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丨全球政治中的美國

"文明衝突論"的創始人，乃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冷戰剛結束、蘇聯解體不久，亨廷頓就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後來一直在許多國家的政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文明衝突"理論（ClashofCivilization）

法 意 導 言

《全球政治中的美國》一文探討了後冷戰時代全球政治的兩大特徵：“單一-多極化”和“多文明化”。前者是依據權力進行縱向分析，並區分出了全球政治的四大層次；後者是依據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進行橫向分析，指出這兩者在後冷戰時代對國際關係的決定性作用。第三部分可被視為第二部分的子內容，伊斯蘭文明因其特殊性（對美國的直接威脅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被亨廷頓列出來單獨討論。在第四部分中，亨廷頓對上述三個因素加以綜合，分析了未來國際關係的可能圖景，而這一分析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國為中心的。第五部分則充分體現了亨廷頓的“愛國立場”。但其實從標題也能看出，這篇文章的潛在敘述對象和思考主體就是美國。

全球政治中的美國

文/薩繆爾·亨廷頓

翻譯/馬峻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PPE專業本科二年級

校對/劉子璇 中國人民大學本科二年級

總的來說，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濃縮與延續。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它根本的問題意識與《文明的衝突》相同，即“如何構建冷戰後世界政治的範式”。

建構所謂世界政治的“範式（paradigm）”，如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所說，就是要在紛繁複雜，甚至常常顯得不可理解的政治現象中搭建一個可被理解的框架，這個框架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政治的因果聯繫，以便我們對其進行分析或預估（如果可能的話）。對此，亨廷頓引用了杜魯門的一句話，後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名詞，即“政治地圖學”。將“範式”比作地圖，可謂是十分貼切。

“範式”一詞常常引來誤解，亨廷頓在其著作中的多處都曾對一些誤解進行過糾正和駁斥。其中比較充分的可能是《If not Civilization，what》一文。這篇文章發表於著名的《文明的衝突》（1993）年之後，後者曾引起當時學界的廣泛爭議，而《文明的衝突》一書也可被視為這篇文章的補充。他指出，他的“範式”一詞來自於托馬斯·庫恩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亨廷頓引用了庫恩的若干觀點，來說明“範式”並不是一個能夠解釋所有現象的框架，而只是一個能最大程度解釋現象的框架。因此，一個好的範式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包羅萬象的，只是它比同類型的其他範式能解釋更多罷了。在闡明範式的內涵後，亨廷頓在文中轉而駁斥了其他人提出的範式（如文章名字所體現的），以證明其範式的“好”。

薩繆爾·亨廷頓（Huntington · Samuel. P）

1927－2008年

美國在全球舞臺上扮演的角色已經發生了轉換，而世界對美國的影響也已不同於往日。許多人推測，這些轉變應當是由9.11發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造成的，並且這些事件導致我們現在正生活在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中。但這種推測真的可靠嗎？我對此表示懷疑。

恐怖主義作為一種威脅的日益活躍，以及國家間為應對這一威脅而進行的合作，無疑為全球政治加入了新的面向。然而，對於當下的全球政治和美國在全球的角色而言，這兩者的基礎特徵不是由2001年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事件決定的，而是由10年前發生在莫斯科的事件決定的。

1

全球權力結構

在冷戰期間，我們的國際體系是以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兩極格局。兩個超級大國各自支配著世界的一部分，並互相爭奪著對餘下地區的影響力。競爭是內在於當時的情形中的，並且因為二者在全球範圍內對各自政治意識形態的鼓吹而愈演愈烈。

現在，世上只剩下一個超級大國了。但有關當今世界究竟是單極，還是多極，亦或其他形態的爭論仍在繼續著。單極世界是指存在著一個超級大國，不存在突出的主要勢力，但有一些次級勢力的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這唯一的超級大國能夠通過與他國的少量合作，或根本不合作，來單邊有效地解決重要國際問題，而其他國家間的聯合對其根本不構成阻礙。歷史上，羅馬曾經在幾個世紀的時間中接近於這一模型，被中國支配的東亞也多次企及。我們所說的是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同時今天的一些人正宣稱著美帝國的崛起。與此相反，

當代國際政治與上述兩個模型都不相符。相反，它是一種混合體，包含了一個非帝國的超級大國和許多主要勢力。或許我們可以稱它為單一-多極體系（uni-multipolar system）。這意味著兩點。首先，在主要國際問題上，超級大國往往能夠憑一己之力，否決數個主要國家的聯合行動。其次，超級大國只需要與數個主要國家，就能解決關鍵性的國際問題。

在這樣一個單一-多極體系之中，全球權力結構有著四個層次。在頂層，美國在權力的各個領域都有著領導性地位。處在第二層的是主要地緣勢力（major regional powers）。這些勢力在全球範圍內的一些重要區域中起著支配作用，但它們自身的利益和能力都不如美國那般具有全球性。這些勢力包括歐盟、俄羅斯、中國、印度、伊朗、巴西等。顯然，論重要性、活躍度和主導程度，這些勢力都大不相同。處在第三個層次的是次級地緣勢力，它們在各自區域的影響力都弱於主要地緣勢力。最後，所有其他國家處在第四層。它們中的一些也會因不同的原因而具有重要性，但它們在全球權力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無法與處在前三個層次的勢力相提並論。

冷戰時期的兩極格局曾不可避免地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製造了衝突。而這一新的單一-多極體系正在製造十分不同的、符合其自身模式的衝突。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在全球範圍內佔有利益，並且積極地嘗試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增加自身利益。這就使得它陷入與主要地緣勢力的衝突，後者視美國為入侵者，且深信它們應當在自身所處地域的事務決策中起支配作用。這就構成了美國與主要地緣勢力之間敵對關係的天然基礎。在每一個區域內，二級勢力不希望自身受到主要地緣勢力的主導，前者還試圖限制後者操控地緣事務的能力。

主要勢力與次級勢力之間的競爭關係為美國與後者的合作提供了基礎，而這種合作也正在發生。在過去的十年中，為了牽制中國，製造均勢，美國加強了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並且支持了日本軍事能力的擴張。美國維繫了與英國的特殊關係，而這為其抗衡由德國和法國主導的聯合歐洲增添了籌碼。波蘭正與英國為成為我們在歐洲最親密的盟友而相互競爭，因為不論是我們還是波蘭人自己，都不想讓波蘭再次為它的歷史宿敵——德國和俄羅斯所支配。美國同樣與烏克蘭、格魯吉亞和烏茲別克斯坦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以抗衡俄羅斯勢力的任何擴張。美國保持了與沙特阿拉伯的緊密合作關係，以平衡伊朗在海灣地區的勢力。在南美，美國與巴西之間的關係向來友好，而與阿根廷的關係則向來敵對。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巴西開始與美國爭搶在南美的影響力，其後美國與阿根廷建立了更為親密的關係。在這些和其他潛在的案例中，美國與次級地緣勢力的合作限制了主要地緣勢力的影響力，從而促進了二者之間的利益互惠。

同時，為了形成反恐同盟，美國恰恰需要這些主要地緣勢力的加入。9.11沒過多久，美國就已成功地鞏固了與歐盟、俄羅斯、中國、印度、以色列，甚至伊朗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美國與俄羅斯和印度之間關係有著尤為顯著的改善。這背後不僅有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關切，還有一種對中國的共同關切。再者，美國與歐盟、伊朗、中國以及以色列的關係迴歸到了9.11之前的水準。

這是事出有因的。對恐怖主義的戰爭不止一場。美國正在全球範圍內與基地組織及其追隨者戰鬥。俄羅斯正在區域範圍內與車臣組織戰鬥，中國則與維吾爾人/東突勢力（Uighurs），印度則與克什米爾人，以色列則與巴基斯坦人。這些戰爭中的叛亂者們有著三點共通之處。其一，他們都是希望通過反抗非穆斯林政府來獲得自治或獨立的穆斯林組織。其二，就常規軍事力量而言，它們都要比它們所反抗的國家弱小太多。其三，因為上述原因，他們運用了恐怖主義，而這一手段一直以來都是弱者的武器。然而，這些戰爭彼此獨立，美國在這些局部戰爭中的利益並不一定與正在作戰的政府之利益相契合。這樣一來，美國與主要地緣勢力的敵對關係將有可能再次成為戰爭中的支配性因素。

2

文化的重要性

現在，我將轉向對當代全球政治第二個特徵的闡述。在《文明的衝突》中我曾論證到，國際關係的永恆主題不單單是權力，還有著其他要素。在冷戰期間，這個“其他要素”指的就是政治-經濟意識形態（political-economic ideology）。當下，在塑造群眾間和國家間的身份、親近、敵意關係方面，文化已經取代了意識形態。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是通過他們的起源、宗教、語言、歷史、價值觀、習俗、制度來定義它們各自的身份。他們將自己的身份與文化群體連接在一起：部落、族群（ethnic groups）、宗教群體、民族（nationality），以及最為寬泛的文明。在這樣一個新世界中，地方政治就是族群政治（politics of ethnicity）；全球政治就是文明政治。最重要的國家集團就是世界的主要文明。現在，全球政治的多文明性（multi-civilizational）已十分明顯了，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首次。

西方文明是世界的主導文明，而這一狀況將在數十年內保持不變。然而，隨著伊斯蘭文明的人口增長，以及中國與其他一些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它們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的角色和影響越來越重要，這帶來了文明間相對實力的變化。隨著非西方社會的逐步現代化，它們開始加強對西方化的抵抗，並轉而認同來自本土文化的價值。文化上相似的國家走到了一起，因為這一相似性使得它們之間的理解與信任變得更為容易。地區經濟一體化成功的可能性與參與國家間文化共同性的程度密切相關。在它們身邊，文明中的領導國家或核心國家聚集起了一群享有共同文化的其他國家。因為文化上的不同，宿怨在一些冷戰時期的盟國之間再度萌發。作為此次文化復興的一部分，宗教在塑造國家身份和國家間聯合方面變得愈發重要。希臘就是代表了這股趨勢的一個例子。長期以來作為北約和歐盟成員的希臘，其東正教身份被重新注入了活力，並在南斯拉夫戰爭中選擇了與塞爾維亞和米洛索維奇站在一邊。這顯現了希臘與它的北約夥伴之間的巨大分歧。並且，希臘在許多方面都已經成為了俄羅斯的親密戰略伙伴。1997年10月，這種轉變在斯特凡諾羅普斯總統發表於阿託斯山的言論中被明確提出。他說到：“今天，我們的威脅並不來自北邊…現在這些國家與我們有著相同的信仰。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來自西方的惡毒威脅…它來自於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文化和宗教的確正在全球範圍內塑造著國與國之間的聯合和敵對關係。

在穆斯林世界，強化了的宗教和文化認同表現得最為突出。過去數十年來，最為顯著的社會、文化、政治發展之一便是伊斯蘭意識、運動和身份的復興，這一復興發生在幾乎所有地域的穆斯林身上。總體來看，這一伊斯蘭復興是對現代化和全球化的一次回應。伊斯蘭組織已經參與進來了。他們滿足了城市中的穆斯林們的需求，為他們提供了社會支持、道德引導、福利、醫療、教育和失業補助——這些都是穆斯林政府常常無法提供的服務。穆斯林正愈發意識到他們自身的伊斯蘭身份。此外，在許多穆斯林社會中，伊斯蘭教徒是對抗高度專制的政府的主力軍。伊斯蘭復興已經激發了一小群極端分子，他們通過暴力對抗西方，其中特別是美國，來主張自己的伊斯蘭身份。這便是伊斯蘭作為全球政治中文化、宗教的新中心的表徵之一。伊斯蘭復興同樣激發了那些抵抗非穆斯林政府統治的穆斯林群體。

在政府和群眾對9.11事件的回應方式中，文化和文明是核心因素。由於新的全球權力結構，美國和歐洲之間的緊張和差異在20世紀90年代逐步升級。正如人們常說的，美國和歐洲正漸行漸遠。然而，隨著9.11事件的發生，歐洲各政府和群眾起碼多少還是認為自己與美國人有著身份上的聯繫，並且向美國人表達了強烈的同情和支持，正如它們迅速加入美國反恐戰爭這一行為所表現的那樣。其中，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些社會與美國共享一種共通的盎格魯文化——尤為支持。它們迅速部署了軍事力量，來與我們的軍隊在阿富汗戰爭中並肩作戰。相反，非西方、非穆斯林文明中的領導國家——俄羅斯、中國、印度以及日本——對此表達了有所保留的同情和支持。幾乎所有的穆斯林政府都譴責了恐怖襲擊，它們無疑十分擔憂穆斯林極端組織對它們自身專制政府的威脅。但值得關注的例外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它們愈發對美國的軍事反擊持批判態度。穆斯林國家的人們為這些襲擊喝彩，並且大多數穆斯林國家中的大多數人都對基地組織表示同情，並對美國在阿富汗的干預行為持反對態度。被我們視為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卻被它們視為對伊斯蘭世界的戰爭。當然這也不難理解。後者的態度將我引向全球政治的第三個主要變化，這一變化與當今衝突的主要形式有關。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塞繆爾·亨廷頓

新華出版社

3

穆斯林戰爭的時代

二十世紀的前半段是世界戰爭的時代；後半段則是冷戰的時代。二十一世紀將作為內戰與族群間戰爭的時代展開。二十世紀90年代發生了110場重要的戰爭。其中，103場是國家內的內戰，而這103場戰爭中的70%是族群和宗教群體之間的戰爭。穆斯林廣泛參與了這些戰爭，他們互相鬥爭，並且比其他文明的人們更為頻繁地與非穆斯林政府對抗。

20世紀90年代，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重大暴力事件發生在了以下國家和地區：波斯尼亞、科索沃、馬其頓、車臣、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克什米爾、印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中東、蘇丹，以及尼日利亞。20世紀90年代中期，世界上近乎一半的族群衝突都與穆斯林群體間的鬥爭或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鬥爭相關。在一份列表中，《經濟學人》雜誌甄別出了發生於1983年至2000年的16起重大國際恐怖主義行動。穆斯林群體對其中的11件，或可能是12件負責。在被美國列為恐怖主義支持國的7個國家中，有5個是穆斯林國家。無獨有偶，美國國務院列出的恐怖主義組織中，大多數為穆斯林組織。國際戰略研究所聲稱，2000年發生了32起重大武裝衝突。23 起——超過三分之二——涉及穆斯林。然而穆斯林只佔全球總人口的大約五分之一。

導致了穆斯林暴力行為的那些原因並不內在於作為宗教的伊斯蘭教。它們是穆斯林意識和身份復興的產物。除此之外，在整個穆斯林世界，特別是在阿拉伯人之中，存在著一股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的強烈的抱怨、不滿、妒忌和敵意。這部分歸因於西方的帝國主義和對穆斯林世界持續近乎整個20世紀統治，也部分歸因於西方所採取的特定政策，包括對美-以之間親密關係的維繫。在很多情況下，穆斯林都在為擺脫非穆斯林統治而鬥爭。

在所有文明中，伊斯蘭文明的統一性是最弱的。部落的、宗教的、族群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分歧都激發了穆斯林群體之間的暴力。這些因素同樣導致了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暴力，因為不同的穆斯林群體和政府，比如說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國內，都在為倡導自己所屬的伊斯蘭教分支而相互競爭，並且它們還支持了穆斯林群體與非穆斯林的鬥爭，這一支持的範圍從波斯尼亞直達菲律賓。如果一到兩個國家支配了整個穆斯林世界——在這方面，伊斯蘭世界自奧斯曼帝國以來就成了所有文明中的例外——發生在穆斯林中的暴力就會少一些，或許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暴力也會減少。

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伊斯蘭復興恰逢大多數穆斯林國家擁有高人口出生率的時期，而後者進一步促進了伊斯蘭復興。高人口出生率帶來了青年人數量的激增，其中一大批人處在16到30歲之間。大批處於該年齡區間的男性一般都接受過中等教育、技術教育或高等教育；大部分都處於失業狀態，並因此移民到了西方；加入了原教旨主義組織和政黨；少部分應募加入了穆斯林游擊隊以及恐怖分子網絡。年輕男性是暴力犯罪的主要人員，在所有社會都是如此；他們棲身於人口過剩的穆斯林社會中。二十年內，在大多數穆斯林社會中，年輕男性的數量將會減少。但在不遠的將來，伊斯蘭與其他文明之間的關係可能至好也只會是疏遠而矛盾（at best distant and acrimonious），至壞則將衝突不斷並充滿暴力（at worst conflictual and violent）。

“9·11事件”（September 11 attacks）

2001年9月11日上午 （美國東部時間），兩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機分別撞向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一號樓和世界貿易中心二號樓，兩座建築在遭到攻擊後相繼倒塌，世界貿易中心其餘5座建築物也受震而坍塌損毀；9時許，另一架被劫持的客機撞向位於美國華盛頓的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五角大樓局部結構損壞並坍塌。

4

權力、文化和穆斯林戰爭的三角互動

總而言之，一些類型的國際關係可能會格外難處，而兩邊的國家也可能更加敵對，這些類型包括：兩國處於全球權力結構中的相鄰層次、分屬於不同的文明，以及涉及到穆斯林群體和國家的情形。當權力的差異和文明的差異疊加時，衝突可能會變得最為頻繁和危險。一般看來，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間的關係將尤為敵對，而中國與日本、印度尼西亞與澳大利亞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會很糟糕。權力與文化的差異意味著美國與大多數主要地緣勢力將很難處好關係，與歐盟則可能沒那麼困難，同巴西以及以色列可能也是如此，與其他國家相處的難度會排在這兩個等級之間。就美國與歐盟的關係，具體看來，雙方的文化邏輯有著巨大的差異，而這促進了雙方的相互認同與合作，就像是9.11事件結束之後迅速發生的那樣。而權力邏輯的差異則會滋生一種敵對情緒，雙方之間的敵對關係於2002年再次浮出水面。

在這些敵對關係中，中美間的敵對關係可能最為危險。在當下發生的許多具體問題上，二者截然對立：貿易、人權、武器銷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西藏和臺灣問題。然而，最本質的問題，如上文所說，在於文化差異強化了權力結構差異。何者，將於隨後的數十年中，在引領東亞發展的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中國將要終結那屈服於其他主要勢力，並被它們羞辱的時代，並且企圖重拾19世紀中期前它在東亞久據的霸主地位。對此，中國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然而，美國向來反對西歐或東亞被一個勢力獨吞，並且通過贏得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的勝利阻止了這一局面的出現。未來定義中美關係的特徵究竟會是衝突還是和諧共處？這無疑對未來的世界和平至關重要。

5

對美國的啟示

在這一新的全球環境中，美國是強大的、脆弱的和孤立的。

第一點，如我所強調的，我們毫無疑問比之前的任何時候都要更為強大。就我們能力之所及而言，我們比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任何國家都要強大，並且直到不遠的將來，我們都將比任何敵對國家之間可能形成的聯合都要更為強大。

第二點，同時，較之過去近200年，我們在襲擊面前顯得更為脆弱。上一次類似於9.11這樣發生在美國本土的事件得追溯到1814年的8月25日，當時英國人點燃了白宮。從那以後，美國人認為安全和不受侵害是內在於美國之中的，並且是我們國家長期持有的屬性。我們曾在千里之外的大洋彼岸作戰，而這保障了我們自身的安全和自由。9.11事件讓我們猛地從那一迷夢中驚醒。我們當下參與的戰爭將在許多地方打響，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本土。布什總統說過，“我們拒絕生活在恐懼之中。”然而，這世界是可怖的，我們除了心懷恐懼外（如果不是已經在恐懼中生活的話），別無選擇。

第三點，在冷戰期間，我們面對的是一位強大和殘忍，卻又理性和可以預料的敵人。同樣，在防止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傳播方面，我們與眾多國家有著共同利益。然而，我們現在正處身於一個冷酷的世界（cold world）中，而它是如此的陌生、不可預料、不安全和不友好。9.11過後幾周，美國人不斷質問自己，“為什麼他們如此恨我們？”這種仇恨部分歸因於我們的所作所為，但同樣也歸因於我們的身份。他們畏懼我們的權力，妒忌我們的財富，譴責我們的價值觀，並憎惡我們的傲慢。好消息是，並非所有人都很我們。壞消息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真正的朋友極少；少到能用一隻手都數得過來。

在塑造區域發展方面，主要地緣勢力沒有理由不將我們視為敵人。但至好則懷疑、不信任美國，至壞則公開敵對美國的絕不只有它們。在距離9.11襲擊的發生尚很遙遠的1997年，位於哈佛的我所在的研究機構舉辦了一場大型會議，參與者包括許多國際關係的專家學者，他們來自於全球所有主要國家和地區。我們向他們問到，在其所在國的政治精英看來，他們國家面對的主要威脅是什麼。他們的回答表明，許多國家的政治精英將美國視為首要威脅，而這些國家共同構成了全球超過70%的人口總量。一位印度學者表達了流行的看法。他說到，這（將美國視為首要威脅）並不是因為我們（美國）要武力入侵他們，而是因為對於印度來說，

美國代表著主要的外交和政治威脅。在幾乎每一個有關印度的議題上，美國都有“否決”…的權力，不管這一議題是有關核的，還是科技的，還是經濟的、環境的，亦或是政治事務。這意味著，美國能夠否認印度的目標，並且能夠動員其他國家一起來制裁印度。

美國的罪惡之處，他補充道，在於“權力、傲慢和貪婪。”

在這場會議上，傑出的日本外交家，小和田恆（Hisashi Owada），發表了一次講話。在講話中他提出，二戰後美國曾提倡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s），力圖實現“單邊全球主義”（unilateral globalism）的目標。這些公共品包括強化國際組織，支持國際法，降低貿易壁壘，針對蘇維埃共產主義的防務，以及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現在，情況相反，他說到，美國正在追求“全球單邊主義”（global unilateral）政策，在全球範圍內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並很少關注他者的利益和關切。對一位日本外交家來說，在公共場合說出這番言論，著實令人震驚。但他的評論與幾乎同時的一位英國外交家相呼應。這位外交家說到，“只有在美國國內才能看出全世界對美國領導的渴盼。在其他地方只能看到美國的傲慢和單邊主義。”當這樣的言論不只是來自中國人、俄羅斯人或法國人，而是來自我們的英國和日本夥伴時，我們需要對它們加以嚴肅對待。

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情緒都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製造方法便是將我們的價值觀和制度強加在其他國頭上。一種可被稱為普世主義者的幻覺（universalist illusion）的東西折磨著我們，它告訴我們其他國家的民族與我們有著相同的價值觀和文化；或者，如果它們沒有這些，那麼它們也肯定渴望擁有；或者，如果它們不渴望擁有這些，那麼它們肯定是出了毛病，而我們則有責任去勸導或脅迫它們接受我們的價值觀和文化。

當代世界中，在具體的問題上，美國的利益與其他一些國家的利益是相連的。然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美國往往將孑然一身。美國的親密夥伴將會很少，但活躍的或潛在的敵人卻將會有很多。一個舉世無雙的超級大國勢必會是一個孤獨的超級大國。為了能活在當下這一“cold world”中，這是我們必須吸取的教訓。

翻譯文章：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 in the World,The Hedgehog Review, Vol. 5, No. 1 (Spring 2003).

閱讀更多 法意 的文章

關鍵字: 經濟 文明衝突論 中美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