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一定要看[失心病狂]，是因為導演史蒂文·索德伯格的名字。
26歲拍銀幕處女作[性、謊言和錄像帶]就一舉拿到了金棕櫚，之後不論是[永不妥協]、[毒品網絡]還是[十一羅漢]，他都能在商業和藝術性上平衡到最佳。
這部[失心病狂]仍然是他的一次全新實驗，全程用iPhone7 plus拍攝，七、八十年代的B級片復古氛圍。
©[失心病狂]海報
一個關於瘋人院的寓言故事。
女主索耶本有著不錯的工作和正常的生活，在一次心理治療結束後，她卻糊里糊塗簽下文件，被關進了精神病院。
從最初的24小時，到3天，再到7天，時間不斷被延長，出去變得愈發遙不可及。
©[失心病狂]，“我能走了嗎”，“當然不能”
沒辦法解釋，沒辦法證明自己沒病，越激烈抗議越被院方採取強制措施，到後來，連觀眾都陷入了困惑：
她是真的遭人陷害，還是真的精神分裂？
電影過半，就給出了答案，在“瘋人院”的含混概念下，從古至今在此受迫害的正常人，從來都不會少。
在中世紀的流行文學裡，有一個意象，叫做“愚人船”。
也就是，人們會把瘋人交付給商旅或香客隊伍，然後乘船從一個城鎮流浪到另一個地區或荒島。
福柯在《瘋癲與文明》裡，堅信人們通過“愚人船”驅逐瘋人是存在的，但後來也有人說，“愚人船”只是一個文學意象，並不是史實。
©博斯的《愚人船》，1490-1500
但無論如何，和“愚人船”一脈相承的，是那之後出現的瘋人院。
1575年，英國開始在全國建立“教養院”；1620年前後，德國也出現了第一個“教養院”；1657年，法國巴黎建立“總醫院”...
不過幾十年時間，這樣一個完整的網絡便遍佈了整個歐洲。
但這些各立名義的場所，並不是醫院，也不算是真正的瘋人院，而是一種對窮人/流浪漢/瘋人等的禁閉場所。
那些流浪在街頭，沒有工作、沒有家庭的人，不論是瘋子、懶人、慢性病人、老年人，一律被掃蕩進總醫院去。
在總醫院建立短短几年之內，很快就收容了6000多人，約佔巴黎總人口的百分之一。
而在這些人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人是瘋人，也是最有可能被無限期禁閉在那裡的人。
©威廉·霍加斯《瘋人院中的浪子》，1733
瘋人，和其他邊緣人一起，被不作區分地關在一起，享受同樣的糟糕待遇：
房門終日緊閉，牆上只有一個小洞口透光，睡的地方一般只有一條草墊，個子高的都沒辦法伸直腿，要緊貼著牆睡。
這些“教養院”也好、“總醫院”也好，從一開始，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就是：
制止成為一切混亂根源的行乞和遊手好閒。
所以，在他們看來，瘋人也好，正常人也好，只要給城市帶來負擔和混亂，就要投入禁閉中。
在實行了幾百年的“大禁閉”這種強制治安手段下，無論瘋與不瘋，人都只是符號，是手段。
©戈雅的《瘋人院》，1814
而在同時期的英國等一些歐洲國家，一些私屬“瘋人院”也開始出現了。
“他們說我瘋了，我說他們瘋了，該死的，他們的人數比我多”。
這是17世紀英國一家瘋人院的精神病人那西尼爾·李對病友抱怨時所說的話，他被強制送進瘋人院已經5年了。
但像李這樣堅信自己沒瘋的人並不多，很多人即使最開始沒瘋，在這裡待上個5年，也早已真的瘋了。
就像是[失心病狂]裡的女主，每天要吃藥、檢查，注射鎮定劑，被強制捆在床上，不到一週，她已經開始困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病了。
©[失心病狂]，被強制吃藥的女主
或是[飛越瘋人院]裡的那些病人，早已經習慣了瘋人院裡的秩序和生活，就再也沒有意志力逃出去了。
©[飛越瘋人院]裡的病人們
而且，私人經營的瘋人院背景下，病患收容就更容易淪為一種富人的算計買賣。
有記載的，曾有個名叫薩米爾的蘇格蘭商人，就因為和地方官員的爭執，而被投到了私人瘋人院，在那裡遭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他最後雖然逃脫了，但大多數人都沒有他這般幸運，很多無辜的人一旦進去，就意味著最終死在那裡，並最終屍骨埋在那裡。
18世紀末，菲利普·皮內爾(Philippe Pinel)被任命為法國比塞特爾醫院的院長，成了一個轉折點。
比塞特爾是當時巴黎最重要的男子瘋人院之一，集瘋人院、監獄、和醫院為一體，關押著近4千個男人。
在皮內爾之前，所有的精神病人和罪犯享受著相同待遇，甚至要被關在地牢裡，手腳戴著鐐銬。
皮內爾在歷史上第一次取下了精神病人的鐐銬，讓他們走出地牢，開始把瘋人院轉變為醫院。
©菲利普·皮內爾，被譽為“現代精神醫學之父”
一個著名軼事是說：
當時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政治家喬治·庫東去參觀時，十分不解，問到:“解除這些人的手銬腳鐐，你是不是發瘋了？”
皮內爾回答說：“我相信，這些瘋人之所以難以對付，僅僅是由於他們被剝奪了新鮮空氣和自由。”
反正，從皮內爾開始，在他的推動和努力下，現代意義上的精神病院開始產生了。
1838年，法國頒佈了世界上第一部《精神衛生法》，開始真正推廣皮內爾的道德療法；
1845年，英國通過了《瘋人院法案》，相對專業的瘋人院開始相繼建立起來；
這之後，歐洲各國開始興建國家公立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如雨後春筍般在歐洲大陸發展起來。
©英國一家現已廢棄的瘋人院
精神病患者被收治在專門機構，與社會隔離，並且有了一般意義上的治療和教育方案，一切似乎都走上了正軌。
然而，也不全然如此。
精神病院出現，帶來了收治機構化和專業化，精神醫生這一職業團體隨之迅速發展起來。
另一種意義上，他們也獲得了越來越具有支配地位的權力，至少在精神病院的領域內如此。
醫生成為理性和權威的代言人，精神病院系統性的控制和規訓那些異常者，也就成了此中常態。
像是[飛越瘋人院]中的女護士長一樣，她從來不曾真正在乎和關心過病人，也無意去了解或理解他們的舉動和想法。
©[飛越瘋人院]女護士長和病人
她要做的，只是作為一個絕對的權威，在這個冰冷的病院裡，以理性來規訓他們，以此守護醫院的規範和秩序。
這是一個隱喻。
從小的角度說，就是一個或無數個精神病院，往大了說，可能就是某種規訓制度。
比如，曾經蘇聯特色的“唯物主義精神病理論”——
凡是無法把握現實而對體制不滿的，收藏反動書籍、對政策評頭論足、幻想改革的，都是激烈的病態反應。
這種病叫做“呆滯型精神分裂症”，一旦患上，就將立即被投入精神病院。
©70年代的蘇聯精神病院
要說，西方心理學界聽到這套理論當然氣炸了啊，當然要批判啊，但另一邊，看看你們自己——
還不是一樣要命地在廣泛地做額葉切除手術，不知道讓多少人就此成為行屍走肉。
再往前，開顱、電擊，不樣樣都是合法而“具開創性”的“治療手段”。
©[飛越瘋人院]中男主最後就被做了額葉切除手術
道理都一樣的，名義雖不同，但都是「控制」而已，不論是對正常人還是真正的瘋人。
到了[失心病狂]裡這樣的消費主義時代，就更復雜了。
除了精神病院本身的隔離和規訓色彩，當賺錢一躍成為精神病院的根本要義之時——
經濟效益至上，拉人頭、強制入院，就成了另一問題。
精神病院的發展史，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瘋癲這件事，從來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然事實。
中世紀把瘋癲看作是惡魔附體，所以要為其驅魔或直接燒死女巫；
到17、18世紀，理性至上的時代，所有與理性相反的含義，比如不合常規者、流浪漢、宗教異端、情緒不能自控者，也便都成了“瘋人”。
19、20世紀後，實證主義科學下，各種流派的現代精神病學蓬勃發展，機構化的精神病院模式犧牲掉的是患者的自由權和隱私權。
©[飛越瘋人院]劇照
所以，當代著名精神醫學家薩茲直接就說：
精神病不是一個自然事實，而是一個“人造的神話”，醫生本質上是見不得人的“專業霸權”的締造者。
所以，現在的西方世界早已經在逐漸瓦解這種精神病院模式了。
英國從二戰後，就開始發展社區醫學運動，逐漸把精神病院的病人轉移到社區治療；
1963年，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制定了《社區心理衛生精神法案》，也開始嘗試把慢性精神病人轉移到社區。
©肯尼迪的妹妹(右一)曾被做過額葉切除手術，肯尼迪由此致力於改革
從那之後，各個國家都在做這個嘗試，雖然有著各種各樣的名字，去機構化、去住院化、分區化、社區化...
目的都是一個，把對精神病院對人的束縛解開，讓他們迴歸社區，融入社會。
至少，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現在的英國和意大利，是已經全面解散了精神病院的國家。
即使是美國這樣還有精神病院存在大量收治的地方，迴歸社區的治療方針，也已經是共識。
福柯說“愚人船”時，講“瘋人遠航既是一種嚴格的社會區分，又是一種絕對的過渡。”
瘋人院亦然。
“瘋人”和“正常”的區分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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