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思想在我国的引进和发展经历了几个时期。在开始萌芽阶段，可以归到算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借鉴了部分的基督教哲学思想，批判拜上帝会的外衣而进行了一场“争夺权力”的运动；在洋务运动后的启蒙思想时期应该算是西方哲学影响中国的第二个阶段，按照时间跨度来说，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运动时期，都是一种西方思想传入的启蒙阶段，也开始了中国民众的思想启蒙。在这个时期，先是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为代表，后来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大力倡导康德哲学，希望通过和平手段颠覆封建制度；在后来孙中山的思想则明显带有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和霍布斯的三权分立学说，这和20世纪初这些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特别是后来中华民国成立实行共和制和内阁制则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运用。在第三个阶段时期，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间大概都在同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更多的西方哲学思想得以传入中国，这归功于大量的留学生的推动，主要表现为：五四时期对科学和民主的宣扬，同时期有郭沫若等人对尼采哲学的吸收、张东荪等人对伯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引入、钱钟书等人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引入。更何况在20世纪20年代，也由于不同思想的传入而进行了多次思想的交锋，由于大量学生留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也有了大量的支持者，马克思主义当时也在国内传播，在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就发生了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后来又有张君劢提倡玄学来解释人生观而非科学能解释人生观，以张君劢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玄学，反对一味的以科学为准，而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则支持科学，两派相互发文论战，也引起了其他许多人的参与，比如陈独秀，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树立的科学思潮的地位。这种思想界的繁荣一直延续到了30年代，后来由于战争和党派斗争的影响，有所回落。第四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或者从延安整风时期就开始了，以学习马克思、列宁等学说为主，也有比如批判的看待西方马克思中的伯恩施坦、卢森堡等人思想，对西方的存在哲学、政治哲学、生命哲学等关注较少，特别是到50年代的整风后，就更少了，文革时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迎来复兴的时期，从70年代末开始，国内对西方哲学的思想有开始活跃起来了，大量的学者也开始翻译和引进西方的哲学著作，从八十年到九十年代又是新的拓荒期，思想的解放促进了学术的繁荣，涌现了大量的学者，这些人大多都成为为后来几十年时间有关哲学各个方向的带头人，他们在这些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从80年代以来，对西方哲学思想的解释似乎成为了一个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我们对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分析主义哲学以及各种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对各种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进行诠释的书籍也汗牛充栋，这不禁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繁荣的哲学时代，我们仿佛进入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时代。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哲学的发展更多的还停留在一种解释的层面，缺少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大多人可能认为著名哲学家都是上个世纪或者上上个世纪的故事了，我们知道的西方的大多著名哲学家也是那个时期的，从卢梭、密尔、克尔凯郭尔、尼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萨特、海德格尔、杜威等等人的出现也是几百年的历史跨度。但是问题就在于西方直到今天仍然有可以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存在，而我们国内却很少有人敢这样说自己具有哲学的国际影响力。西方的一些活跃在20世纪下半叶或者21世纪的哲学家可能我们都如雷贯耳，比如02年去世的伽达默尔、罗尔斯和布尔迪厄，04年去世的德里达，还有至今仿佛离世的哈贝马斯（1929年生），还有这两年的很火的桑德尔，他作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反观国内的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来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几乎没有，不仅如此，在关于理论的全新建构上面，更是微乎其微。很多人靠的就是研究西方一个或者几个人的思想获得大量了学术成果，他们的一生都在引进和注释，却由于耗尽了精力而没有伟大的思想创造，也就没有影响世界的哲学思想，我们有的可能只是中国的哲学思想。这种状况是很让人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思想搬运的状态中，很多的所谓思想都是受到西方某个思想的启发然后来适应一下国情，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我最多听说的就是批判的借鉴西方的思想理论来什么什么，但是却缺少自己的原创思想，可能有原创的哲学思想，但也没有国际影响力，要知道真正的哲学家其实是不受到语言限制的，历史也会证明哲学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之前在国际哲学大会担任职务的唯一一个大陆的学者（谢某）也认为我们的哲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学科的划分导致的区别，西方大学中哲学的划分按照流派划分，比如学习分析哲学就是一门学科，实用主义哲学就是一门学科，国内的哲学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弊端就是无法国际衔接，还有一点就是对国际哲学发展缺少把握，对世界上许多区域的哲学缺少了解，比如拉丁美洲也在复兴自己的哲学，但我们的关注更少。由于国内哲学的孱弱，这位代表在国际哲学上也几乎没有发言权。的确这样，中国的哲学在国际上有所影响力的无外乎儒学，在其他领域仍然是学习者。所以很多今天的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还在以拿来主义的解释为职业奋斗的目标时，要认识到这种路径只会永远跟着别人走，只会永远当学生。
所以，哲学或者说思想领域的研究更需要的是创造者，能够让世界认可的一种思想才是有影响力的学说。我们现在这种诠释的方法已经形成了一种研究的主要方法，无法扭转过来，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不断诠释西方哲学的学说，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另一方面，这种诠释的研究方式也构成了诸多学术人的学术生命，不继续解释借鉴，就无法继续创造，就只有学术的枯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也能够理解，我自己在写学术论文特别是有关思想方面的论文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运用西方的哲学或思想家的观点来谈论我的问题，帮助佐证我的观点，结果看起来就像是一篇解释西方思想然后启示借鉴的文章。从出发点来说，我肯定想要构建属于自己思想的文章，但问题在于如果全是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像我现在写的一样，成了杂文而不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要求严谨和言之有理，理在何处？大家都认可的思想和著作就是理，这也是无法逃避的套路和规则。
其实我想谈论这个问题也是突然的一种思考，最近研究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思想，希望有所值得借鉴的地方（希望当思想搬运工），但是在过程之中，看到布洛赫书籍的翻译者到研究布洛赫的著作最多的都是同一个人，我姑且把他称之为国内研究布洛赫的权威，然后通过知网检索他的论文，发现他的论文也基本上都会关于布洛赫的，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布洛赫，而布洛赫也成就了他的学术生涯。同样的观察，我发现在其他一些研究其他西方学者的人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研究康德最著名的学者、研究尼采最著名的学者、研究布尔迪厄最用影响力的学者等等。这是一种典型的现象也是一种不容易挣脱的牢笼。
况且，我们要看到对新思想的创造往往真的只有少数的天才才能够做到，正如自然科学的研究突破需要天才的思维一样，人文学科的创造也需要天才般的头脑，不然最终也只是研究者，一辈子都处在研究别人思想的过程之中。正如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面临的窘境一样，也没有影响极大的原创性成果，哲学社会科学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毕竟这些人都是在同一种环境和生活下成长起来，就算有某些思维的限制也是这个群体共同的限制。我们大多从事这些研究的也并不是天才，很多都是靠勤奋和努力而取得学术上的收获。但是，我想纵使这些人也会承认他们和天才的差距，有时候是努力无法弥补的，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中。
所以，在哲学这种具有思想性的学科中，看发展是否繁荣，就看有没有原创性的具有影响力的思想的产生，这种思想才会在几百年后仍然能够凸显价值。
（戊戌年五月初四·父亲节）
閱讀更多 追尋教育之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