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日，一位美国老人的辞世，引发了国内外考古收藏界的关注。
这个老人就是有“中国古董教父”之称收藏家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worth)。
安思远的收藏范围非常广，包括从上古青铜器、碑帖、明清家具、中国近现代书画到东南亚艺术，但最大的建树还是收藏明代黄花梨家具，因此被称为“明朝之王”。
曾于2011年赴美登门采访安思远的上海第一财经频道制片人项立平回忆，“安思远的家犹如一个东方艺术的殿堂，房间每一处都布置着各种东方文物”。
8月5日晚，资深艺术品市场顾问梁晓新发布微信朋友圈，认为安思远的离世代表“西方收藏中国艺术的时代即将结束”。
梁晓新特别提到：“多数中国人认识安思远源自两件国宝级作品：五代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和北宋拓《淳化阁帖》祖刻本4卷”。
五代彩绘浮雕武士石刻是安思远在港澳地区购买的，2000年，他发现这是一件被盗文物，于是主动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并迅速无偿捐赠中国政府，后来这尊国宝级石雕被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对于北宋拓《淳化阁帖》祖刻本4卷，其中经历的故事颇为曲折。
《淳化阁帖》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
什么叫所法帖？
即通过双钩描摹，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赵光义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甄选、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故名《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共十卷。
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共四百二十帖。
不难看出，《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因此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
《淳化阁帖》一出，不但开启了官刻丛帖之端、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更是主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
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记：“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
宋太宗曾将《淳化阁帖》拓本分赐给亲王大臣，但不久就停止赏赐，故此帖在当时已经非常珍贵、难得。
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全部枣木原版不幸惨遭焚毁，因而初期的拓本就被视为珍宝，价值连城。
甚至，有人认为，《淳化阁帖》祖刻拓本已经无存于世了。
于是，南宋时刊刻于泉州的泉州本《宋拓淳化阁帖》被奉为绝世珍宝。
由于泉州本《宋拓淳化阁帖》的主持人为庄夏，故又称“庄夏刻本”。
民间对“泉州帖”附会了许多传奇说法。
按照明代陈懋仁《泉南杂志》的说法，是南宋末帝赵昺在元军攻入临安时，不忘携“阁帖”石刻出逃，后埋于泉州。该石刻虽湮没地下，仍“时出光怪”，以致“枥马惊怖”，因而得以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称“马蹄真迹帖”。
该说法虽然离奇，但专家考证，“泉州帖”为《淳化阁帖》祖本的早期翻刻本那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时至今日，传世“庄夏刻本”仅存两部，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
刊刻于南宋的泉州本已是如此珍稀宝贵，则祖刻拓本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尽管很多人认为，世间已经没有《淳化阁帖》祖刻拓本了，但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不死心，苦苦追寻。
上海博物馆首任馆长徐森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多方探寻《淳化阁帖》祖刻拓本的去向了。
《淳化阁帖》祖刻拓本流传有序，脉络分明。
原为南宋王淮、贾似道等收藏，元朝被大画家赵孟頫收藏，入清为诸多大收藏家孙承泽、安歧、李宗瀚、李瑞清等递藏。
现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说，曾有人报料，称世上尚存有一部完整的北宋祖刻《淳化阁帖》，其中9卷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1卷藏于上海图书馆。但副馆长汪汪庆正经过反复查证研究，发现这10卷《淳化阁帖》不是最早北宋的祖刻拓本，而是南宋绍兴国子监刻本，是根据祖刻本翻刻的，时间上还是比祖本晚了100多年。
《淳化阁帖》祖刻拓本是不是真的绝迹于世了呢？
完整的《淳化阁帖》祖刻拓本应该是没有了，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残本4卷出现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当时的出价是30万美元。
上海博物馆当时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汪庆正不断劝说一位香港藏家将之买下，以使宝贝留在中国人手中。
但是，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安思远一下子就把宝贝揽走了。
中国近代书法界的泰斗人物启功先生知道此事，痛心得几乎呕血，他说：“我不见真本，死不瞑目！”
为此，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启功先生通过北京故宫博物院联系安思远，诚邀其携祖刻《阁帖》带到北京进行特别展览。
1996年，安思远终于应邀前来，一时间，中国书法界引为盛事。
安思远的《淳化阁帖》虽然只有四、六、七、八这四卷残本，但其是目前公认仅存的祖刻拓本的孤本，而六、七、八卷又是书圣王羲之书法，无疑是世上珍稀的无价之宝。
1996年9月10日，《淳化阁帖》祖刻拓本及安思远收藏的其他碑帖珍品一并在故宫博物院开幕展出。
启功先生和故宫博物院的保管部副主任梁金生等人都兴奋莫名，但一想到月底展出结束，安思远还是要带着《淳化阁帖》祖刻拓本离开的，心里就被猫挠一样，极其难受。
有没有办法让安思远把阁帖留下来？
大家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却计无所出。
9月27日，在首都机场航站楼，时任国家文物局外事处主任王立梅为安思远送行，憋了许久，看着宝贝即将登机，再也忍不住，冲口而出，问安思远：“阁下是否有意出售《淳化阁帖》？”
安思远狡黠地笑了，说：“《淳化阁帖》绝不出售，若用故宫的朝珠等珠宝来换是可以的。”
啊？！这安思远的机心好重，原来，他也觊觎着故宫的珠宝呢。
实际上，安思远无儿无女，其本身已有海量财富，对钱的兴趣并不浓厚，另外对中国书法也一无所知，根本就是门外汉，能满足他需求的，就是故宫的珠宝古玩。
但是，故宫的珠宝古玩又不属于王立梅的，她哪作得了主？只好回答，此事必须向博物院汇报再作答复。
安思远因此欢快地说：“在未收到文物局的信函前，我绝对不处理淳化阁帖。”
听了王立梅的汇报，故宫专门召开了讨论会。
换不换，拿什么换？
有人说拿重复的藏品换，有人主张用九龙壁的瓷器换，还有人希望做工作，让安思远捐赠。
也有人不同意换：“我们不能心存侥幸。一般的东西交换，他不干，好东西换走了，咱们也没有了，那怎么行？”
启功先生对此不置可否，梁金生却是坚决反对交换的。
梁金生说，我注意到安思远手上的那枚翠戒成色极好，那是“宫里也没几件儿”的好东西。由此可知，用一般之物交换，安思远一定看不上。况且，“他那儿是藏品，咱们这儿也是藏品，他那儿重要，咱们这儿就不重要了吗？”
此前，梁金生还专门把故宫库藏的珍宝类文物1120件，各类朝珠247件挨个儿整理了一遍。他的最后结论就是：“博物院是以文物为其生存的根本。”因此，以文物换文物，“不可取”。
不换？那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宝贝孤悬于海外吗？
不！梁金生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买。
买？一方面，故宫的文物征集费有限，而且，这一年初夏，梁金生代表故宫购入一副清宫旧藏的元代法书，是500万的价格，分三次付，这会儿还没付清呢。另一方面，安思远已明确表示“卖是不可能卖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卖”，那我们怎么买？
梁金生说，钱的方面可以慢慢想办法，至于安思远卖与不卖的态度，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有条件要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买，发挥软磨硬泡精神，一定会成功。
事实证明，梁金生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从1996年开始，到2003年，中国方面不断派人向安思远进行软磨硬泡。
2003年4月，还是王立梅出面与安思远进行洽谈，安思远感动于故宫方面的诚意，而且自己也已年近垂暮，去日无多，终于答应以450万美元进行转让。
安思远非常大方地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拍卖行等都想要这一个《阁帖》的，出价远高于450万美元，但是，《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还是让它回归故里吧。
王立梅回国后回忆，安思远的家几乎是座博物馆，“地上铺的是中国清代有瑞龙图案的宫廷地毯，唐代石刻思惟菩萨坐在依墙的条几上，色彩鲜活的元代道教壁画嵌在墙上，长条茶几上是东汉一组青铜车马，唐代陶俑静静立在门旁，明清绘画随处可见”。
安思远自己也一再强调：“我或许不是最伟大的亚洲艺术品商，但一定是最富有的。”安思远这样评说自己，除了富可敌国的藏品，更多的可能在强调他内心的富足。
无论怎么说，450万美元还是一个天价。
最后是上海博物馆凑足了这笔数，终于喜迎国宝回归。
“我们为什么要花450万美元买这4卷东西回来？”汪庆正解释说：“现在国内各种版本的《淳化阁帖》，都是真正《淳化阁帖》的子子孙孙。如果这世上有一套完整的北宋祖刻本的《淳化阁帖》，那么，我们花450万美元买那4卷东西回来就不值，但是没有！”
汪庆正还说：“在唐太宗的时候，王羲之的书法有3000卷，到了宋太宗时只有160件，今天全世界真真假假的王羲之（其实都是摹本）加到一起，仅有20件。可见中国文物流失之快。如今一个雍正粉彩花瓶都可以卖到4000多万元港币。这4卷《淳化阁帖》是中国帖学的祖宗，其历史价值、文化艺术内涵远胜那4000万的雍正花瓶。如果不买回来，那么中国帖学之祖就不在中国。”
《淳化阁帖》祖刻拓本回来了，安思远也成为了中国的好朋友，这之后，他每次来中国，都会收获一片赞誉声，并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
陪伴安思远度过他生命最后的是他的日本管家，那是他最信赖和爱戴的人。
安思远没有子女，很早就立有遗嘱，筹划着在死后将自己的东西拍卖出去，他还经常告诉别人，最后一件拍品肯定将是他手上戴的这个完美无瑕的翡翠戒指——这也是梁金生曾惊艳的戒指。
然而，安思远的这枚翡翠戒指最后并未上拍，而是送给了这位日夜陪伴他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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