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病有所医，让阳光打在每个人的脸上
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并非简单的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可以形容。《我不是药神》与《泄密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策略，来讲述病人所急需的医药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徐峥饰演卖印度神油的社会人，不过是苟活着，妻离子散混日子。因为非常偶然的缘分，他接触到了慢粒白血病人的迫切需求，不远万里来到印度做起来仿制药的跨洋贩卖工作，在他的努力之下，成功地将病人此前必须的两万块的正版药变成了五千块的印度药，由此开始了兴旺发达、骤然抽离、浪子回头、锒铛入狱、生命升华的命运进城。这个浪子，从不折不扣的唯利是图的小人物，到开开心心睡觉也能笑醒的小成功人士，再到终于认识了生命的价值、病人的生存权而自觉的搭上了企业、前途和未来，徐峥的同情之心是《我不是药神》中最突出的正能量。病有所医，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目标。让阳光打在每个人的脸上，谁也不能避免病痛的随时来临，那么就需要建立起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医保体系完善之前，《我不是药神》所呈现的社会私力救济也是可以有的。
宁浩、徐峥监制，徐峥、周一围、谭卓、王砚辉等人主演的《我不是药神》，关注的是巨大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着巨大的不平衡、不充分，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来说有着非常明显的有待提高的地方，以《我不是药神》为例，慢粒白血病人所必须的特效药瑞士产格列宁，在2000年代就卖到五万一瓶，这对于普遍病人来说，意味着即便是砸锅卖铁（也就是卖房卖车，牺牲其他家庭成员的发展权）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这意味着巨大的不公平。
格列宁的高定价，与只能自费（医保体系的滞后性决定了个体只能自我救济）的现实来说，徐峥贩卖的印度仿制药确实就如同沙漠里的甘露，给予了普遍病人生的希望，无论是患病的神父、女儿生病的单亲妈妈、自我放逐的杀马特少年、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都在主客观上感念“唯利是图”的商人小市民趣味的商人徐峥。当他不在情理法的困局中有所思考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黄金时代的状态。能够在电影中正面肯定这一行为，也是中国电影在内容上的进步。法律是人情和天理在国家层面的约定，需要与时俱进的做出变易。与专利权相比，生命权更加重要，生命权是人权的第一要素，是其他一切的根本和前提所在。就拿整天挥舞着专利大棒的美国来说，他们在自以为需要时，也一样会对中英法日等国的专利做出有利于本国的裁决。
退一万讲，徐峥感受到了法律的炽热，将业务转交给了大忽悠王砚辉，也是人之常情。后者以前是卖无害的假药，骗取了太多盲信者的钱财和时间，接手了徐峥生意之后，自然会将印度仿制药价格翻倍。迄今，对于病人来说还是具有高性价比。当周一围饰演的刑警，带队侦破假药案，将徐峥和王砚辉的印度药市场挤压到没有生存空间，病人再一次感受到窒息。徐峥的出山，并非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超越，而是在特定历史进程中，历史需要这样的人出现。徐峥最终被判刑，押运车辆之外成百上千的戴口罩的病人摘下了他们的口罩，缓缓离场的徐峥与大银幕下的观众，都纷纷泪目。与此同时，国家有关部门的立法也在积极进步着，格列宁等特殊药品进入医保目录之后，病人的负担得以大面积减轻，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所有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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