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8年1月—也就是將近20年前——首次來到莫斯科尋求冒險的時候，這座城市彷彿還處在中世紀。這裡幾乎看不到廣告牌或其他類型的廣告，也沒有擺滿商品的櫥窗。在當地小雜貨店工作的女性圍著披肩，臉上長著黑痣和粉瘤，用一種很古老的稱來稱量我購買的商品。其中一位女性的手上還有一處正在滲血的傷口，上面纏著髒兮兮的繃帶。作為一個美國人，這幕場景足以讓我感到震驚。為了買一個蘋果，我必須排三次隊。我的朋友奧爾加在莫斯科最早的酒吧之一Krisis Genre工作，當我在夜間從克魯泡特金地鐵站步行去那裡的時候，街上空無一人。
那時候的莫斯科是多麼地宏偉壯觀，擁有令人驚歎的文化和良好的基礎設施。站在廢墟之中，我發現這是我見過最美的地方。我四處拍照，目眩神迷於這座城市宏大的規模、寬闊的林蔭大道、粗蠻主義建築、地鐵裡的大理石海洋和社會現實主義雕塑——這些巨大的雕塑刻畫了胸膛寬闊的工廠女工抬頭凝望烏托邦未來的場景。所有這些雕塑—甚至包括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一座矗立在其斯泰布魯迪地鐵站外的黑色金屬女巨人——都蓋滿了沙礫。
翻整一新的高爾基公園對自行車和行人都很友好
急劇變化
1991年蘇聯的解體對許多莫斯科人來說一直是災難性的事件，儘管西方世界將其視為勝利予以慶賀。教師和國有工廠的工人連續數月領不到工資，中產階級也要忍飢挨餓。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悲慘的生活狀況有所好轉，但當時仍然有兩種貨幣在流通，發行第二種貨幣是為了應對第一種貨幣極度通貨膨脹的狀況，城市服務已經崩潰。
公園裡到處都是垃圾和酒鬼，遊樂場的地上滿是碎玻璃，瀰漫著一股尿騷味兒，曾經賞心悅目的老地鐵站被售貨亭所包圍。那個時候甚至沒有人負責除雪。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時候，我很快學會了當地人在穿越結冰的湖面時所採用拖著腳走路的方法。
今天的莫斯科乾淨、綠色、吸引人——當然，不包括那些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翻修的地方。莊嚴宏偉的微光已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整齊劃一的光芒，儘管一些奇特之處仍然被保留了下來。2016年8月，我來到一個街區，想起當年曾經坐在這裡的一張長椅上，因為無法用前蘇聯的一種塑料代幣撥打付費電話而沮喪得哭泣，如今，這裡已經冒出一家遊擊概念咖啡館，類似《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那種風格的超大型粉白色塑料傢俱給你提供了一個舒適的場所，可以享用這座城市全新的免費無線網絡。這個咖啡館的客人以俄羅斯年輕人居多，他們面帶微笑，一邊使用手提電腦，一邊輕啜外賣杯裡的咖啡。
莫斯科的這種變化反映出很多內容——比如說，一個真正的後蘇維埃時代的年輕一代以及俄羅斯的相對穩定——但是，城市街道的外觀和感覺所發生的這種急劇變化還是一部城市規劃史，從其巨大的規模和勃勃的雄心來看，不亞於那些社會現實主義紀念碑。這種改造大多發生在不久前，或者仍在進行中。翻修的範圍幾乎涵蓋了所有領域：道路、地鐵、公園、建築立面、市政管道、電纜和電線。
承受制裁衝擊
人人都說，莫斯科重塑浪潮背後的推動力是這座城市的市長謝爾蓋伊·索比亞寧(Sergei Sobyanin)。現年59歲的索比亞寧曾經擔任油氣儲量豐富的秋明州的州長，剛開始，他是被克林姆林宮選中，成為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政府的一名管理人員。2010年，他獲得總統任命，接替了涉嫌腐敗的前市長尤里·盧日科夫(Yury Luzhkov)。2013年，索比亞寧當選莫斯科10年來首位民選市長，打敗了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後者僅獲得了27%的選票。
莫斯科市長謝爾蓋伊·索比亞寧(Sergei Sobyanin)
作為這個國家的首都以及眾多大企業和寡頭集團的總部所在地和納稅地，莫斯科顯然一派繁榮。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稱，在全球的大城市當中，根據國內生產總值計算，莫斯科的經濟規模位居第十。（紐約位居榜首，然後是東京和洛杉磯。）根據俄羅斯的稅法，莫斯科在更大程度上被當作一個州而不是直轄市來對待，因此可以按較高的比例來保留自己的稅收收入，這一點對城市的發展起到了很大幫助。你可以看到，坐在寶馬和賓利轎車裡的富豪們的錢偷偷流向了新近拓寬的街道、吸引人的7天24小時俱樂部、嶄新的地鐵站或者城市近郊繁忙的購物中心。
莫斯科的現狀就是這樣，儘管當地經濟受到油價暴跌打擊，且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的軍事入侵以及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軍事支持招來了制裁，這一點對經濟也有所影響，只不過程度較輕。籠統說來，參與制裁的國家的企業如果和俄羅斯實體做生意（主要是在石油和銀行領域），都屬於違法行為。莫斯科城市建設政策部門的主管謝爾蓋·列夫金(Sergei Levkin)說，來自油氣公司的收入曾經佔莫斯科稅收總收入的25%，如今，這個比例已經縮減至大約5%。但是，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2017年俄羅斯經濟報告》，俄羅斯比許多依賴石油的國家更好地經受住了油價下跌的打擊，這份報告還預測俄羅斯經濟會實現溫和增長。
莫斯科本身承受住了制裁的衝擊。俄羅斯諮詢公司New Economic Growth的總裁米哈伊爾·德米特里耶夫(Mikhail Dmitriev)稱，最嚴重的後果發生在某些特定區域；金融行業的停滯（制裁帶來的次生效應）阻礙了首都以外地區的發展，這些地方不像莫斯科那樣可以用稅收收入來新建公路和橋樑。
莫斯科市長辦公室的發言人稱，該市2016年的預算大約為280億美元（約合1856億元）。從客觀的角度來分析，這筆預算僅略高於紐約市預算的三分之一，卻要為1700萬人—也就是紐約人口(850萬)的兩倍—提供服務。規劃者要如何最有效地利用這筆資金成為全市的議題。
關注生活質量
第六屆一年一度的“莫斯科城市論壇”於7月初舉行，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上，有419人發言—包括金融界人士、科技夢想家、食品行業的企業家、建築師、來自俄羅斯的城市規劃師以及國際同行，例如來自扎哈·哈迪德建築師事務所(Zaha Hadid Architects)的克里斯托斯·帕薩斯(Christos Passas)和“火人節”(Burning Man festival)的總監斯蒂文·拉斯巴(Steven Raspa)。會議在全俄展覽中心舉行，這是斯大林時代的一個地標性建築，曾經專門用來做“國民經濟成就展”，最近和其他主要的地標性建築一起被翻整一新。新栽種的植物包括200萬株花朵、18000株灌木和130棵樹，這是體現官方大手筆的諸多跡象之一。
2017年莫斯科城市論壇
2017年的會議主題是“集聚”，這個不招人喜歡的新造詞指的是未來的特大城市，它們吞併（或者說“集聚”）郊區和鄰近較小的城市，創造出一個巨大的城市。根據聯合國的人口預測，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俄羅斯已經為莫斯科的這一天做好了準備。2014年，它甚至佔據了鄰州的很大一塊領土，從而使這座城市的地理面積擴大了一倍，還宣佈了要把政府辦公室從市中心遷移到這裡的計劃，此舉是在效仿北京。
城市的集聚能集中和驅動國家財富，其繁榮程度取決於它們吸引和留住人力資本的能力。讓一個大都市變得更容易徜徉其間（無論是從實體角度還是從官僚主義的角度來看），有助於讓城市人口感到幸福，但是，在過去10年中，這些居民有了更多的要求。人們意識到，一座城市應該像一個魔法摺紙盒一樣，可以不斷打開，不斷釋放出包含樂趣、美食和文化的新層次。在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任職紐約市長期間擔任紐約市首席城市設計師的亞歷山德羅斯·沃什伯恩(Alexandros Washburn)稱，這個策略就是“通過本地化設計展開全球化競爭。”
在為期兩天的論壇上，各種類型的俄羅斯官員都強調，他們在順應全球其他地方城市文化加速蓬勃發展的潮流，至少在修建自行車道和可愛的咖啡店、可持續性和可行走性方面做到了這一點。索比亞寧宣讀了一封來自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信，從而拉開了會議的序幕。信中說道：“在當前的全球經濟環境下，一個國家大都市的競爭力決定了這個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因此，我們正在密切關注莫斯科的生活質量、所有的基礎設施項目、交通流量、能源節約和文化遺產的保護。”
在一句話中同時聽到“生活質量”和“莫斯科”這兩個詞著實令人感到驚訝。在上世紀90年代，如果某位倒黴的通勤者試圖穿越錯誤的地鐵十字轉門，金屬門會狠狠地拍打她的膝蓋骨。如果你不以足夠快的速度讓開道路，負責清掃站臺的市政員工會拿掃帚打你。據TomTom交通指數顯示，在2012年和2013年，莫斯科的交通狀況是全世界最糟糕的。
莫斯科那個時候面臨（現在還繼續面臨）另一個生活質量方面的挑戰，至少從西方的視角來看是這樣。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將其控制下的選舉稱為“主權民主”，目前不允許反對派人士納瓦爾尼競選總統。（在一些較低的層級上，存在更多的細微差別和自決權。）2013年，俄羅斯通過了一項法案，將“同性戀宣傳”視為犯罪。這項法案的措辭模糊寬泛，以至於可以這樣理解：如果你在公開場合討論有關同性戀的事情，可能會被處以罰款。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形容這是一種國家支持下的充滿惡意的歧視。如果你在一間教堂內冒犯宗教信仰，你也可能被送進監獄。對藝術作品的審查廣泛存在於英文媒體和其他非主流媒體當中。
然而，普京卻長期擁有強勁的支持率。公眾異議通常都是圍繞腐敗問題，而不是社會公平和言論自由。2017年，反腐敗的抗議活動異常激烈—儘管警方採取了限制措施。俄羅斯民間倡議委員會(Committee of Civil Initiatives) 2016年的一份報告發現，這個國家向外移民的比率要高於官方數字。在2000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英國駐莫斯科大使的羅德里克·萊恩爵士(Sir Roderic Lyne)估計，在過去25年中，有200萬到600萬年輕聰明的俄羅斯人離開了這個國家。從1961年以來一直不斷訪問這個國家並擔任俄羅斯銀行業顧問的萊恩爵士表示，當地企業家對自己財產權的安全性有著“很強的挫敗感”。
第一特維爾-亞姆大街(1st Tverskaya-Yamskaya Street)上的人行道正在被拓寬
無論如何，莫斯科正在把關注的焦點放在“通過本地化設計展開全球化競爭”上面。這座城市正在城鎮地區展開讓行人優先於汽車的逆向工程，並且一個街區一個街區地進行所謂的“我的街區”的綠化工程。它把市中心精心規劃成一個適合年輕人和拼搏者的嬉戲地，在馬雅可夫斯基地鐵站附近安裝了新粗蠻主義風格的鞦韆，在河邊修建了滑板坡道和木塊座椅。最新的元素是一個被稱為“莫斯科四季節”的項目。這一系列公眾活動把購物和餐飲遊擊概念店與競賽、活動及大型藝術裝置結合起來（其中就包括我偶然發現的那家遊擊概念咖啡館高高聳立的複合傢俱）。萊恩指出：“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討論人造環境，那麼這是我所見過的最偉大的變化。”他說：“盧日科夫任內建成的一些建築物帶有特朗普式的誇張和粗俗。我對索比亞寧先生不帶有任何個人情感，但我認為在更換市長之後，這個城市的品味的確有所提升，莫斯科已經成為一座非常宜居的現代化城市。”
索比亞寧上任後，他最先作出的決定之一就是設立一箇中央信息技術部門。他聘請時年35歲的阿爾喬姆·葉爾莫拉耶夫(Artyom Ermolaev)擔任莫斯科的信息技術部部長。這種集中化的做法節約了資金，為這座城市在數據採集方面提供了新的動力。撇開監控問題和黑客玩笑不談，根據人們出行的時間和方式來進行演算已經讓葉爾莫拉耶夫的部門研製出了一整套技術附加功能。可以通過移動設備獲取的城市服務項目超過200項（索比亞寧剛上任時只有5項）。街面數據中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每一個街區，居民們可以在一位真正的市政工作人員的幫助下預訂自己需要的文件或支付賬單。一款名為Active Citizen的應用已經吸引了160萬註冊用戶，人們可以在上面就公交路線和學校假期等事項進行投票。葉爾莫拉耶夫預計，在不遠的將來，這座城市將可以在市民意識到自己有需求之前，主動向他們推送最新交通狀況和其他通知。
兩個女孩在高爾基公園駐足自拍
在論壇上發言的麥肯錫(McKinsey & Co.)全球執行合夥人多米尼克·巴頓(Dominic Barton)稱：“從獲取想法的角度來看，它確實是一個相當開放的系統。我想說的是，就創新方面而言，莫斯科在所有城市當中位居前10%。”巴頓指出，在這個領域內能和索比亞寧相媲美的同行包括“新加坡領導人、多倫多市長莊德利(John Tory)、倫敦市長沙迪克·汗(Sadiq Khan)和首爾市長。”然而，莫斯科對言論自由還是採取了暗中限制，因為公共Wi-Fi網絡的用戶必須登記身份。現年32歲的信息技術管理人士、負責運用最佳國際慣例的埃爾達爾·塔茲馬克哈米托夫(Eldar Tuzmukhametov)稱，這來自克里姆林宮的授意：“你要知道，俄羅斯和莫斯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紅場(Red Square)上搭起腳手架，為慶祝“俄羅斯拳擊日(Day of Russian Boxing)”做準備
無線網絡很美好，但是，和一座城市的便利程度最為息息相關的還是交通運輸——這對未來的“城市集聚”來說是一個潛在的噩夢。俄羅斯當局正在積極應對這個問題。建築部門的列夫金說：“如果你要花費一個半小時才能到達工作地點，你的精力就會減弱，工作效率就會下降。尋求自我實現的積極人士將會尋找另一座城市來居住。”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莫斯科已經同時展開運輸系統和房地產方面的重建，一方面努力讓人們在不需要汽車的情況下更方便地出行，另一方面讓他們的家和工作場所靠得更近，這是城市設計圈內很流行的一種設想。這種設想告訴我們，更美好的大城市應該有多個適合步行的“節點”，而不是一兩個中心。
莫斯科將城市總預算的15%用在交通運輸投資方面；它實行交通擁堵費，增加了一條環路，把偏遠社區更好地連接在一起，還修建了受歡迎的“莫斯科中央環線”，這是一條全長54公里的地上輕軌線路，把偏遠社區相互連接起來，並且和現有的地鐵站連接在一起。這些工作已經完成，周邊的售貨亭也被拆除。自2013年以來，地鐵的總容量已經提高了30%，預計從現在開始到2021年還將提高一倍。根據TomTom的交通指數，莫斯科在擁堵程度上已經從第一位下降至第13位，排在洛杉磯後面。雖然洛杉磯人可能不會把這一點當作值得慶祝的理由，但對於莫斯科來說，這是一項不小的勝利，要知道，這座城市最早建成的道路比內燃機的出現還早500年。
經濟學家德米特里耶夫稱，住房改革“到目前為止不太成功”。2017年4月，莫斯科市杜馬（市政委員會）批准了一項法案，拆除了4500棟赫魯曉夫時代的預製混凝土建築，這些建築被稱為“Khrushchevki”，是160萬居民的家。市政委員會承諾將這些居民轉移到同地區或相似地區條件更好的公寓。索比亞寧在針對相關質詢作出的書面回覆中說道，這個項目將“讓我們在未來幾十年處理莫斯科有結構缺陷的住宅問題上佔據先機。”公眾爆發了抗議，一些居民表示很喜歡他們原先綠樹成蔭的社區，而且安置細節的缺乏令他們感到恐慌—他們將被遷到哪裡？什麼時候遷走？在接下來的五個月中，這個城市給出了部分答案，通過那款Active Citizen應用延長了選擇期，並修改了最初的法案，現在的拆遷範圍包括5144棟房屋。預計整個過程將耗時15年，預估成本為3.5萬億盧布（約合3845億元）。
莫斯科中央環線的商業中心站(Delovoy Tsentr Station)
自消息宣佈以來，莫斯科在這個項目上就充斥著各種相互矛盾的理論。非主流網站Meduza.io暗示，居民選擇參加的投票過程受到了人為操縱。（從理論上說，在大多數人選擇不參加投票的情況下，公寓樓社區才有可能保持勝出。）人們廣泛猜測，這個項目為政府提供了一個腐敗的機會，或者這是一項針對莫斯科大型房地產開發商的救助計劃，這些開發商表示，他們一直在苦苦應對高企的空置率。（莫斯科有很多房屋空置，但很難得出準確數據，也很難確定它對市場的影響。）還有人聲稱，政府正在試圖將房地產業國有化。一位未具名的建築公司高管告訴彭博社：“這是一項附加預算資金的國家指令，它將把獨立開發商徹底消滅。”在另一家大型建築公司做銷售工作的管理人士也不希望具名，他指出，這些憤怒的抗議都是猜測，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達成任何交易。
複雜時刻
莫斯科的發展計劃究竟是一項把公共資金匯入朋友腰包的陰謀，一種掩蓋經濟問題的手段，一個帝國擴張項目，還是一種合理的嘗試—在整頓交通和住房問題的同時創造財富、刺激經濟，或者所有目的兼而有之？我們不得而知。在任何一個城市，都很難分割各方利益，清楚地列出誰將成為重大變化的受益者，誰又是受害者，莫斯科並不是最透明的地方。然而，這座城市的物理變化卻是明確無誤的。
在市中心，工人們幾乎挖開了所有的人行道，然後用昂貴的石磚鋪設了更寬闊的通道。他們升級改造了所有地下電纜，在路燈杆上安裝了節能燈泡，讓藝術作品的表面恢復一新，還更換了新的花崗岩。在中心幹道特維爾大街，他們正在重新種植自19世紀以來一直保留下來的林蔭路兩旁的酸橙樹。對這些建築項目的抱怨已經成為一種共同語言。現年26歲的阿林娜·胡賽因諾娃(Alina Husainova)在論壇期間參加了高爾基公園（當然，這個公園也被翻新了）的自行車比賽。她說，她喜歡這座城市的改變，“尤其是自行車道”。但是，她問道：“他們為什麼要重新鋪設地磚？這是個沒完沒了的過程。”現年18歲的弗拉迪斯拉夫·帕特里斯切夫(Vladislav Petrischev)表示，剛開始他喜歡市長的這項政策，但“現在它有些過頭了。在一夜之間拆除所有的售貨亭。這對於整個商販行業來說是一種毀滅。”
莫斯科中心幹道特維爾大街
對於莫斯科來說，這是一個複雜的時刻，這座城市尋求參與國際競爭，然而又發現自己在文化、經濟和政治方面與西方都存在差異。2016年夏天，在四季節活動中，類似於Etsy網絡商店賣家的年輕女性擺了幾十個售貨亭，出售當地的手工藝品，例如，手工雕刻出來的用於製作印章餅乾的擀麵杖。在復活節期間，巨大的傳統彩繪木蛋裝點著草坪。最近一次活動，也就是8月6日結束的“鮮花果醬節”，有超過100位景觀設計師現場製作了特別的裝置藝術。它讓我想起了曾經在烏克蘭古城波爾塔瓦見過的農民插花節，只不過這個版本更現代、更精緻、規模更集中。通過把愛國主義精神和可以上傳到Instagram並足以界定21世紀城市風貌的炫酷外表結合起來，這座城市和全球主義之間的一種令人不安的關係以鮮明的色彩展現了出來。
索比亞寧的首任文化部長謝爾蓋·卡普科夫(Sergei Kapkov)被媒體稱為“潮人部長”，“我的街區”項目最初的設想和高精設計策略都要歸功於他，他還曾爭取更大程度的藝術自由，但以失敗告終。卡普科夫於2014年離開莫斯科市政府，可能是因為和聯邦政府的文化保守政策產生了衝突。（截至記者發稿時，他未能回覆記者通過莫斯科國立大學發給他的置評請求，他目前在該校擔任系主任。）在沒有他或者沒有他所代表的那種文化自由主義的情況下，對城市發展而言非常重要的年輕的俄羅斯人力資本是否會感到滿意還有待觀察。沒有了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這座美麗的城市可能會變成資金充裕但卻無法持續發展的地方、一個波特金土地上的波特金村（弄虛作假、裝潢門面的代名詞）——而且政府機構偉大的新想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卻無法付諸實施。（原文刊登於《商業週刊/中文版》總第390期）
撰文：Valerie Stivers 編輯：孫昊然、趙露露 翻譯：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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