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美國特朗普政府於當地時間7月3日發佈公告稱，撤銷前任民主黨籍總統奧巴馬執政時為促進校園種族多元化而頒佈的入學“平權行動”指導性政策。
奧巴馬任職期間，司法部和教育部2011年聯合頒佈指導性政策文件，依據法院判例，認定大學招生時為促進校園“多元化”目的、把學生種族身份列入考慮因素，應視為合法，只是種族不應成為“首要”考慮因素。當地時間2018年7月3日，美國司法部宣佈撤銷24份奧巴馬政府頒佈的指導性政策文件，其中7份文件涉及大學招生“平權行動”。
美國現任司法部部長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一份聲明中解釋說，這些文件“或不必要、過時、與現行法律不一致，或從其他角度而言不正當”。他指責民主黨政府沒有充分徵詢公眾意見就施行新政策，“那是錯誤做法，不是好的治國方式”。
入學“平權行動”政策通常是為保障曾受本國政府歧視性政策傷害的少數族裔受教育權利而制定，用以促進校園和社會“多元化”。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這類政策屢惹爭議，批評者認為它反而加深“種族不平等”。在美國，“平權行動”一詞首先出現在時任總統肯尼迪1961年所籤政令，在美國社會存在種族隔離制度的情況下，政府要求政府項目承包商保障少數族裔在就業和員工待遇方面的權利。幾十年來，不斷有人質疑不同領域“平權行動”政策的合法性併發起訴訟，多數敗訴。
亞裔團體抗議高校招生種族平權政策（來源：新華社）
向公眾普及經濟研究成果是一項艱鉅的任務。研究成果可能不好理解，而且還有許多限定性描述。更重要的是，研究往往不會教你如何將結果用於現實世界的公開辯論，不存在這樣的指南——這是專家的工作。所以，專家偶爾犯錯在所難免。
大學收入溢價
Upjohn就業研究院(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的經濟學家蒂莫西·巴蒂克(Tim Bartik)最近在推特(Twitter)上怒懟新聞系教授埃朗·魯普爾·謝爾(Ellen Ruppel Shell)，認為謝爾歪曲了他和同事布拉德·赫什伯恩(Brad Hershbein)合作的一項研究。謝爾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發表了一篇名為《上大學可能不再划算》(College may not be worth it anymore)的專欄文章，認為貧困家庭通過高等教育所獲得的經濟回報不及中產階級或富裕階層。
巴蒂克指出，他和赫什伯恩的研究發現，不管是什麼收入背景，上大學帶來的收入溢價（學士學位獲得者與高中畢業生的終身收入差）都相當可觀：
對於家庭收入低於貧困線185%的人來說，71%的收入溢價能讓終身收入多33.5萬美元（約合222萬元）——不可小覷的數目，遠遠超過大部分大學學位的成本。而且有趣的是，巴蒂克和赫什伯恩發現，對於家庭收入真正低於貧困線的人來說，上大學的收入溢價高達179%（粗略估計）。
巴蒂克還指出，謝爾引述的階層差異在黑人或女性群體中並不存在。他們發現，低收入背景的黑人大學畢業生一生賺得的實際收入比類似階層背景的白人大學畢業生多40.8萬美元（約合270萬元）。所以謝爾等人淡化大學學位價值的說法可能會讓弱勢少數族裔群體蒙受巨大損失。
當然，大學生工資溢價並不是說獲得學位後，你的收入就能自動增長多少多少。額外獲得的這些收入中，有一小部分可能對應的是畢業所需的才能和職業操守。而且專業也很重要：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STEM)、醫療保健和商科專業的收入遠高於藝術和人文專業。所以巴蒂克和赫什伯恩的研究並沒有為“我是否應該上大學”這個問題提供一個完美答案。不過對大多數人來說，只要能畢業，上大學很可能就是筆劃算的買賣。
大學對富人更有利
當然謝爾的專欄文章也提到了一個重要觀點，這個觀點在圍繞大學溢價的探討中常常被忽視，那就是：大學制度可能會加劇不平等。巴蒂克和赫什伯恩關於不同背景畢業生一生收入的數據體現了這一點：
巴蒂克和赫什伯恩發現，窮人上大學獲得的收入溢價非常大。所以在收入分配鏈條的較低端，大學可能有助於減少不平等現象。不過從實際經濟收益看，還是來自上層社會的人們獲得的溢價最大——超過100萬美元（約合663萬元）的額外終身收入。
如果這種溢價代表著某種因果效應，那也就意味著大學學位實際拉大了上流階層與中產階級的總收入差距。巴蒂克和赫什伯恩發現，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是由富裕的白人男性大學畢業生推動的：
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男性、白人和獲得研究生學位的人，他們站上收入分配鏈條頂部的幾率遠遠高於來自貧困家庭的其他類似人員。
雖然很可悲，但這個結果完全可以預見——因為上大學的部分好處並不來自課堂和學習，而是來自你遇到的人。對於貧困家庭的孩子，可能意味著從家境優越的同伴那裡學習更好的職業選擇。對於富有家庭的孩子，則意味著同其他家境好的孩子建立聯繫，創造和鞏固獨一無二的社交圈，從而在以後的生活中獲得賺錢的工作和投資機會。這種強大的社交網絡效應能賦予白人男性最多幫助，企業和投資者階層的高位仍大多由他們佔據，對他們而言，大學社交圈就是今後走向社會的門戶。
總而言之，大學對窮人來說非常重要，對富人則可能更加有利——尤其是富有的白人男性。不幸的是，這個問題不存在簡單的答案。廢除大學制度幾乎肯定會傷害窮人利益，而富有的白人可能會找到其他方式來構建“老朋友/老同學”網絡(good-old-boy)。更好的解決辦法是讓大學社交網絡變得更加平等，設法確保富有的白人男性在成長期間與很多女性、少數族裔和家庭條件差的人做朋友。說來容易做來難。但大學確實應該考慮如何促進不同背景的社交網絡的融合。
（本文內容不代表彭博編輯委員會、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商業週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觀點。）
撰文：Noah Smith 編輯：林一丹、趙露露 翻譯：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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