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為人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美國“紅州”（譯者注：這些州的選民傾向於投票給共和黨的州，也稱之為親共和黨州。）的教師忙著給我們所有人一個教訓。美國神話一直是基於這樣一個信念：這個國家誕生於一個完美的構想，新世界應運而生，作為一塊沒有像歐洲那樣被階級等級和衝突醜化的土地被永遠地保留下來。
上圖為美國“紅州”（親共和黨）與“藍州”（親民主黨）的具體分佈
西弗吉尼亞州，俄克拉荷馬州，肯塔基州，很快也許包括亞利桑那州和其他地方的公立學校教師的罷工集會提醒著我們：階級一直在我們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並不像我們的起源故事中講述的那麼無關緊要。這群起義的教師正在給拒絕承認其地位的人們一個沉重代價。
專業人士還是無產階級？
教師是專業人士，無產階級，還是兩者兼是？對階級現實的病態否定的一個症狀是我們習慣於將教師視為“中產階級”。當然，他們專業上的善意應當使他們擁有那種社會地位。畢竟，我們將中產階級視為各種優秀公民夢寐以求的歸巢，這裡歡迎所有人，沒有等級、秩序和權力的標記。中產階級是一個如此寬泛的一個階級以至於它實際上根本不是一個階級。
上圖為美國現有的階級劃分，站在頂端的是“國中國”
學校教師一直是工人階級勞動者。長久以來，他們中大部分是女性，她們本來可以立即意識到不安全感，掙扎和公眾對教師職業的不夠尊重一直困擾著今天嚴陣以待的教師們。
不久以前的女性教育工作者可能認為他們的工作是一份職業或是一種“使命”，有它自己的倫理規範和卓越標準，追求知識，為社會服務。但是無論她們如何看待自己，她們無法說服政府當局重視她們的這種抱負(而實際上他們也並沒有)。作為一種“女性的工作”，由“女教師”來做的學校教學在聲稱沒有階級區分的美國中處於一種固有的低微的地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終是公立學校教師的工會化才使得教師職業專業化的理想得以被重視，也就是說，他們自我認同作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艱難地建立起教師工會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幾乎沒有徵兆的突破之一。這是一項有風險的事業，涉及許多自我犧牲和戰鬥精神，卻遭到各地政治精英們的強烈抵制。當勝利終於到來時，工資長期過低的那部分勞動力（即教師）的物質條件得到相當大的改善。也許同樣重要的是，它首次將教師長期以來的對某些方面的渴望制度化，這種渴望體現在終身教職制度和其他形式的職業認可與保護中。
那些來之不易的教師工會也為各類政府工作者的大規模組織鋪平了道路。那又是另一個自相矛盾的世界：大部分是白領，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強烈的專業精神，但是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薪水嚴重不足，顯得很無助，彷彿這些人在現實生活中是無產者（當然，他們確實是這樣）。
在默許和經濟緊縮政策下的起義
儘管他們過去有過工人階級起義的歷史，但教師罷工（罷工甚至有時違反法律）的景象還是震撼了我們其他人。不知何故，這與公立學校教師溫文爾雅、中產階級、守法的專業人士形象並不相符。
更令人震驚的是，所有這些騷動正在發生。畢竟，幾十年來，這些“紅州”一直是默許金錢規則及其政治推動者的地方。例如，俄克拉荷馬州的立法機構是如此畏縮和卑躬屈膝地為科赫兄弟和石油業服務，以至於它通過法律要求人民代表通過新稅必須要達到絕對多數。（當然，在減稅方面簡單多數是完全足夠的。）
亞利桑那州自1947年以來就擁有特色的“工作權利”法來避開組織工人的企圖。實際上，這樣的法律是可笑荒唐的而且用詞不當。他們沒有保證就業，而是禁止工會談判合同要求所有從合同中受益的工人都成為工會成員，並且支付會費來代替他們的代理費用。在所有這些州，法律禁止或嚴格限制教師（連同其它公務員）罷工。
這種經過協定的蔓延的暴動在一個卑躬屈膝的國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當然，它確實發生了。默許和當前教師反抗的爆炸性浪潮都是工資緊縮。那些由共和黨人管理的州並不是唯一的將社會服務削減到最低限度同時給企業權力掮客[1]送禮。（許多由民主黨管理的州也這樣做。）但是在那些州的公立學校及其工作人員的糟糕狀況已經使他們成為持續數十年的經濟緊縮時代的典型代表。
例如，俄克拉荷馬州在過去十年中將每名學生的經費減少了30%，並且從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在教育方面的削減引領全國。同時，亞利桑那州在每個學生身上的花費比任何其他州都少。這只是“紅州”一系列教育緊縮措施的開端。這種大刀闊斧的策略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意味著上課用的課本是過時的，電腦是陳舊的（如果有的話），校舍是沒有空調的，有時甚至通常每週五天教育制會變為只有四天。
西弗吉尼亞州的老師是第一批罷工的教師，他們在2016年的平均工資是45，240美元，在全國教師工資中排名第47名。俄克拉荷馬州的情況更糟糕，只有41，000美元。亞利桑那州的教師現在正威脅要加入罷工的隊伍，他們排在第43名。而肯塔基州則稍微好那麼一點，平均工資有52，000美元。在某種程度上——無論事後如何看似不可避免，但事前總是無法預測—足以證明這一點。
經濟緊縮是階級最高統治者或者（正如我們現在常說的那樣）1%的統治階層的政治手段。然而，這帶來的遠遠不僅僅是公共部門的饑荒，特別是教育。這些教師低微的薪水和學校非常糟糕的條件只不過是經濟發展不足和文化殘酷在預算上無情的表達。畢竟，在上一代，美國的去工業化已經給金融家、併購投機商、垃圾債券交易商和放棄工會化的勞動力而將目標放在南半球廉價勞動力的公司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在這個過程中，去工業化破壞了工人階級社區（包括“紅州”的教師）的經濟和社會格局，使整個城市變成了一座鬼城，數百萬人在社會流動中處於“下滑”狀態，使阿片類藥物成為鄉村和城市腹地的一種“主要食物”。
在此過程中，去工業化使得以工業為基礎的稅收收入來源徹底枯竭，它曾經幫助維持一小部分社會公益服務，包括像公共教育一樣的基本的社會公益服務。與道路、橋樑、公共交通、醫療保健和教室設備的老舊落後相反，商業世界的稅收優惠、補貼或免稅政策卻日益繁榮。
指責受害者
這場正在發生的災難的替罪羊已被找到—通常的嫌疑犯當然是：絕望的窮人和移民的固有懶惰（都是靠公共福利生活）；支持福利國家的自由派感傷主義者；貪婪的工會工人破壞美國的競爭力；最重要的是種族歧視。哦，當然，在那個陣容中還有另外一個更令人驚訝的惡棍：那些原本典型的受人尊敬、遵紀守法的我們孩子的教師。如果這些孩子未能合格，如果他們不能讀書或寫字或計算，如果他們對科學一竅不通，如果他們長大成為黑戶或“沒有記錄”，如果他們中途輟學或被強制退學，如果他們表現出行為異常或缺乏紀律，這都是他們老師的錯。畢竟，他們的工作很輕鬆，三點就回家了，暑假休息，並且因為他們強大的工會而享有免於公眾監督的豁免權。
默許和經濟緊縮政策導致文化衰弱，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將社會多方面的巨大衰退歸責於教師，實際上他們是社會衰退時受到較大沖擊的一個職業，而不是引起社會衰退的原因。一個正在經歷像美國那樣的系統性發展不充分的國家不能提供體面的住房或醫療保障，無汙染的環境或合理的兒童保育，不區分人種的中立的正義[2]（color-blinded justice）或設備精良的校舍，更多有意義的工作。這些赤字都體現在了我們的教育上。
成千上萬去上學的孩子在上他們的第一堂課之前就已經揹負著世俗衰弱的重擔。教師們試圖設法應對，但這注定是一場失敗的戰鬥，而且他們因為失敗而受到羞辱。他們中的許多人，例如西弗吉尼亞州或俄克拉荷馬州給學校配備職員的人，花費了超越“正常”上課時間的無數小時來尋找治療社會吝嗇導致的創傷的方法。他們甚至利用他們自己的備用資源來彌補州和地方政府拒絕提供資金的書籍，計算機，紙張(不僅僅是筆記本紙張，還有衛生紙)中的巨大缺口。
從這些孩子和學校中可以看到我們社會的未來，顯然，我們社會的未來不怎麼樣。和很多其他關於最近的美國人的生活一樣，這是一個“贏家”和“輸家”的世界—孩子們和教師們都長期處於這個等式的錯誤的一面。對於當權者來說，將罷工教師們刻畫成一個社會問題、一群“失敗者”非常容易，他們還在削減這些教師的工資、補給、任職期限和其他工會保護安排（當他們足夠幸運到甚至有工會），同時延長教學時間，縮短必要的備課時間，並且對他們的教學紀律進行考驗。為了維持生計，這些在“紅州”的教師們經常不得兼職做女服務員或汽車司機。總而言之，直到最近的罷工以前，他們變成了無權無勢的而不是有權的無產者。
現在不動，更待何時？
雖然這種社會制度一直是苛刻而又令人洩氣的，但是教師們站起來了。儘管有衝動寫下“終於站起來了”，但沒有人會低估為此而付出的的勇氣與孤注一擲。而且，針對由富豪財閥監視下經濟緊縮的美國的抵抗運動並不像看起來那麼令人驚訝。
我們在唐納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的時代。他們每個人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明了我們所處的時刻— 特朗普處於一種病態的非理智狀態，桑德斯則堅持從默許和經濟緊縮的弊病中恢復的可能性。在這兩種情形下，你都可以看到既定秩序的失控。甚至在桑德斯競選之前，就有跡象表明風向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在佔領華爾街起義（不管多麼短暫）中最為明顯。今天，佛蒙特州千禧一代的參議員在全國裡是最親工會的，這要部分歸功於桑德斯現象。
這種大氣變化是由靠近地面的元素引起的。憤怒的“紅州”教師通常沒有加入工會，或者只是在沒有權力或影響力的類似工會的機構中。所以他們不得不依靠自己塑造一支戰鬥力量，這是一種很少發生的社會創造行為。然而當它發生時，它既是迷人的又是令人振奮的，因為西弗吉尼亞州起義顯然證明了其他“紅州”的起義數量驚人。
階級和其歷史一樣重要。西弗吉尼亞州的罷工或抗議教師們充分了解長期以來他們州的工人階級都在抵制僱主掠奪行為，並且以此為豪。就是在這種情感下他們加入到戰鬥來，其他州的教師們也都如此。在西弗吉尼亞州，實施掠奪的僱主就是煤礦大亨。許多罷工者的家人都還保留著地雷戰的回憶。
肯塔基州也同樣如此。在20世紀30年代，在最令人難忘的“血腥的哈蘭縣”[3]，礦主和工人之間的內戰持續了近十年，包括罷工、轟炸以及其他形式。（多次要求州和聯邦部隊的介入）俄克拉荷馬州甚至在它還是屬地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充滿活力的民粹主義運動，後來又出現了一場激進的勞工運動，其中包括來自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4]（傳奇的“Wobblies”）的強有力的代表，這是在大蕭條時期再次出現的抵抗傳統。
亞利桑那州曾經是金屬採礦業的激進勞工傳統的家園。1917年，它嚴酷的歷史在亞利桑那州的比斯比臭名昭著。當時，經授權的義務警察將反抗菲爾普斯道奇公司和其他礦業公司進行罷工的銅礦礦工聚集在一起，再用惡劣的鐵路廂式車拖到新墨西哥沙漠裡，將他們留在那裡自生自滅。那些針對菲爾普斯道奇和其他企業巨頭的礦戰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
一張圖帶你看懂美國現有的階級矛盾
像這些回憶幫助刺激了抵抗和設想超越默許和經濟緊縮的世界的意願。一般情況下，無產階級是無權的。在資本成為經濟範疇之前，它是一個政治範疇。如果你有資本，顯然你可以更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如果你沒有資本，你就依賴於那些有資本的人。然而，在這顯而易見的論調之下卻隱藏著一個相反的事實：沒有這些表面上無權的工人的集體工作，什麼事也幹不成。
這對於有專門技能的工人尤其如此，畢竟教師就屬於有專門技能的工人。發現這個“事實”並相應地採取行動需要道德想象力[5]的飛躍。這發生在這麼多“紅州”的受困教師身上，這些抗議都有大量的報導，包括將罷工比喻為“教師的阿拉伯之春”。
同時要記住，其他的現代勞動力遭受的危險條件與這些公立學校教師的十分相似，包括高技能的“專業人員”，如計算機技術人員，大學教授，記者，甚至越來越多的工程師。因此，最近的罷工可能預示著在同樣不大可能的領域對潛在力量的類似認知，即專業人員正在經歷無產階級化的進程。
這些教師這種有創造力的飛躍也帶來了其他滋養勝利的果實。例如，他們不是將自己的鬥爭描繪成僅限於他們自己的“專業”，今天的教師改善他們的運動以回應更廣泛的心願。例如，在俄克拉荷馬州和西弗吉尼亞州，他們堅持不僅改善自己的工作生活，而且改善所有學校工作人員的工作生活。即使在立法機構給他們加薪後，俄克拉荷馬州的教師也拒絕回到學校，他們堅持州也要為教育系統提供充足的資金。在每個地方，這些起義活動都蓄意地與使用學校的整個社區（家長和學生）聯合起來，同時重複表達了孩子不應該成為經濟緊縮祭壇上的犧牲品的願望。
上圖表示無產階級站起來了
在一個拜高踩低的社會環境中，沒有什麼比“紅州”學校裡颳起的這陣社會同情的旋風與緊縮、沉默的情感邏輯更矛盾的了。
現在還不是下課時間。
註釋：
[1]譯者注：操縱某地區政治勢力的人。
[2]譯者注：Lady of Justice 是西方正義女神，她手裡有一個秤，然後眼睛蒙起來，表示通過秤自己來權衡正義和對錯，而不是靠自己雙眼的主觀判斷。
[3]譯者注： 美國女導演芭芭拉·寇波1976年親身來到哈蘭縣的一個煤礦，把自己親眼所見的歷時10個月以上圍繞煤礦工人罷工爭取自己權益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和與之相關的美國各階層各相關部門所作所為，以及由之產生的反響和改變，拍攝了一部紀錄片《美國哈蘭縣》，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4]譯者注：1905年成立的美國產業工人聯合會，決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特別是最貧窮的美國工人。它把一個企業的僱工不分技術都組織在一起，並採取罷工的方式來達到目的。但是產聯運動中經常出現暴力，人們很自然地把產聯和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緊密相連。產聯從創立以來一直遭到資方、政府的鎮壓，受到傳統的、保守的中產階級的排斥。在整個工業化時代，罷工幾乎都是以政府的武裝鎮壓而告失敗。產聯的成員通常被稱為“Wobblies”。
[5]譯者注：心理學專有名詞。
【作者：Steve Frazer，翻譯：胡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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