人所理解的那種方式；它在歐洲不常見，也幾乎從未出現在其他方。

儘管其他種族和文化的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覺地參與了美洲的發現和開創，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看來，這仍然是由歐洲人主導和控制的一項歐洲事業，而歐洲人則把他們的語言、宗教和大部分生活方式賦予了這項事業。

長期以來，自願移民到美國的幾乎全是歐洲人。確實也有一些人來自中東和北非的伊斯蘭地區，但其中幾乎沒有穆斯林；多數是基督教徒，還有少數是這些國家的少數族裔猶太人。他們到美國去，以及後來在美國的存在，必然會強化而不是削弱美國在穆斯林眼中的歐洲形象。

在伊斯蘭世界，人們對美國知之甚少。起初，地理大發現引發了一些興趣；唯一存世的哥倫布美洲地圖的副本是由土耳其人翻譯和改編的，現在仍然保存在伊斯坦布爾的託普卡帕宮博物館。一位16世紀土耳其地理學家對發現新世界的題為《西印度的歷史》的記述，是土耳其最早出版的書籍之一。但此後，這種興趣似乎減弱了，而在土耳其語、阿拉伯語或其他穆斯林語言中，有關美國的記述也並不多，直到相對晚近的時期。當時，一位摩洛哥駐西班牙的大使，撰寫了被確定為第一部關於美國革命的阿拉伯語著作。1787年，摩洛哥蘇丹與美國簽署了一項和平與友好條約。此後，這個新共和國與其他穆斯林國家展開了一系列的交往——或友好的，或敵對的，但大多數是商業性的。這些似乎對雙方都沒有什麼影響。美國革命及其誕生的美利堅合眾國一直未被注意，也不為人所知。甚至在19世紀，在伊斯蘭世界存在著規模雖小但不斷增長的美國人——商人、領事、傳教士和教師——也很少或根本沒有引起他們的關注，當時的穆斯林文學和報紙上也幾乎沒有提及。

第二次世界大戰、石油工業和戰後的發展，使許多美國人來到了伊斯蘭世界；越來越多的穆斯林也來到美國，先是學生，然後是教師、商人或其他訪客，最後則是移民。電影和後來的電視，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是其中某一種——帶到了那數百萬以前對美國毫無所知的人們面前。美國的產品種類繁多，尤其是在戰後的那些年——當時歐洲的競爭幾乎被消除，日本的競爭還沒有出現；這些產品進入了穆斯林世界最遙遠的市場，贏得了新的顧客，也許更重要的是，創造了新的品味和追求。對一些人來說，美國代表著自由、正義和機會。而對於更多的人來說，它也代表著財富、力量和成功，同時這些品質也並不被看作是罪惡或犯罪。

後來，一種分佈廣泛和日益壯大的宗教復興運動的領導人，發現並認定了他們的敵人是上帝的敵人，還指出了這個敵人在西半球的“居處和名字”。這時，情況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突然，美國似乎已經成為了頭號敵人、魔鬼的化身以及——尤其對穆斯林來說——一切善良的伊斯蘭教的邪惡對手。為什麼？

某些熟悉的指控

在反西方主義的情緒——尤其是反美情緒中，有來自歐洲的某些思想影響。其中一種就是來自德國。在那裡，對美國的負面看法構成了一個思想學派的一部分，而絕不僅限於納粹，還包括各種各樣的作家如賴內·馬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奧地利詩人——譯者注）、恩斯特·榮格爾（ErnstJunger，1895-1998，德國作家和思想家，曾參加兩次世界大戰，是個狂熱的軍國主義者——譯者注）和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國哲學家，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譯者注）。在這種看法中，美國是一種沒文化的文明的極端例證: 富裕舒適、物質先進，但卻呆板無聊；人為製造的或最多也只是建構的，而非生成的；機械的而非有機的；技術精巧複雜，但卻缺乏那種源遠流長的、人文的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和活力——而這正是日耳曼人和其他“純種”民族("authentic" peoples)所具備的品質。在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德國哲學，特別是教育哲學，在阿拉伯世界和其他一些穆斯林知識分子中非常流行，而反美主義思想就是這種思潮的一部分。

在第三帝國（即納粹德國——譯者注）的崩潰和德國影響的暫時結束之後，另一種甚至更加反美主義的哲學，取代了它的位置——即蘇聯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它譴責西方資本主義及其最先進和最危險的代表即美國。隨著蘇聯的影響開始消退，又有另外一個取而代之，或者至少是補充前者——全新而神秘的第三世界主義，這源自於西歐特別是法國，後來還有美國，並時常在他們早期的哲學中出現。這種神秘感得益於人類在過去創造黃金時代的普遍傾向，以及歐洲特有的將其定位到別處的傾向。曾經的黃金時代神話的一個新變種，被放到了第三世界；在那裡，非西方的亞當和夏娃的純真被西方的毒蛇毀掉了。該觀點把東方的善良純潔和西方的邪惡這一判斷奉為圭臬，並形成一條從西歐到美國的邪惡指數曲線。這些思想的種子被播撒到肥沃的土壤上，因而贏得了廣泛的支持。

但是，雖然這些外部輸入的思潮促使了反西方主義和反美主義的思想表達，但它們並沒有造成這種現象的產生。當然，它們也不能解釋，為什麼這種廣泛的反美主義能夠被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其他地區的這麼多穆斯林所接受。

必須明確的是，那種能夠獲得這些完全迥異的學說支持的思想，不是納粹的種族理論，它對阿拉伯人沒有什麼吸引力；也不是蘇聯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它可能對穆斯林也沒有什麼吸引力；而是他們共同的反西方主義傾向。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還是作為一股世界力量，都是反對西方的主要力量。因此，即使沒有獲得那些被西方視為主要敵人的勢力的支持，他們至少可以指望得到同情。

但是，為什麼敵意處在第一位？我們如果從一般轉向具體，就會發現並不缺乏由某些西方政府追求和採取的個別政策和行動，而這便激起了中東和其他伊斯蘭民族的強烈憤怒。 不過，當這些政策被摒棄，問題得到解決時，往往只是獲得局部和暫時的緩解。法國人離開了阿爾及利亞，英國人離開了埃及，西方的石油公司離開了他們的油井，西化的國王離開了伊朗——然而，原教旨主義者和其他極端分子對西方及其盟友的普遍怨恨，依然存在和增長，並沒有得到平息。

當前在穆斯林中，被引述最頻繁的反美情緒的原因，是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隨著親密程度和涉入深度的增加，這種支持肯定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在此，還是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很難用某種單一的、簡單的原因來解釋。在以色列建國初期，美國當時對以色列還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而蘇聯則立即給予以色列以法律上的承認和支持：通過蘇聯的一個衛星國捷克斯洛伐克運送的武器，拯救了襁褓中的以色列，使其在生命的最初幾周內免於戰敗和滅亡。然而，對蘇聯來說，這些政策似乎沒有什麼大的惡意，也沒有對美國有相應的善意。1956年，正是美國有力而果斷的干預，確保了以色列、英國和法國軍隊撤出埃及——然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和其他國家的統治者，轉而向蘇聯而不是美國尋求武器。正是在蘇聯陣營的支持下，他們在聯合國和全世界形成了團結的紐帶。最近，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統治者對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表達了立場堅定和毫不妥協的譴責。然而，即使是這些領導人，在阿亞圖拉·羅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逝世前後，當他們為了自身原因而決定進行各種對話時，也發現與耶路撒冷交談比對華盛頓更容易。與此同時，黎巴嫩的西方人質——其中許多人致力於阿拉伯人的事業而且還有一些人則皈依了伊斯蘭教，被他們的劫持者當作大撒旦（Great Satan）的爪牙對待。

來自穆斯林異見人士的另一種更為常見的解釋，是將反美情緒歸因於美國人支持他們所憎恨的政權，而這些政權被激進派看作是反動的，被保守派看作是不虔誠的，被兩者都看作是腐敗和殘暴的。該項指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並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一個本質上是內向性的、通常反民族主義運動竟然轉向反對外國勢力。但是，這是不夠的，特別是因為對這些政權的支持在範圍和(如伊朗國王所認識到的)有效性上已經受到了限制。

顯然，其中還牽涉到比這些具體的不滿情緒要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儘管這些不滿情緒可能是不計其數的和重要的，但那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就是，他們把每個分歧都變成一個問題，並使每個問題都無法解決。

這種對美國的反感以及更一般的反對西方情緒，絕不僅限於穆斯林世界；除了伊朗的毛拉及其在其他地方的門徒以外，穆斯林也並沒有經歷過和表現出這種情緒的更致命的形式。幻滅和敵意的情緒，影響了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甚至也波及到了美國的某些方面。正是通過這些為他們自己——並聲稱為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的——持續發聲，這種流傳最為廣泛的、關於對西方文明及其價值觀念的拒斥的解釋和理由，最近才被知曉。

這些指控聽起來並不陌生。我們西方人被指責為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而這些又在父權制和奴隸制、暴政和剝削之中被制度化。面對這些指控和其他可憎的罪名，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認罪——不是作為美國人，也不是作為西方人，而不過是作為人類，作為人類的一員。在這些罪惡中，我們不是唯一的罪人；而在其中，我們絕不是最壞的。在西方世界以及更普遍地在基督教世界中，婦女的地位一直是不平等的且往往是被壓迫的。但是，甚至在最壞的情況下，這也要比一夫多妻制和蓄妾制更好；而後者對待婦女的這種方式一直是這個星球上普遍的慣例。

那麼，種族主義是造成不滿的主要因素嗎？當然，這個詞，在那些面向西方、東歐以及一些第三世界聽眾的宣傳中，非常顯眼。在有關家庭消費的作品和出版物中，它所佔的位置卻不那麼突出，並且已經成為一個籠統的、毫無意義的濫用術語——就像“法西斯主義”，這個術語現在卻甚至被那些形形色色的一黨專政、民族主義獨裁的代言人用在他們的反對派身上。

奴隸制今天被普遍譴責為一種危害人類的罪行。但是，在人們的記憶中，它已經被實踐，甚至被當作一種由神聖律法所確立和規制的必要制度來捍衛。這種特殊制度——美國人曾這樣稱呼奴隸制的特殊性——不在於它的存在，而在於它的廢除。西方人首先打破了這種被普遍接受的共識，並取締了奴隸制——首先在國內，然後在他們控制的其他領土，最後在全世界任何他們能夠行使權力或影響力(即憑藉帝國主義)的地方。

那麼，帝國主義是造成這種不滿的因素嗎？一些西方大國——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一個整體的西方文明，無疑是罪惡的帝國主義。但是，我們真的相信，只有西歐的擴張過程存在著這種道德犯罪，而在其他民族的擴張中，就沒有這種道德犯罪嗎？比如，那些較早的、相對原始(relatively innocent)的擴張——阿拉伯人、蒙古人或奧斯曼人進行的擴張；或者，稍微晚近的擴張——如斯拉夫人把統治推進到波羅的海、黑海、裡海、興都庫什以及太平洋。通過踐行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西方只是遵循了人類歷史上數千年來共同的慣常做法。而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地方就在於，西方文明正在不斷辨識、命名和嘗試來醫治這些歷史性疾病——況且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成功。這無疑是一個值得祝賀而非譴責的事情。我們通常並不會主張，西方醫學或者尤其是帕金森醫生和阿茲海默醫生，要對他們所診斷出的並以其名字命名的疾病負責。

在所有這些罪行中，遭受最廣泛、最頻繁、最強烈譴責的，無疑是帝國主義——有時只是西方，有時是東方(即蘇聯)和西方。但這個術語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文獻中的使用方式常常表明，該詞在這些文獻中的意義可能完全不同於西方批評家所理解的。在許多這類著作中，“帝國主義者”(imperialist)一詞具有明顯的宗教意義，往往與“傳教士”結合使用，有時也可互換使用，並指代包括十字軍和現代殖民帝國在內的某種攻擊形式。人們有時也會形成這樣的印象：帝國主義的罪行，並不像西方批評家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統治，而是在這種關係中的角色分配。真正邪惡的和不可接受的，是異教徒對真正信徒的統治。對於真正的信徒來說，統治異教徒是正當的和自然的，因為這維護了神聖的律法，並給予異教徒以機會和激勵，來接受真正的信仰。但是，異教徒統治真正的信徒，則是褻瀆和不自然的，因為它導致在社會中宗教和道德的腐敗墮落，以及藐視甚至廢除上帝的律法。這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不同地區如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印度克什米爾、中國新疆和南斯拉夫科索沃目前所面臨的麻煩——這些地區的穆斯林人口由非穆斯林政府統治。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西歐最近出現的穆斯林少數族裔的代言人要求給予伊斯蘭教一定程度的法律保護，而這些國家已經不再給予基督教、也從未給猶太教以法律保護。當然，這些穆斯林代言人原屬國家的政府，也從來沒有對伊斯蘭教以外的宗教提供過這種保護。在他們的觀念中，這些立場並不矛盾。真正的信仰——基於上帝的最終啟示，必須要被保護而免受侮辱和虐待;而其他的信仰，要麼是虛假的，要麼是不完整的，因而沒有權利享受任何這樣的保護。

即使我們狹隘地把帝國主義專門定義為非穆斯林對穆斯林國家的入侵和統治，然而，用帝國主義解釋穆斯林的敵意仍然存在著其他問題。如果這種敵意是針對帝國主義的，那麼，它為何更為強烈地反對西歐，而不是更反對俄羅斯？畢竟，前者已經放棄了所有的穆斯林領地和屬地，而後者卻仍然不那麼溫和地統治著數百萬不情願的穆斯林屬民，以及古老的穆斯林城市和國家。還有，為什麼還要把美國包括進去？除了短暫地統治過含有少數穆斯林族裔的菲律賓以外，美國從來沒有統治過任何穆斯林人口。最後一個現存的統治穆斯林屬民的歐洲帝國即蘇聯，也沒有成為批評和攻擊的目標，幾乎已被豁免。甚至蘇聯南部和中亞的加盟共和國最近對穆斯林叛亂的鎮壓，也僅是相對溫和的勸告，再加上不企圖干涉蘇聯“內政”的承諾，以及對維護邊境秩序和安寧的要求。

這種令人有些驚訝的剋制的一個原因，可在蘇聯阿塞拜疆事件的性質中發現。伊斯蘭教，在阿塞拜疆的身份認同中，顯然是一個重要的、有望日益增長的因素，但它目前還不是一個主導因素。阿塞拜疆的民族運動，與歐洲自由愛國主義的共同點，要多於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共同點。這樣的運動，是不會喚起伊斯蘭共和國統治者的同情的。它甚至可能會使他們驚恐，因為一個由蘇維埃阿塞拜疆人民所管理的真正民主的民族國家，將對他們南方的同族伊朗阿塞拜疆人產生直接的、強大的吸引力。

這種對蘇聯統治下的5000萬或更多的穆斯林相對地缺少關注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風險和利益的計算。蘇聯在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北部邊境附近；而美國甚至西歐都很遙遠。更關鍵的是，迄今為止，蘇聯還沒有采用下述做法：在電視攝像機的現場注視下，用高壓水槍和橡皮子彈來平息騷亂，或者以保釋方式釋放被逮捕人士，並允許他們接觸國內外媒體。蘇聯人不會在黃金時間採訪他們最嚴厲的批評者，也不會慫恿他們去教學、演講和寫作。相反，他們表達對批評不滿的方式，往往是相當不愉快的。

懼怕報復，儘管無疑是重要的，但它並不是蘇聯在原教旨主義的惡魔名單(demonology)上位居——相對於西方而言——次要地位的唯一的甚或是主要的原因。畢竟，正是那種產生於西方而非蘇聯的社會、經濟和思想的巨大變遷，已經改變了大多數伊斯蘭世界，並帶來了諸如消費主義和世俗主義這些被普遍譴責的西方罪惡。沒有人會以消費主義為名指責蘇維埃；他們的唯物主義是哲學的——確切的講，是辯證的；但它很少或根本沒有在實踐中提供更好的生活。而消費主義應代表了另一種唯物主義，通常被反對者視為赤裸裸的(crass)物質主義。它總是與西方的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與東方的共產主義；後者已經在實施或至少對其國民施加了一定程度的緊縮，而這會給蘇菲聖徒留下深刻的印象。

直到最近，蘇聯也不容易受到世俗主義的指責，這是原教旨主義對西方的另一項重大指控。雖然他們是無神論者，但他們並不是沒有神。他們實際上創造了一個精心設計的國家機器來施加他們對神的崇拜——即一種自身具有正統觀念、一種界定和執行它的等級制度以及一種調查和清洗異端的武裝宗教法庭。政教分離，並不意味著國家反宗教的建立，也更不是強制實行一種反宗教的哲學。蘇維埃的世俗主義，就像蘇聯的消費主義一樣，對穆斯林大眾沒有任何誘惑，並且正在失去曾經對穆斯林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吸引力。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為傳統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真實和有吸引力的替代物。原教旨主義的領袖們並沒有看錯：西方文明，正是那些他們所希望為人民保留或恢復的生活方式的最大挑戰。

文明的衝突

西方世俗主義的起源可能見於以下兩種情形：早期基督教的教義和更多的經驗，創立了兩個機構，即教會和國家；以及，後來的基督教衝突，造成了兩者的分離。穆斯林也有他們的宗教分歧，但遠未達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宗教鬥爭的那種強烈程度，這在16世紀和17世紀摧毀了基督教的歐洲，並最終促使基督徒絕望地發展出一種宗教與國家相分離的教義。只有通過剝奪宗教機構的強制權力，基督教世界似乎才能遏制基督徒對其他宗教信徒——尤其是那些自稱其他的人——的殘酷排斥和迫害。

穆斯林沒有這樣的需求，也沒有發展出這樣的教義。伊斯蘭教不需要世俗主義，甚至它的多元性與異教羅馬帝國截然不同。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如此生動地描述：“羅馬世界盛行的各種崇拜方式，被所有人都認為是同樣正確的；被哲學家認為是同樣虛假的；被地方行政官認為是同樣有用的。”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伊斯蘭教從未打算賦予那些持有其他信仰和踐行其他崇拜形式的人們以完全平等的地位。然而，它確實曾在實際上和原則上賦予那些有具部分正信的持有者以某種程度的容忍；直到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西方採取了某種程度的世俗主義以前，這一點在基督教中都比較罕見。

起初，穆斯林對西方文明的反應，是一種羨慕和效仿——對西方的成就給予極大尊重，並渴望模仿和接受。這種渴望，源自於一種對伊斯蘭世界——與發達的西方相比——的貧弱落後的日益增長的敏銳洞察。這種差距首先體現在戰場上，但很快就遍及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穆斯林作家觀察到並描述了西方的財富和權力、科學技術、製造業以及它的政府形式。西方成功的秘訣一度在於兩個方面: 經濟進步，特別是工業；政治制度，尤其是自由。數代改革家和現代化推動者試圖將這些要素引入並使之適應於他們自己的國家，希望以此就能實現與西方的平等，也許還能恢復他們喪失的優勢。

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羨慕和效仿西方的情緒，在許多穆斯林人當中，已經讓位給了對西方的敵視和拒斥。可以肯定的說，這種情緒部分地來自於一種屈辱感——他們越發地意識到：作為一種古老的、自豪的和長期佔據優勢地位的文明的繼承人，他們卻被那些(在他們看來的)劣等人所超越、壓倒和征服。此外，這種情緒還部分地源於西方世界本身的事件。一個重要的因素，當然是造成西方文明自身分裂的兩次自殺式世界大戰的影響，給他們自己和其他民族造成了無盡的破壞，交戰者在伊斯蘭世界和其他地方進行了龐大的宣傳攻勢，以相互詆譭和削弱對方。他們所帶來的信息，贏得了許多都更願意回應聽眾，因為他們自身所經歷的西方道路經歷並不幸福。西方商業、金融和工業模式的引入，確實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但它產生出了西方移民和西化的少數派，並且只是在穆斯林人口主導下的一小部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少數派變得越來越多，但他們仍然疏離於平民大眾，甚至在他們的衣著和生活方式上也不同於後者。他們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是這個被再次視作敵對世界的代理人和合作者。甚至，來自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被懷疑，但他們所批判的，不是這些制度的西方原版，而是由激情的穆斯林改革者在本國推行的仿製品。這些制度，在超出他們控制的情況下運行，並採用了他們沒有完全理解的、不合國情的引進模式，因而無法應對迅速發展的危機，並被逐一推翻。對於大多數中東人來說，西方式的經濟手段帶來了貧困，西方式的政治體制帶來了暴政，甚至西方式的戰爭也帶來了失敗。因此，這麼多的人願意聽到這些聲音也就不足為奇了：古老的伊斯蘭道路是最好的，唯一的救贖是拋開改革者的異教創新，並回歸到上帝為他的子民所指定的真正的道路(the True Path)上。

最終，原教旨主義者的鬥爭針對兩個敵人，即世俗主義和現代主義。反對世俗主義的鬥爭是有意識的和明確的；而且，目前已經出現一系列文學作品，旨在譴責世俗主義是現代世界的一種邪惡的新異教力量，並以不同的方式將其歸咎於猶太人、西方和美國。反對現代性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既不是有意識的，也不是明確的，而是針對整個變革進程——在過去一百年或更長的時段內，它發生於伊斯蘭世界，並改變了穆斯林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結構。這些力量已經削弱了穆斯林傳統的價值觀和虔誠，最終剝奪了他們的信仰、抱負和尊嚴，甚至還日益危及到他們的生存。這些因素造成穆斯林大眾對這些力量產生了盲目混亂(aimlessand formless)的怨恨和憤怒，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則給這種怨恨和憤怒賦予了一種目標和形式。

伊斯蘭教的宗教文化具有一種特質：它激發出一種對他人的尊重和禮貌——即使是在最卑微的農民或商販當中。在這一點上，其他文明從未能超越它，也很少能與之匹敵。然而，在動盪和混亂的時刻，當更深的激情被喚起時，這種對他人的尊重和禮貌就會讓位於一種憤怒和憎恨的爆炸性混合物，它鼓動這個古老文明國家的政府——即便是這個偉大宗教之精神和倫理的代言人——支持綁架和暗殺，並試圖在他們先知的言行中找到對這些行動的認可和真實的先例。

大眾的本能並非虛假的，他們發現這些災難性變化的最終根源在西方，並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的破壞歸咎於西方統治、西方影響或西方思想和榜樣的衝擊。而且，由於美國是歐洲文明的合法繼承者，也是公認的、無可爭議的西方領袖，因此，美國繼承了由此產生的怨恨不滿，成為被壓抑的仇恨和憤怒的焦點。兩個案例足以說明問題。在1979年11月，一群憤怒的暴徒襲擊並燒燬了伊斯蘭堡的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引起大眾憤怒的原因據稱是，一群穆斯林異見人士奪取了麥加清真寺——而沒有任何美國人參與該事件。近十年後，1989年2月，還是在伊斯蘭堡，美國新聞處(USIS)被憤怒的人群襲擊，這次是為了抗議薩勒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或譯魯西迪）《撒旦詩篇》的出版。拉什迪是一位印度出生的英國公民，其作品五個月前在英國出版。但是，究竟是什麼激起了暴徒的憤怒，以及霍梅尼（他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處死《撒旦詩篇》的作者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譯者注）隨後宣佈對作者的死刑判決呢？——是這本書在美國的出版。

現在應該清楚的是：我們正在面臨著一種情緒和運動，它已經遠遠超越了問題、政策以及政府的層面。這是一場文明的衝突

並非所有的由西方入侵者或本土西化派從西方引進的思想，都被拒絕了。一些內容甚至被最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所接受，但通常不承認其來源，並經過改頭換面變成不倫不類的東西（something rarely rich but often strange）。其中之一就是政治自由，並與代議制、選舉和憲制政府的概念和實踐相結合。甚至，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也有成文憲法和民選議會，還有一種教權制(episcopate)，但這既在伊斯蘭教義中沒的任何指示，也在伊斯蘭曆史中沒有任何先例。所有這些制度，很顯然都是從西方的模式中借鑑改造而來的。穆斯林國家還保留了許多西方的文化社會習俗以及表達它們的符號，例如男性(和少數女性)服裝的樣式和風格，尤其在軍隊中。使用西方發明的槍支、坦克、飛機是軍事上的需要，但繼續使用合身的長袍和尖頂帽則是一種文化選擇。從憲法到可口可樂，從坦克、電視到T恤衫、符號和器物——並通過這些元素，西方思想保持著——甚至強化了——對他們的吸引力。

現今所謂的原教旨主義運動並不是伊斯蘭教的唯一傳統。還有其他更寬容、更開放的傳統，它們有助於激發伊斯蘭文明曾經的偉大成就。我們或許希望其他這些傳統能夠隨著時間推移佔據上風。但是，在這種情況出現以前，將會有一場艱苦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我們西方國家幾乎無能為力。甚至，僅是嘗試也會造成傷害，因為這些是必須由穆斯林自行決定的問題。同時，我們必須在各方面小心謹慎，以避免因分歧的加劇和古老偏見的復興而在新時代引起一場宗教戰爭的危險。

【約翰·泰勒（JohnTyler，1790-1862）美國第十任總統】

為此，我們必須通過對其歷史、文獻和成就的研究，力求更好地理解其他宗教和政治文化。同時，我們或許希望他們能夠更好地理解我們，特別是希望他們會理解和尊重我們西方人對政教關係的看法，即使他們不會接受它們。為描述這種看法，正如開篇那樣，我也將引用美國總統的言語來結束此文，但這次引用的不是赫赫有名的托馬斯·傑斐遜，而是有點不公正地被忽視的約翰·泰勒（John Tyler，1790-1862，美國第十任總統——譯者注）。在一封落款日期為1843年7月10日的信件中，他對宗教自由原則給出了雄辯的、甚至預言式的表述：

美國已經嘗試著一個偉大而崇高的實驗——即教會和國家完全分離。在沒有任何先例的情況下，這被認為是冒失的。在我們中間，不存在法律上的宗教建制。良心是不受任何約束的，每個人都被允許基於自身的判斷而崇拜他的造物主（hisMaker）。政府職位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沒有靠徵收什一稅維持的建制化教階制，人們的錯誤判斷也不能成為信仰的可靠的和一貫正確的信條。穆罕默德的信徒(Mahommedan)，如果願意來我們中間，就有憲法賦予他特權可以按照《古蘭經》來禮拜；如果東印度人樂意，他們可以立祠梵天(Brahma)。這就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所極力倡導的寬容精神……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迫害和壓迫的猶太人，在我們中間擁有了自己居所，並無所畏懼……而政府對他們的庇護(the Aegis of the Government)就是捍衛和保護他們。這就是我們已經嘗試過的偉大的實驗，這就是由此而產生的幸福結果；沒有這種嘗試，我們的自由政府體制將是不完善的。

軀體可能被壓迫和束縛，但仍能存活；但是，人們的心靈如果被束縛，那麼，它的能量和能力就會消亡；所剩的就只是粗鄙的，世俗的。心靈，就應該像光和空氣一樣自由。

閱讀更多 中東觀察員 的文章

關鍵字: 中東 文明衝突論 伯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