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報記者 王延斌 通訊員 馮剛 車慧卿
已經82歲高齡的諾獎獲得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丁肇中還沒有退休，早八點至晚八點的12小時工作量並沒有讓他感到疲憊，因為浩瀚宇宙中的那些未解之謎仍在吸引著他，“宇宙中什麼地方還有生命？如何找到？他們是不是擁有著跟人一樣的智慧？”尋找答案的方式，是他領導的AMS（阿爾法磁譜儀）實驗——16個國家、地區的60個研究機構、600多名科學家正夜以繼日地尋找暗物質和宇宙線的來源。
7月6日，在山東大學“大師面前——與丁肇中一起尋找‘彩色雨滴’”見面會上，丁肇中如此向科技日報記者解釋“不退休”的理由。他強調，AMS實驗中，中國科學家解決了不少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難題，比如山東大學程林教授是AMS熱系統的總負責人，在-40℃—+60℃溫度週期性變化中，甚至極端情況下-90℃—+230℃的溫差中確保AMS各部件正常工作，“這非常重要”。
要實現目標，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
不斷追求，再加勤奮工作
科技日報：對宇宙探索和科研長期保持著強烈的好奇心並不容易，您是如何做到的？
丁肇中：我現在還沒有退休。每天早上我大概7、8點鐘就到實驗室了，到晚上8、9點鐘才走，為什麼這麼做？因為興趣。和地面不一樣，天上實驗的最大特點是（如有差錯）你不知道怎麼回事，所以我花很多時間看這些數據，看什麼地方有誤差。
在我做尋找新粒子的實驗尚未成功之時，人們說我是傻子，因為成功的可能性極低；但當我找到新粒子的時候，人們又說我是天才——其實，傻子與天才之間只有一步之遙。要永遠對自己充滿信心，做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同時，要對意料之外的現象有充分的準備。總之，要實現你的目標，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不斷地追求，再加勤奮地工作。
攻克核心技術
從德國日本身上學習經驗
科技日報：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很多領域還處於“三跑”中的跟跑階段，很多核心技術並未掌握，我們應該以何種態度看待這種差距？該怎麼做？
丁肇中：我不知道，但你說的這些政府政策是很重要的。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成為領跑的人？二戰以後，日本和德國什麼都沒有了，教育系統也被破壞了，研究系統也被破壞了，可是政府非常支持科學。過了40年之後，現在日本的科學，德國的科學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我只能提這麼一個例子。
搞基礎研究的戰略科學家
一定要有說服別人的能力
科技日報：基礎研究，需要長時間的積累，甚至二三十年，四五十年才會有結果；這幾天，中國一位深受尊重的企業家任正非說，評價基礎科學，最好不用量化的考核方式；因為對多數人來講，基礎研究是聽不懂的，聽不懂，那又如何獲得公眾和政府的支持？
丁肇中：在一百年前，基礎研究是熱學、光學、力學，現在用在飛機、火箭上；上世紀30年代的原子物理、量子力學，現在最簡單的應用是網絡、手機；40年代的時候，基礎研究是原子能、核聚變，現在用在能源、國防上。您說的非常對。基礎研究，從發現現象到運用，需要時間，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因為實驗失敗是通向成功最主要的過程，不能怕失敗就不去做。
你還問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怎麼支持基礎研究？我過去的多數實驗受到絕大多數人的反對，我要求政府組成評審委員會，唯一的要求是讓一流的科學家組成評審委員會，因為第一流的科學家眼界可以放寬一點、遠一點，看將來的趨勢怎麼樣；而二流、三流的科學家只會關注項目產生哪些成果，投入產出值不值得，很難看到更遠的地方。我開始做AMS實驗的時候，反對的人很多，所以我希望政府做一個評審委員會，把美國科學院院士，拿過諾貝爾獎的人組成委員會來評審，終於被我說服了。
科技日報：您如何向公眾介紹你的項目？您最期待下一步的發現是什麼？
丁肇中：花錢最多，卻“沒有用處”的項目（笑）。我最期待把暗物質和反物質找到。
科學精神論場
傳播不力 科學屢屢敗給迷信
朱巖梅
耳邊經常能聽到一些貌似科學的知識，比如吃轉基因食品致癌、致胎兒畸形，爬樓梯傷膝蓋等等，大眾是非難辨。閱讀《科學是如何敗給迷信的》這本書，不僅能幫助我們分辨朋友圈中的各種謠言和迷信，還能啟發我們建立起一種跨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大視角。
作者約翰·伯納姆，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曾經是美國醫學史學會主席，也是科學傳播史的專家。研究領域包括美國醫學史、科學史和社會史，出版了十餘本科學史著作。本書中他梳理了最近200多年來，衛生、心理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知識在美國走向普及的整個歷史，深入剖析了科學知識在傳播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從中提煉出了科學知識普及的基本傳播模式。
本書中，伯納姆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結論——“科學已經敗給了迷信”。因為相比科學知識傳播的效果，迷信的傳播風頭更勁，甚至常常超越了對科學的信仰。面對迷信的泛濫，作者敏銳地指出，科學之所以敗給迷信，就是因為科學知識的傳播出現了問題。
雖然伯納姆的討論是圍繞著美國19和20世紀的歷史所展開的，他的思路也可以延用至21世紀的今天，分析各種新媒體在科學知識傳播中的作用。結合作者的見解和對中國科普現狀的分析，科學敗給迷信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科普過程的四個階段分別是：傳播、普及、稀釋和碎片化，理性的科學精神不斷被稀釋。在19世紀前期的美國，科學知識的傳播和普及階段，迷信得到了有效的壓制。然而，隨著媒體的興起，理性的科學精神不斷被稀釋，大家不斷接受著碎片化的知識，導致了懷疑精神的喪失，這就讓迷信有了生存的空間。
其次，媒體為了追求傳播效應，科學知識的嚴肅性被削弱。為了讓大眾容易聽懂、接受，甚至是博眼球，媒體所宣傳的科學發現可能會被誇大和歪曲，時常看到驚悚的“標題黨”，真正有價值的科學發現往往由於艱澀難以吸引大眾，被媒體冷落甚至排斥。因此，不專業的科學傳播反倒讓科學變成了偽科學。
商業廣告也在迷信的傳播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保健品的例子最為突出，騙取了多少老年人一輩子的血汗錢。種種利益因素的推動下，科學傳播常常敗給了大眾傳媒和消費文化。
第三，科普知識的生產者變得更加稀缺了。在19世紀的美國和歐洲，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科學人”，他們不僅是科學的傳播者，而且是一種理性文化的代言人。但隨著各個學科的迅速發展，專業的分工變得越來越細，特別是科學工作者追求SCI，科學家群體也蒙上了功利色彩，無暇顧及大眾，越來越遠離了科普舞臺，導致科學傳播過程中，科學思想和理性精神的缺失。
缺乏科學素養的記者在解讀科學知識時，可能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無法判斷可靠的信息或者判斷科學事實，或者一味追求點擊率或者聳人聽聞的程度，從而誇大、歪曲某些事實，導致人們不再信任媒體的科學報道。
最後，應試教育讓學生的知識視野變得更狹窄。網絡時代已經推動學習由“應試型學習”轉變為“破案式學習”，也就是問題導向的學習方式，但是絕大多數學校教育還沒有轉變過來，其中教師素質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學生們不僅沒有在青少年時代閱讀大量的跨學科書籍，同時，關注多個科學領域的學習興趣也被抹殺了。新聞專業屬文科，遠離科學，科學專業的閱讀量小，中文基礎差，這種過早分科的應試教育，也讓科普記者變得非常稀缺。
在這方面，歐美要大大優於我們。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訪問位於美國硅谷的奇點大學。生物學教授上課時，旁邊有個漫畫者站在梯子上，根據他講的內容，把很深奧、很“黑科技”的內容畫成了淺顯易懂的漫畫，半天課下來畫了整整幾面牆。我驚歎這位畫者的科學素養和想象力，也暗暗佩服美國的基礎教育。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家顧問Sir Mark Walport說：“沒有傳播，科學就不算是結束。”然而在現實中，媒體和科學界關係疏遠，科學家抱怨記者缺乏科學素養，誇大事實，造成輿論恐慌，媒體人哀嘆科學家不說“人話”，缺乏同理心，甚至是賣弄學問。
媒體需要科學家在事實的基礎上提供專業的判斷，而科學也需要通過媒體進行傳播與發聲。“科學界有義務支持媒體，同時承認雙方的獨立性。”這是國際科聯的宣言，也代表了科學與媒體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支持的關係。或許，我們還沒有真正認識到，“科學記者”這個職業的消失，對社會將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在很多尖銳的科學問題上，比如轉基因，科學家是長期失聲的。要改變現狀，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科學工作者們不能拒絕媒體，而是要去創作同時具有科學性和傳播性的科學作品。比如說美國的航空航天局NASA，就非常善於利用社交網絡傳播真正的科學知識。每次有了重大的天文學發現，在新聞發佈會之前，他們會在社交媒體上進行預熱，勾起大家的興趣，吸引更多的人來觀看他們的發佈會。也就是說，想要傳播正確的科學知識，科學家們也要服從傳播學的規律，才能讓科學打敗迷信。
社交媒體的興起有利於科普的推廣，但若缺乏有科學素養、社會責任的傳播者，也會為迷信的傳播注入新的動力。今天，傳統媒體，比如廣告的作用已經慢慢減小，而社交媒體的影響越來越大。今天每個人都可建立自媒體，社交網絡上文章內容的準確性和科學性，無法完全得到保證。更可怕的是，在社交媒體上，如果一個人喜歡各種偽科學的信息，通過社交網絡上的信息推薦機制，他可能接觸到更多傳播謠言的賬號，反覆強化他對謠言和迷信的認知。
如今，傳播正確的科學知識已經不僅是做幾個科普講座、寫幾篇科普文章那麼簡單了，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正變得越來越多元，如何讓科學的聲音不被繁亂的噪音、謠言所淹沒，是科學傳播中面臨的最大問題。科學傳播工作需要政府、科學家、媒體的配合，打破“科學界失聲定律”，才能真正喚醒社會崇尚科學的熱情，迎來科學的春天。
（作者系華大基因集團執行副總裁，原中國科技管理研究院副院長、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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