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倚马餐”让其名扬天下
据《池州府志》和《铜陵县志》介绍，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朝廷在今铜陵县顺安镇设驿站，称“临津驿”，是当时宁（南京）、浔（九江）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在古代，因交通极不发达，当时信息传递主要靠水、陆驿站里配备的船只或马匹运送信使来完成。为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当时采取“歇马歇船不歇信使”的运送方式。因此，每个驿站都设有为信使换马匹或船只时准备的快餐，这种快餐在陆路驿站叫“倚马餐”，在水路驿站则叫“倚船餐”。作为陆路驿站的临津驿也设有“倚马餐”，专供信使换马时吃。而铜陵白姜之所以成为“贡姜”名扬天下，这“倚马餐”可谓功不可没。
铜陵生姜（供图：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委员会）
众所周知，生姜现在大多是作为一种普通调味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其实，在古代它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自古以来，我国农民就有种姜传统，还有“效速而利益倍”之说――《史记》上有“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候等”之说；宋代陆游的《稽山行》诗云：“陂放万头鸭，园复千畦姜”。民间更是流传着“姜千畦，藕万陂，利亦比万金之家”的比喻。有俗谚云：“养羊种姜，子利相当”。可见，在古时候，生姜是一种让农民收益颇丰的一种农作物。据清代乾隆时期的《铜陵县志》记载：大通薑（即姜）。今邑大通镇四乡多艺之集镇出售，每岁不下数十万石（担），俗呼大通薑。为什么铜陵人喜欢种姜？是因为北宋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宰相）盛度（公元968～1041年，今铜陵县天门镇人）告老还乡时将生姜、牡丹等种子带回故乡，乡亲们则在盛度指导下开始种植生姜、栽培牡丹。千百年来，铜陵的姜农一直传承着姜阁保种催芽的技艺，如今盛度的第49代后裔盛昌春家仍保留着五堂姜阁，每年仍在为当地姜农保种催芽。据说其中的一号姜阁，距今已近两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为什么古时人们种植生姜会收益颇丰？是因为古时作为农作物的生姜上市交易后，是被人们作为一种重要的药物家中收藏备用的，所以它在古时多是以药物面目示人的，并被我国历代名医列为治病救人的一味好药。据现存《本经》《别录》《药性论》《千金·食治》《食疗本草》等众多医书介绍，生姜的药用功能主要有：发表，散寒，止呕，开痰。治感冒风寒，呕吐，痰饮，喘咳，胀满，泄泻;解半夏、天南星及鱼蟹、鸟兽肉毒等。其用法和用量看具体病情，既可煎汤内服，又可捣汁外用捣敷，擦患处或炒热熨等。
我国江南地区明清时中医非常发达，尤其徽州地区更是产生了著名的新安医派，成为我国中医药史上一个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重要医学流派。据有关资料介绍，古徽州地区自宋代以来共涌现出著名医家近千人之多，写下各类医学著作800多部，至今仍传世的有400多部，其医家之众、医籍之多、创获之大、影响之深，为我国中医学派和地域流派之最。因其对我国中医的杰出贡献、地位及影响，古徽州因此有着中国明清时中医药“硅谷”的盛誉。其时，生姜一直是徽州郎中给人治病开方的药引与常用药物，更是温疫流行时最重要的一味救命药。
据说在明代中期的一年冬天，江南一带大雪封门，百姓绝粮断炊。于是江南各州县纷纷派遣信使前往京都发送告急文书求救。由于天寒地冻，众多信使在赴京途中不是人病就是马伤，导致其大多未能按时赶到京都。只有经由铜陵的这一路人马没出问题，赢得了朝廷及时拨来的赈灾粮银，解决了雪灾问题。于是，京都官员便问这一路信使，别的地方“送报子”都不能按时到来，你们为什么能顺利到达？信使回说，因为我们经由顺安临津驿换马时吃了“倚马餐”。京都官员一听十分惊诧，说别的驿站不也有倚马餐吗？为什么就顺安临津驿的倚马餐特殊吗？信使说，大人你有所不知，因为顺安临津驿的倚马餐是药膳，其秘方我也不得而知，不过从味道的辛辣与芳香上可以品味出来，其主味配方当是铜陵的老姜。这老姜温胃驱寒，回阳救逆，正好对症，所以就保住了我们的人马安全。后来，这一说法得到京都御医的认可，于是铜陵白姜便从此声誉鹊起，声名远扬。
二、乾隆下江南让其再度声誉鹊起
铜陵白姜，其叶青翠、茎红紫、质鹅黄、形为佛手、厚为肉掌、块大皮薄、汁多渣少，香、甜、鲜、嫩、脆兼备。其优良品质除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造化外，关键在于铜陵姜农于长期生产实践中潜心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栽培技艺：一是姜阁保种催芽；二是深翻高垅栽培；三是空中搭棚遮荫。这三项栽培技艺独具特色，为全国唯一。因此，古时有不少名人对其种植、制作工艺感到惊奇。如清代沈泌就写有《种姜谣》：“畏寒闷置惊蛰卖，是名火姜不易坏，腴田种之燥湿匀，松叶敷阴借遮盖。”
深翻高垅栽培和空中搭棚遮荫，这两种方法通过字面即可理解，是指铜陵白姜的具体耕作、种植方法，而其姜阁保种催芽则有些让人难以了解。所谓姜阁保种催芽，是指将姜种集于姜阁中，通过人工加温、保护姜种安全、提高姜种催芽效果的一种特殊储种催芽方式。这种技艺为全国生姜产区中独一无二。据元代农学家王祯《百谷谱》介绍：“今南方地暖不用窖。至小雪前，以不经霜为上。拔出日，就土晒过，用篰盛贮，架起，下用火熏，三日夜，令湿气除尽，却掩篰口，仍高架起，下用火熏令常暖，勿冷冻损，至春，择其芽之深者，如前法种之。”这段文字记述的就是铜陵姜阁保种催芽过程。
提到铜陵生姜，“佘家大院”不能不说。“佘家大院”，古称邓源耆，因马仁山佘姓子孙分支于南宋初期徙居于此，逐渐生息繁衍而成。受隋唐科举制度影响，佘氏家族特别重视教育，专门兴建有“澜溪书院”，引导佘氏子弟勤奋读书，其族人从此人才辈出。及至明代，佘氏子弟屡中进士，尤其佘敬中、佘毅中、佘合中三兄弟连中进士，一时名噪朝野。其中佘可材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官至吏部侍郎，俗称佘天官，官居正四品；佘敬中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官至广东按察使，官居正三品，是明代与汤显祖齐名、著有《量江记》、《赐环记》、《锁骨菩萨》等作品的著名文学家佘翘之父；佘毅中为明万历二年（1564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因治理黄河有功，加封京堂正四品官服俸。佘氏家族从此拥有“天官府第”的荣耀，成为铜陵最有影响的名门望族。因佘氏宗祠建于大院村，故“佘家大院”从此名扬天下。
佘家大院位于两山之间，实际上是一座长条形山冲，众多农户依山、面对山冲而居。山冲中间有条小溪，清泉四季长流；小溪两岸，大片姜田土质肥沃。这里气候适宜，种姜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人们食姜至少始于西周，《论语》中有孔子“不撤姜食，不多食”的记载。作为2500多年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认为：蔬菜之中唯姜最有益处，可以通神明，除秽恶。故每餐必食姜，没有姜，不吃饭，但不多食。在那饱尝战祸、颠沛流离的时期，其医疗水平极不发达，孔子能活73岁，与其钟情生姜应有很大关系。应该说，孔子那时是将其当药物食用的，所以“不多食”。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苏东坡曾多次在诗词中提及生姜，如“先社姜芽肥胜肉”，“故人兼致白芽姜”等。在我国民间更有许多盛赞生姜功效的谚语，如“冬吃萝卜夏吃姜”、“早吃三片姜，胜似喝参汤”、“冬吃生姜，不怕风霜……”等。宋代文学家、大改革家王安石则说“姜能疆御百邪”，当是对生姜药效的高度概括。
生姜作为药物食用历史悠久，而作普通食物的历史并不久远。据史料显示，生姜作为食品食用始自明代。当时，铜陵佘家大院所产白姜经多道工序加工成糖冰姜后，因其晶莹透明、玉骨冰肌、芳香四溢、脆嫩爽口、方便携带受到广泛赞誉，广为流传。其时，在京作官的“佘天官”每年春节过后都要带上一些糖冰姜作为礼品敬贡皇帝，馈赠朝中大臣。受到皇上与大臣们盛赞的大院生姜，从此荣获“贡姜”美誉，倍受人们青睐。铜陵生姜自此由药物和调味品成为新型食品，开始名扬天下。这在明清话本小说中有众多记述。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写有：“麝月又捧过一小碟法制紫姜来，宝玉噙了一块”。这里的“法制紫姜”是指按传统方法用嫩姜制作的酱姜。第三十八回作“螃蟹诗”时，宝玉写了“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宝钗写有：“酒末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指的就是食螃蟹时一定要用生姜来祛寒，以免凉及脾胃。
《金瓶梅》第五十四回“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任医官豪家看病症”中写有：“西门庆来到，……众人都下席迎接，叙礼让座……伯爵就催琴童玳安拿上八个靠山小碟儿，盛着十香瓜，五方豆豉，酱油浸的花椒，酽醋滴的苔菜，一碟糖蒜，一碟糟笋乾，一碟辣菜，一碟酱的大通，一碟香菌”。第七十一回“李瓶儿何千户家托梦，提刑官引奏朝仪”中写有：王经玳安打发西门庆梳洗完毕，何千户又早出来陪侍吃了薑茶。
清乾隆帝曾多次微服私访下江南，其中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那次是经过宁（南京）浔（九江）古道走的。乾隆皇帝慕秋浦之名，走宁浔古道游江南时，曾在路过大通时吃了铜陵的糖冰姜，称赞其“白如雪、亮如冰、甘辣醇和，有冰玉之美”，食后有“隔夜留香”之感，并因此嘱咐池州府、铜陵县必须每年敬贡“大院生姜”。此后，乾隆皇帝乘舟泊岸梅根（与铜陵大通相邻），与姑娘李凤姐邂逅，产生一段“游龙戏凤”故事，并由此产生经典名剧《梅龙镇》，分京剧和越剧两个版本。此是后话不多说了。但在这次南巡中，乾隆皇帝将铜陵白姜列为“岁贡”，的确是继明代中期的“倚马餐”之后，再度将其名扬天下，使之声誉更加响亮，让铜陵人为之骄傲。
铜陵白姜独特的栽培技艺历史悠久，文化丰厚，世代相传，沿袭至今。如今，其加工制作技艺已于2008年列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是铜陵历代姜农奋斗和创新的结果。因此，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打响其特色品牌，提升城市形象，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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