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將在中國武漢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傳統文化與軸心時代”。“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的重要觀點。此觀點認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並延續至今。圍繞“軸心時代”話題研究和討論的專家、學者眾多，為了讓社會各界人士更深入地瞭解軸心時代，把握論壇主旨，現將“軸心時代”相關文章輯錄，發佈在本頭條號，以饗讀者。
前言：2011年11月5日，北京論壇之“軸心文明的對話”在北京大學百年大講堂舉行。美國國家人文科學獎章獲得者、當代宗教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教授與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就軸心時代展開了深入對話。本文為對話的部分摘要。
並不是說現代性把一切傳統都拋掉了。過速的現代化帶來很多問題，不是一個國家能夠解決的，只有攜起手來，只有相互理解不同體制和相似點，我們才能夠應對現代性的挑戰，不僅僅是未來二三十年的挑戰，還有更長遠的挑戰。
儒學倡導自律，與現代理性契合
貝拉：塔爾科特·帕森斯是我和杜維明的老師，他對美國很樂觀，認為美國是一個模範性社會，甚至斷言美國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社會。引領這種樂觀態度的是馬克思·韋伯；而韋伯本人其實深深沉浸在悲觀情緒中，認為現代化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現在有人認為儒教是亞洲的黨派倫理，是支持資本主義發展的。我對此有所保留。我認為儒家思想同現代資本主義關聯是相當有問題的。《孟子》曾提到梁惠王見到孟子，說：“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所以，我不認為儒家基本上考慮的是牟利和市場社會，相反，儒學所倡導的是一種自律的可能性，與現代理性和職業社會相契合。
杜維明：您提到的這點很讓我感動，在30年或者更長時間中，我一直在努力考慮這個問題。讓我從約瑟夫·列文森談起，他寫了一本《儒教中國及現代命運》的書。大部分人誤讀了這本書，他們認為儒教正在衰亡，不會復甦，這就是中國的命運。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在去加州伯克利教書之前，我對中國並不瞭解，以為列文森所談到的就是中國偉大傳統的命運。但是，列文森對現代化理論完全著迷了，他認為現代化就是理性化和世俗化，這個世界是由管理者和專家治理的。
儒學面對的是西方世界的侵蝕，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傳統也是如此。任何對意義的追求、對正義的追求，認為正義應該比利潤更重要的想法，都受到了資本主義尤其是市場化力量的挑戰。這個力量如此強大，不僅是由於市場經濟等問題，也是由於人們對成功的無限追求。
在美國有一個關於“幸福心靈”的重要研究，表明在極端的個人主義驅動下，成功比意義更為重要。這就是列文森在其書中所談到的普遍狀況，在書的最後，他也觀察了自己的傳統——猶太教。他說，一般情況下，第一代人碰到問題的時候，會上山，會做一種儀式，他們理解這個儀式的意思，知道山在什麼地方，整個頭腦會平靜下來。下一代人碰到問題還是會上山，會做儀式，他們雖然能將儀式全部做下來，但是對於禮儀的意義卻有一點模糊了。到了第三代之後，就沒有辦法做任何宗教儀式了，儀式流失了，但是地方還是可以找到，還是可以上山。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們坐在沙發上討論問題，在研討會上討論問題，但是不知道山在哪裡，不會做宗教儀式，也不知道禮儀是什麼了。這就是我們現在討論現代儒學和中國命運的背景。我們應該高興的是，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宗教——不是一種有組織的宗教，也不是一種授權性的宗教，更不是粗淺的宗教——再次成為人類重要的關注點。
貝拉：馬克思·韋伯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想寫托爾斯泰的一些思想。托爾斯泰是一個非常消極的人，和他所生活的社會格格不入。韋伯有一種個人風格，喜歡用宗教的疑問態度來弄明白事情真相，並質疑這個世間的一切事物。對於宗教，總是用作證明現存秩序、並用來保持民眾平靜這一觀點，從經驗的角度上講，有一定的正確性，但並不是完全正確的。
理解文化多元要聽取不同聲音
杜維明：如果我們再次把注意力放到儒學問題上，我認為大部分軸心時代的文明似乎是經過了一種超越式的突破，它們可能已經變成了完全不同的事物。這種曾經在世界上或者通過這個世界發揮著作用的傳統，其關於權威的概念，比如說父子之間和君臣之間的權威，是如此之大，人們沒有辦法突破這一關係，因此，在這樣的傳統裡有很多固有的權威元素。韋伯對於新教倫理的討論，使得很多作比較研究的學者對儒家思想作出判斷。因此，問題在於，宗教如此深刻地參與到了我們這個世俗世界並作為世俗世界的一部分，仍然處於極其關鍵的階段，變革是否能夠從內部產生？
貝拉：我正在寫一篇比較長的文章《人類演進到現代》，我想討論過去2000年中到底是怎麼樣的。過去兩千年為我們進入現代化做了一些準備，提供了一些基礎。然後談始於1800年的現代性，它極大地改變了全世界，同時變化速度越來越快。現在，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指標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上升，這在1800年之前是無法想象的。
現在必須問的是：前所未有的成長是不是會不斷持續下去？為什麼從公元100年到1800年非常重要，因為這段時間經歷了幾次飛躍。一位希臘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進行了大量考古研究，發現社會發展指數在1800年之前有兩個高點，一個是公元100年，另一個是宋代的中國，也就是公元1100年，這個指標從4上升到了43，也就是從公元100年到公元1100年有如此大的成長。每次到了一個高點會崩潰，在過去1000年不是一個連續不斷的增長，而是有起伏的增長，有繁榮的時代，也有戰爭和災難飢餓的時代，很多文化喪失了。在1800年的時候，我們在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之外有了工業的力量，有了電力、蒸汽，我們才得到了快速發展。現在，人口增加到70億，而1800年只有10億人，這是200年間的變化。最近80多年則發展最快。我們如何理解這樣的事實？現代性是史無前例的，它是一種長期緩慢發展的結果，是一個文化創造的時代。中世紀的文本喪失了，很多國家的文獻喪失了，所以這個時代是破壞的時代。問題在於如何理解歷史的正常現象和歷史的不正常現象之間的區別。尤其是過去200年甚至是100年之間，我們對世界所做的事情，人類以前從來沒有做過，也是其他物種沒有做過的，我們完全沒有注意到我們所做事情的後果。
今天的社會發展、現代性的發展，給上萬人帶來了機會。我們不能否認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都變好了，但是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地球的脆弱性，以及我們現在的生活是否可持續。我們不能以同樣速度永遠發展下去。問題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硬著陸”是全世界發生大災難，“軟著陸”就會出現一個相對可持續發展的世界，以一種可承受的速度發展。
杜維明：最後希望談的就是您對文化多樣性的看法，以及出現多種現代性的可能性。一種觀點認為，現代化基本是西方化；另一種觀點認為，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僅有西方傳統，即便現代性核心價值會繼續存在，但仍可能會發展出不同形式的現代性和現代精神。
貝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對世界偉大歷史的瞭解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豐富，如果我20年前出書，那麼有一半內容是不存在的，因為現在科學發展很快，我們現在對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儒教的瞭解比過去多很多。但是，知識需要被多數人知曉，我們需要了解傳統的多樣性，我們需要理解幾千年來文化的傳承，包括中國和印度的文化等等。人們理解文化遺產需要時間和精力，很多人特別需要讀古書，包括《道德經》等等。人們現在都非常浮躁，但是，如果我們有足夠多的知識分子，就能夠帶來影響。出色的知識分子能夠在兩種文化之間轉換，能夠彼此相互瞭解；如果有這樣的人，我們就會繼續前進，就會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儒教像其他宗教一樣是不會消失的，只會出現新的歷史，實際上是一個重新發現的歷史，比如朱熹的理學，就發現了新意，對過去有了重新發現。我們今天也需要這樣做。並不是說現代性把一切傳統都拋掉了。過速的現代化帶來很多問題，不是一個國家能夠解決的，只有攜起手來，只有相互理解不同體制和相似點，我們才能夠應對現代性的挑戰，不僅僅是未來二三十年的挑戰，還有更長遠的挑戰，對此，我充滿希望。理解文化多元性，我們需要聽取不同聲音，通過對話讓人類“軟著陸”。
（2011年北京論壇之“軸心文明的對話”11月5日在北京大學百年大講堂舉行。美國國家人文科學獎章獲得者、當代宗教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教授與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就軸心時代展開了深入對話。本文為對話的部分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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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生命與國學”為東方生命研究院專屬頭條號，旨在繼往開來探究古今聖學，開拓創新奠基生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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