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凌晨結束的世界盃四強入場券爭奪戰中，東道主俄羅斯與克羅地亞一直鏖戰到加時賽最後一分鐘，在比分被反超後又將比分扳平，“戰鬥民族”的頑強精神在比賽中發光發熱，令人動容。雖然在殘酷的點球大戰中惜敗克羅地亞，但是東道主雖敗猶榮，依然可以昂首離開賽場。
俄羅斯人為什麼這麼拼？這或許與俄羅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蘊有關。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民族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並非只歸因“自己”，而是與世界上其他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俄羅斯文化的這一特徵尤其明顯。
歷史學家、英國作家奧蘭多·費吉斯形象地稱之為“娜塔莎之舞”。這個比喻來自於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裡的一個場景：娜塔莎·羅斯托娃造訪林中小屋，當音樂響起，她哼著民歌的節奏，熱烈地跳起了紗巾舞，無師自通，與宴會大廳裡的華爾茲一樣動人，而後者其實是她多年歐化教育的培養。那一瞬間，古羅斯的血脈與歐洲文明的薰陶，在娜塔莎的舞姿裡，投下了交錯的、長長的身影。
《娜塔莎之舞》
譯者: 曾小楚 / 郭丹傑
理想國/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3
俄羅斯文化之獨特，正源於這種交融之深廣。古羅斯信仰多神教，親近自然，崇尚萬物有靈，自有一種緩慢生長的節奏，然而這種節奏也意味著俄羅斯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的發展。公元988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接受了拜占庭的東正教信仰並將之定為國教。史稱“羅斯受洗”。18世紀，彼得大帝推行政治、經濟、風俗、禮儀等全方位的歐化改革。這是一次強制的受孕。自上而下，全盤移植，見效快，後遺症也不小。
俄羅斯曾經長期被蒙古族的金帳汗國奴役，18世紀後展現出一幅迷戀西方的景象，而古羅斯的一些傳統意識始終盤踞心底，幾股力量的拉鋸造成了文化上無歸屬的困惑。同時，俄羅斯進入現代文明的時間非常晚，它直到1861年才正式廢除農奴制。因此，彼得改革之後出現的“文明化了”的貴族階層和廣大得不到教育機會的中下層群眾的差異很大。這些矛盾縱橫交織，彷彿沉重的枷鎖，作為文化精英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帶著鐐銬跳舞成了本能。
每個民族都擁有具有犧牲精神的偉大人物，但很少有民族像俄羅斯這樣人數眾多，也很少有民族像俄羅斯人這樣主動履踐。比如，以沃爾孔斯基為代表的十二月黨人。他們都是俄羅斯上層貴族，社會地位優越，物質生活富有，但他們不想耽溺世俗的享樂，掛念國家與民族的前途，關心百姓的疾苦，甘願冒著極大的風險，推翻沙皇專制，消滅農奴制。發生在1825年12月14日的這次行動固然失敗了，西伯利亞的上百名流放者卻依然保持著高貴的氣度。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比如沃爾孔斯基夫人瑪麗婭，拋棄了豪華舒適的貴婦人生活，不顧自己家族的反對，追隨丈夫在荒野艱難勞作多年，這樣的例子在書中有很多……
十二月黨人起義150週年紀念郵票
俄國知識分子普遍具有拯救人類、拯救世界的宗教使命感，即“彌賽亞”精神。在現實生活裡，一方面，面對他們試圖挑戰的強大的利維坦，為國家的落後與百姓的困苦而悲傷，深感自我的渺小與無能；另一方面，很難擺脫自己階層的桎梏，解開名利思想的束縛，放棄擁有的特權，這種分裂在托爾斯泰那裡體現得尤為突出。托爾斯泰絕非完人，費吉斯不吝展示這位文豪的陰暗面。托爾斯泰的罪感亦非個例，回顧俄羅斯文學，從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開始的“懺悔的貴族”、“懺悔的知識分子”系列形象，這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群體的共同特點。罪感，對於置身不公正社會現實中的托爾斯泰等人來說，意味著他們尚未泯滅的良知，促使他們以尖銳、有力的筆觸剖析自己的靈魂，懷著強烈的反叛精神和極端情緒，他們在自我厭惡中逐漸實現自我超越，構建一種內在的堅韌的信仰。
信仰支撐起明亮的精神世界。“在沾滿鮮血的皮靴下。在囚車黑色的輪胎下，無辜的羅斯在痛苦掙扎，死亡的星辰高懸在我們頭上。”這樣危難的處境，阿赫瑪託娃仍以詩歌為武器，為死者安魂，為生者祈福。“不，我並非在異域他邦，也不是在別人的羽翼下躲藏——我當時是和我的人民一起，處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費吉斯歌吟阿赫瑪託娃的詩句，丟棄了歷史學家的冷靜，深情講述這位女作家動盪的一生和永不放棄的信念。
阿赫瑪託娃
1945年，以賽亞·伯林造訪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託娃，35年後仍然歷歷在目，伯林在1980年的回憶文章裡寫道，兩位作家受到嚴控，帕斯捷爾納克對他說，如果你見到阿赫瑪託娃，請你一定要轉告她，她說契訶夫的世界全是灰暗的，我不同意，我認為契訶夫是一位純粹的藝術家，是我們的福樓拜。因為我沒辦法見到她，請你一定轉告她，告訴她是我說的。在《娜塔莎之舞》裡，我們還看到，即使在可怕的被隔離的嚴密封鎖下，作家們的詩篇、小說仍然在民間大量流傳，以隱秘的口傳，如不熄的闇火，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愛戴著、保護著他們的作家。文學的自覺與人的自覺、民族的自覺，是俄羅斯文化的中堅支柱。
費吉斯歷史分析的敘事能量既來自於對現實本身的梳理，更來自於他發自內心地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同情。典型的俄羅斯靈魂包涵著許多坦誠、素樸與真率。“到人民中去”是許多俄羅斯知識分子的主動選擇，儘管理想有時難以經受考驗，儘管現實常常幻滅，這個過程產生了列賓的繪畫、穆索爾斯基的歌劇、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更多的還有偉大的俄羅斯文學。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赫爾岑、馬雅可夫斯基、茨維塔耶娃、高爾基、索爾仁尼琴……他們的姿態與個性各有不同，其中有些矯揉造作的激昂和對殉難者身份的陶醉，費吉斯的寫作也難免有側重褒貶，但他們都有著共同的取向，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自省和自責意識、神聖純粹的宗教感，錘鍊著他們的靈魂，不斷完善他們的人格，從而造就了一種熠熠生輝的民族文化。
文| 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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