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巖，中國最傳奇的“紅頂商人”。他曾富可敵國，資金最高達2000萬兩以上，並獲得慈禧親授的紅頂戴和黃馬褂；最終卻一貧如洗，落得被抄家的下場，眾多產業中僅有胡慶餘堂留存於世。胡雪巖獨特的經營理念，是胡慶餘堂得以傳承百年的根本所在。
胡雪巖的生意，一類是藉助政商關係的“特殊”生意，如為政府採購軍火、機器、籌措外資貸款等；另一類則是“正常”生意，如錢莊、當鋪、生絲、藥局等。
胡雪巖一生跌宕起伏，死前被抄家，眾多產業中僅有胡慶餘堂留存於世。自1874年創始至今，胡慶餘堂歷經140餘年，仍保留著當年的風貌，傳承著當年的規矩。胡雪巖獨特的經營理念，是胡慶餘堂得以傳承百年的根本所在。
“戒欺”——誠信經營理念
胡雪巖於51歲事業鼎盛期投身藥業，開辦了胡慶餘堂，取名源自《易經》中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胡雪巖於光緒四年（1878年）親自寫就“戒欺”匾掛於營業廳後，“戒欺”是胡雪巖開辦胡慶餘堂宗旨的真實寫照。“戒欺”強調企業的道德自覺，在這種理念指導下，“採辦務真，修制務精”成為胡慶餘堂經營藥品的最基本要求。在經營上，胡雪巖首推 “真不二價”，並將“顧客乃養命之源”寫入店規之中，教育員工兢兢業業為顧客服務。“戒欺”是一種理念，更是一種文化。
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雛形
胡慶餘堂的興旺發達，與胡雪巖知人善任、有功必獎的用人原則不無關聯。創辦之初，胡雪巖登報招聘大堂經理，餘修初僅一句話就打動了胡雪巖，他說“辦藥業須以仁術為先，不應為蠅頭小利而斤斤計較”，胡雪巖當即聘用餘修初負責胡慶餘堂籌建工作。餘修初類似於現代的職業經理人，全面負責企業經營管理，報酬憑能力和業績，以受薪、股票期權等作為支付方式。
胡雪巖對有貢獻的員工給予功勞股，類似於晉商針對掌櫃設立的身股制度和現代企業的乾股。此外，胡慶餘堂還設立“陽俸”和“陰俸”制度。“陽俸”制是指給對企業有過貢獻，因年老或生病無法工作的職工，照常發薪直至身亡，類似於現代企業的員工病退及退休養老制度；“陰俸”制是指職工去世後，按其工齡長短髮錢給其家屬，類似於現代企業的撫卹金制度。
以“招牌股”延續胡慶餘堂品牌
1883年，胡雪巖在各地的錢莊相繼發生擠兌而倒閉，胡雪巖最終宣告破產。時任刑部尚書的文煜在阜康錢莊存款達五六十萬兩，後被列為胡雪巖的最大債權人。1884年，胡雪巖將胡慶餘堂抵給文煜，僅留紅股10份。文氏接辦後，除提取現金及利潤外，經營方針等均照舊不動，胡慶餘堂照常經營，生意不息。1899年，文胡兩家又訂了一份契約，商定從胡慶餘堂紅股180股內，提出8股分潤胡氏昔年創業之勞，再加胡氏原有的紅股共計18股，定為“雪記招牌股”。胡慶餘堂抵給文煜實際上是“債轉股”的過程，二者由債權債務關係轉變成股權關係。文煜在完成“債轉股”的過程中，保留了胡氏的“雪記招牌股”，以“無形資產”抵股不但為談判順利增加了籌碼，更為胡慶餘堂品牌的延續進行了鋪墊。
胡慶餘堂的“債轉股”看似是胡雪巖被動的抉擇，但背後似乎隱藏了胡雪巖的精心安排，可謂破產情況下最優的家族企業傳承方案。實際上，胡雪巖是通過所有權的轉移保護了胡慶餘堂。對於胡雪巖是如何與文煜達成共識的，並沒有史料加以佐證，曾仕強在《胡雪巖的啟示》中分析道：胡雪巖破產後，胡慶餘堂岌岌可危，面臨被債主哄搶或被賣掉還債的境況，唯一能保護胡慶餘堂的只有政府。文煜一方面與胡雪巖交情不淺，另一方面又擔心自己的存銀不保，於是委託恭親王奕欣向慈禧太后說情，又主動向朝廷捐獻10萬兩銀子，最終被列為胡雪巖的最大債權人，並以債權人身份要求扣押胡慶餘堂。胡文二人商議，胡雪巖把胡慶餘堂轉給文煜，文煜按原樣將胡慶餘堂保留下來。為避免串通的嫌疑，胡雪巖與文煜之間演了一齣戲，胡雪巖假裝迫不得已簽字將產權轉給文煜。最終，官府公告胡慶餘堂不屬於胡雪巖財產，才將胡慶餘堂保存下來。
實際上，將胡慶餘堂“債轉股”給文煜正是胡雪巖的高明之處，通過所有權的轉移規避了破產的債務清償，此種做法本質上與現代家族信託通過所有權轉移實現破產隔離的做法如出一轍。
此後的100多年間，胡慶餘堂的所有權和資本結構幾經變換，但其“招牌”和精神得以傳承百年。在後人眼中，胡慶餘堂已成為胡雪巖的代名詞，也是胡雪巖一生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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