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筆記之一：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
【原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新著《戰略學札記》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後，受到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該書從1996年始記錄至今，彙集了作者在戰略研究領域的認識成果和學習體會，包括心得、史鑑、治學、筆記、人物、人生、文藝、字詞等諸多方面。現分篇選發有關內容，以饗廣大讀者。
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筆記之一：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
張文木著：《戰略學札記》，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1、眾生度盡，方證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1]
2、君者，群也。群天下萬民而除其害者，謂之君。[2]
3、只要我們注意考察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幾乎可以處處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礎就是壟斷。[3]
4、美國加圖研究所國防與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特德•蓋倫•卡彭特出版《即將來臨的美國為臺灣與中國的戰爭》一書，在全書結尾時分析臺灣問題的癥結並得出結論[4]：
（1）美國繼續對臺出售武器而不提供安全保證的政策，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即臺灣是美國的一種有限的或“邊緣性”利益，而非至關重要的利益；
（2）對臺灣的安全保證需要承擔巨大的而非極小的風險。即使一場最初僅限於臺灣海峽的小規模武裝衝突，也可能會升級以致失控，而置美中兩國決策者的意圖於不顧。對於美國來說，這種程度的風險只能在保衛其至關重要的安全利益時才能承受，而維持臺灣事實上的獨立並不符合這一標準；
（3）最後提出結論性的政策建議，認為“美國在臺灣獨立問題上不持任何立場”。該書洋洋數十萬言，對美國政府的建議其實就是一句話：讓“臺獨”自生自滅！
5、下面的資料說明大國崛起並不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經濟發展的原因，而促成國家崛起的直接動力是戰爭：
6、可以設想有一個孤獨野人佔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佔有並不是法的關係。[9]
7、20世紀20年代“四一二”慘案和30年代紅軍從長征出發時的8萬餘人銳減到3萬餘人[10]的慘敗經驗使共產黨人拒絕了王明並選擇了毛澤東，這段經歷告訴我們，理論如沒有經驗的過濾，就不能進入科學的境界。
8、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11]
9、“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法並沒有錯，問題是以什麼樣的實踐效果為標準。比如單純以GNP或GDP高低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標準，那麼下列現象就不能得到解釋：
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筆記之一：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
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筆記之一：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
上述資料告訴我們：1820年中國GNP是歐洲的1.22倍，1890年中國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國的GNP增長率從1700至1820年間一直領先於歐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後的20年即1840年，中國卻被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打敗，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又被日本打敗，中國因此失去香港、澳門和臺灣並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這說明，我們長期信奉的經濟發展的單純GNP標準是會亡國的，而亡國的標準就不是正確的標準。沒有誰將死亡作為發展的標準。
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筆記之一：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
上述資料表明：從1870-1950年間，歐洲GDP發展遠不如拉美，可拉美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歐洲人的奴隸；斯大林時期的蘇聯GDP不如沙皇時期，可前者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後者卻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這說明，以GDP為標準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錯誤的，因為沒有誰發展經濟的目的只是為了做奴隸。
歷史表明，國家發展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於GDP的高低，而在於GDP是否歸勞動者所有。對此，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說得十分中肯，他說：“英國資產階級看來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給人民群眾帶來自由，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都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
10、1956年9月，毛澤東對南斯拉夫的同志說：
1964年7月9日，毛澤東對來訪的亞非拉國家的會議代表說：“美國總是要從越南走的。美國從泰國、老撾、菲律賓、南朝鮮、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還有從臺灣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時間算不準，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壓迫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總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團結起來，加強鬥爭。它走，也可以文明一點走。請它走它不走，怎麼辦？那就學卡斯特羅的辦法，學本•貝拉的辦法，學胡志明的辦法，也可以學中國的辦法。所以，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13]
11、1850年，馬克思預言未來中國：“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RÉPUBLIQUE CHIOISE LIBERTÉ,FRATERNTTÉ（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博愛）”[14]。
1913年列寧曾提出“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15]；1993年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發表文章說：“幾個世紀來全球權力先是從東向西，然後又反過來從西向東轉移”。[16]尼克松說：
12、關於社會主義“勞動”理論，我們應當閱讀馬克思寫的《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馬克思就德國工人黨綱領中“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泉源”的提法提出批評，馬克思寫道：
13、“只有在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之後，他們的子孫才去發明了農業技術、冶金技術和樂器。”[19]
14、關於自由與集中、民主與專政的讀書筆記
（1）自由是民主的表現形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其上升時期，除了對“民主”內容的解釋不同外，其形式有相當的一致，而與今天所謂“一人一票”即民主的流行看法完全相反。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說：
因此，黑格爾說：“公共輿論值得重視，又不值一顧。”[20]對美國新聞理論有巨大貢獻的沃爾特•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說得明白：
（2）階級專政最終都要通過國家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專政學說就成了國家學說的本質。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敗促使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國家專政的學說。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單行本寫的導言中進一步說：“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23]
至於專政和法制的關係，他們都認為法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但非本質內容。1905年俄國工人運動失敗後，曾在1887年就學於喀山大學法律系的列寧開始思索法律和專政的關係。1906年列寧說：“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拘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24]1918年列寧再次堅持並進一步發揮了這個觀點，指出：“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25]
列寧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也是深刻的，列寧的這個觀點之所以為目前的“普世派”所憎恨，是因為它挑破了“法制”的本質，它將國家問題的實質簡單明瞭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來。其實，資產階級革命早期的理論家也曾表達過同樣的觀點。自由主義理論的先驅盧梭說：
如果危險已到了這種地步，以致法律的尊嚴竟成為維護法律的一種障礙；這時候，便可以指定一個最高首領，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來，並且暫時中止主權權威。在這種情況下，公意是無可懷疑的；並且很顯然，人民首要的意圖乃是國家不至於滅亡。[26]
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國民主制度的奠基者托馬斯·傑斐遜（1743-1826年）更不含糊，他在給朋友的信中拋棄所謂“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迂腐，認為“國家的安全必須高於財產法之上”。他說：
對美國新聞理論有巨大貢獻的李普曼認為憲法與自由主義者的所謂“民主”難以相容，他說：
其實，這些並沒有什麼奇怪，國家本來就是階級統治的機器，世界上本來就沒有沒有民主保障的專政和沒有專政保衛的民主。“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29]對此，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同志不僅做得果斷，而且說得也肯定。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中指出：
（3）列寧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31]。同樣的道理，在今天中國，只承認軍事工作的重要性還是不夠的，只有承認黨對軍事工作的絕對領導權，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不注重黨對軍事的領導權，經歷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後才認識到，“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32]；“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於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33]其實，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如果我們在民主和專政的關係上也患上了毛澤東批評的“幼稚病”，那蘇聯就是前車之鑑。
15、2011年6月26日非洲聯盟利比亞問題專門委員會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召開第六次會議，會議發表的公報說，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同意不參加旨在結束利比亞危機的和平談判。根據會議公報，專門委員會評估了利比亞當前局勢，呼籲利比亞領導人和“全國過渡委員會”立即停止所有敵對行動。之後，各方就全面停火、全國和解、過渡期安排以及民主改革等展開全面談判。非盟希望談判結束之後，在聯合國和非盟的支持下，利比亞可能成立過渡政府。[34]
6月27日，國際刑事法院簽發針對利比亞領導人穆阿邁爾•卡扎菲的逮捕令。利比亞反對派領導人、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爾隨即對這一決定表示“熱烈歡迎”。從當天的電視畫面看，他一臉無奈[35]。他明白這一紙“逮捕令”是在明敲卡扎菲，實則是在警告他領導的利比亞反對派，讓他不要幻想與卡扎菲談判以實現國家統一；讓他明白主導利比亞結局的不是非盟，而是歐盟或北約。至此，利比亞衝突雙方的任何談判都成為不可能。在獲知國際刑事法院的這個決定之後一直代表非盟參與調停的南非總統祖馬對國際刑事法院做出向卡扎菲發出通緝令的決定“感到極度失望”[36]。
16、“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學說的讀書筆記
（1）要保證中國在未來的國際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就需要佔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群，能夠組織起人民並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並不主要來自國內生產總值(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捨，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佔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盪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時期經濟高速發展並未能使其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蘇聯的經濟進步卻使其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並由此成為聯合國的主要創始國。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說：“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37]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於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週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38]
（2）人民不僅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樣也是古今國家永葆活力的源泉所在。我們知道，後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39]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說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並不比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呈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繫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只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並不遜於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麼，僅靠“嚴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難以長期維持。這是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
（3）與此類似，世界近代史中能夠“充分表現了1789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崙，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橫掃歐洲並由此開闢出一個“拿破崙時代”，其中重要原因不是所謂的“獨裁”，而是如毛澤東所說的“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40]，即拿破崙將土地直接賦予法國和歐洲農奴，並由此使農奴轉變為小私有農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說：“對德國來說，拿破崙並不像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誠然，他的行動表現出來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會的代表們可能表現出來並且實際上已經到處表現出來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貴族們所慣於表現出來的一半。”[41]與商鞅變法相似，一部《拿破崙法典》對於歐洲農民而言，就是將土地越過貴族直接交與農民的法典。拿破崙旗幟，對於歐洲農民，首先是法國農民而言，就是讓他們告別貴族制度和農奴身份的旗幟，是不再作農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崙獲得了首先是法國的全歐洲農民的擁戴。馬克思說：“拿破崙是充分表現了1789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農民階級把他的名字寫在共和國的門面上，就是宣佈要對外國進行戰爭，在國內要為自己的階級利益進行鬥爭。拿破崙在農民眼中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他們舉著旗幟，奏著音樂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vive1'Empereur！》——‘取消捐稅，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隱藏在皇帝背後的是一個農民戰爭。”[42]1966年11月8日，毛澤東對到訪的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說：“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當然還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過去法國的拿破崙政府就曾經做過。為什麼拿破崙的軍隊能夠打遍歐洲呢？就是有農民支持。”[43]同樣的道理，拿破崙與歐洲貴族的妥協也導致他最終失去了農民的支持，這是他失敗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說：“拿破崙最大的錯誤就在於：他娶奧國皇帝的女兒為妻，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成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跡，反而竭力和它妥協；他力圖在歐洲帝王中間取得首屈一指的聲譽，因此他儘量把自己的宮廷搞得和他們的宮廷一樣。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圖得到和他們同樣的榮譽，拜倒在正統主義原則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統的帝王們便把篡奪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44]
毛澤東同志注意到併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繫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並建立了新中國，隨後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併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並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
（4）在此，對我們最有借鑑意義的，是建國後毛澤東同志所選擇的將新民主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佈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佔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資的“禁運”[45]也全面升級。
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像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著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1950年6月28日，也就是在杜魯門宣佈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的第二天，中國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46]，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並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說：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48]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
（5）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而是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不可能那麼徹底，用於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49]。果真如此，那對正處於起步階段的中國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週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週期律之中。
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用社會主義所有制團結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今天的中國政治家，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
17、高祖之後，史家譽之為“文景之治”，其實，文、景二帝乃守舊之君，無能之輩。（毛澤東，1957年）[50]
18、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的。我們認為應該講公道話。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了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後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人超過他。可是被人罵了幾千年，罵他就是兩條：殺了460個知識分子；燒了一些書。（毛澤東，1964）[51]
治理中國，需要馬克思加秦始皇。（毛澤東，1929年）[52]
19、新聞工作，要看是政治家辦，還是書生辦。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毛澤東，1959年）[53]
20、真理是通過對立面展示的，一定要記住這點，哪兒可以成為真實的對立面呢？只有在真實的環境中。最豐富的對立面使你最豐富地接近真理。為什麼打工的孩子比我們學校的孩子學真理快呢？因為對立面直截了當，豐富。學校沒有，學校多出“祁同偉”式的人物，送玫瑰、做假賬，這不行。做假騙的是自己同志，但敵人這個對立面就不讓你過去。陳獨秀那點錯誤蔣介石馬上就抓住，李德那點錯誤蔣介石馬上就抓住，抓住立馬就攻上去，“四一二”、湘江之戰就出來。
21、漢時一般做史的人——范曄、班固、班昭等——因為他們吃的漢朝飯，要給漢朝說幾句好話，把王莽說得怎麼壞。其實王莽也不是怎麼不得了的一個壞人。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見他注意農民問題了。因為農民問題最重要者其惟土地，他先節制土地。（毛澤東，1921年）[54]
22、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盡心下》）
23、尼克松在日記中說：“年齡並不是指一個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經歷了多少事。”[55]由此觀之，養生亦是為了做事，而不是為了單純地活著。老子說：“死而不亡者壽”（《老子•三十三章》），誠哉斯言！
24、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56]
25、南唐後主雖多才多藝，但不抓政治，終於亡國。（毛澤東，1957年）[57]
26、儒非徒柔也，尤為偽者騙也。（毛澤東）[58]
27、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59]。（毛澤東）[60]
28、1367年朱元璋決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擬的討元檄文中，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61]。
29、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衝向萬里濤。（毛澤東，1961年）[62]
30、自由是主體和客體的統一。故此，奴役與被奴役在自由的範疇中也是同一的。與其他奴役形式不同的只是，自由人在作自己的主人的同時，也作了自己的奴隸，而且還是不知疲倦的奴隸。世界上沒有在給自家幹活時向自己“請假”的人。
31、有一幅漫畫，一輛牛車拉了個卡車空殼，這似乎是中國經濟的寫照。卡車是現代化的城市經濟，牛車是落後的農業經濟，是城市的基礎。建立在正面臨破產的自然小農業之上的現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嗎，能有發展潛力嗎？牛車上的卡車是不可能跑快的。現在中國農村只剩小孩、婦女、老人。如果沒有中國農業對工業產品的需求，中國的工業民族市場就是一句空話。現在我們就有些同志對農業“老牛”有些不耐煩了，要把牛車一腳踹掉。但如果我們由於沒有耐心改造而放棄我們的農業基礎，那中國經濟只能走依附於國際市場而不是民族市場的經濟發展道路。歷史表明，沒有統一的民族市場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32、事情，“事”是“情”的紐帶，事成情至，而辦事是需要利劍的。曹植說：“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63]
33、1950年3月，毛澤東在勤政殿接見共和國未來的大使們，他走到黃鎮面前問道：“黃鎮，你原來那個名字黃士允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麼？”黃鎮答話：“我的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毛澤東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毀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你也做個藺相如吧。”幾個將軍皺起眉頭：“我們連外國話都不會說，怎麼搞外交呀？”毛澤東說：“班超、張騫不也不懂外文麼，出使西域而不辱使命。你們不會外文，但是，還是要你們去幹外交，因為首先你們跑不了，你們出使，可以學學沈括的辦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裡的大山河流、險要關口，畫成地圖，還把當地的風俗人情也調查得清清楚楚，並叫隨員背得滾瓜爛熟。所以和遼國邊界談判，他對答如流，有憑有據，遼國沒有空子好鑽那……”[64]
34、在世界歷史上，決定一件事業的價值的，並不是形式上的英勇，並不是所謂交戰國的是非，而是那個事業本身的重要性。[65]
35、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66]
36、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論苦空[67]，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於道路。武帝及簡文[68]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69]在於江陵，為萬紐於謹所圍[70]，帝猶講《老子》不輟，百僚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摯。庾信[71]亦嘆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雲：“宰衡干戈為兒戲，縉紳清談為廟略。”此事亦足為鑑誡。[72]
37、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73]
38、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74]
39、蘇聯帝國的覆亡，部分原因是因為其本身歷史誘使它堅定不移地走向過度擴張之途。[75]
40、1965年9月29日，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陳毅在回答香港記者“中國政府怎樣看待美國利用香港作為侵越戰爭的據點”的問題時說：“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已經等了16年。我的頭髮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到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我的兒子會看到，他們也會堅決打下去。”[76]
41、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在懷戎有個名叫高曇晟（shèng）的和尚，趁縣令設齋之際，“聚眾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耶輸皇后，建元為法輪”[77]。
42、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78]
43、讓有餘，爭不足。（坊間格言）
44、密切領導與群眾關係的標誌不在領導經常走訪群眾，而在群眾可以自由地走訪領導。（道聽途說）
45、1957年9月16日，毛澤東對出版界人士舒新城說：“《辭海》要重加增訂，要你掛帥搞起來，要人要錢，找柯慶施商量。沒有人，可以把能做這個工作的右派分子集中起來。”[79]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說：“講消滅階級，不是講把人滅掉，人是可以慢慢變的。右派許多人是有才幹的，在這一點上我倒還相當地賞識他們。要交幾個右派朋友。”[80]
46、斯大林說：“我知道，在我死後會有人向我的墳墓拋垃圾，但歷史之風會殘酷無情地將它吹掉！”[81]
47、毛澤東說：“不怕發動群眾是真正的列寧主義態度。整風沒有內外夾攻是整不好的。”[82]
48、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是這樣評價國際法的：
拿破崙在康普福米歐和平會議[84]前表示：“法蘭西共和國不需要承認，正如太陽不需要承認一樣”，黑格爾說：“這句話的涵義，不外指事物實存的力量；這種力量已經保證了承認，更不用人們明白表示。”[85]法蘭西共和國是通過革命締造的，革命不需要承認。
49、1958年6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同周谷城討論形式邏輯問題，說：“形式邏輯本來就是形式的，要把它同辯證法混同，甚至改成辯證法，是不可能的。”[86]
50、1958年7月27日，毛澤東致信彭德懷、黃克誠：“政治掛帥，反覆推敲，極為有益。一鼓作氣，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時難免失算。”[87]
注 釋：
[1]許穎譯註：《地藏經•藥師經》，中華書局年2009年版，第27頁。
[2]［宋］李昉：《太平御覽•皇王部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53頁。
[3]［德］馬克思：《鴉片貿易史》，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頁。
[4]Ted Galen Carpenter，America’s Coming War with China: A Collision Course over Taiwan，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78-179.
[5]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頁。
[6]［日］大野健一著，藏馨、藏新遠譯：《從江戶到平成》，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頁。
[7]關於戰爭爆發的英國文獻，轉引自［蘇］鮑·亞·羅曼諾夫著：《日俄戰爭外交史綱1895～1907》上冊（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6頁。
[8]［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頁。
[9]［德］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頁。
[10]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在長征開始的初期就遭受5萬餘人的重大損失，其中過第一道封鎖線減少了3700人，過第二道封鎖線減少了9700餘人，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損失了8600餘人，突破湘江時銳減30500餘人，使出發時的8.6萬紅軍，渡過湘江後只剩下3萬餘人。王美芝：《中央紅軍長征初期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報原因》，載《黨的文獻》2012年第5期，第68頁。
[11]［德］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頁。
[12]毛澤東:《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毛澤東外交文選》，世界知識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頁。
[13]毛澤東：《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毛澤東外交文選》，世界知識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頁。
[14]［德］馬克思恩格斯：《國際評述（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265頁。
[15]列寧：《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9頁。
[16]［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366頁。
[17]［美］尼克松著，常錚譯：《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頁。
[19]［英］阿諾德·湯因比著，［英］D.C.薩默維爾編，郭小凌等譯：《歷史研究》上卷，世紀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頁。
[20]［德］黑格爾著，範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第三篇 倫理》，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334頁。
[21]［美］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世界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175頁。
[22]［美］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世界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225頁。
[23]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326、327頁。
[24]列寧：《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1906年4月6日-10日），《列寧全集》第10卷第216頁。
[25]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3頁。
[26]［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59、160頁。
[27]托馬斯•傑斐遜：《致約翰·科爾文（1810年9月20日）》參見朱曾文譯：《傑斐遜選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574頁。
[28]［美］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世界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205頁。
[29]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頁。
[3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31]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頁。
[32]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頁。
[33]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頁。
[34]《卡扎菲同意不參加旨在結束利比亞危機的談判》，http://world.people.com.cn/GB/15000229.html。
[35]《利比亞反對派對國際刑事法院的裁決熱烈歡迎》，http://news.cntv.cn/world/20110628/103353.shtml。
[36]《南非總統祖瑪稱對卡扎菲通緝令感到極度失望》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86101.html。
[37]《斯大林同志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5年12月30日21時）》，參見［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38]轉引自［俄］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
[39]賈誼：《過秦論》
[40]1950年6月29日，毛澤東就《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致信劉少奇：“資本主義國家，只有法國在拿破崙第一時代及其以前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國是經過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破壞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並不是我們這樣的土地改革。德國、意大利大體也是如此，但比英國還不徹底，還保存了許多封建遺蹤。日本則封建的土地制一直嚴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後才由美國人進行一種極不徹底的‘土地改革’，現在仍有嚴重的封建主義。美國則從來沒有封建主義，由歐洲移民進去一開始就生長資本主義的農業，故農村市場特別廣大，只有林肯時代解放美國南部幾州的農奴，是一種反奴隸制的鬥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頁。
[41]［德］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年10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頁。
[42]［德］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50年1月～11月1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頁。
[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頁。
[44]［德］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年10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頁。
[45]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佈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著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以及對製造武器、彈藥和戰爭用品等有用的物資。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禦援助管制法》（即巴特爾法），其目的是“對於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制輸出及其他目的”。參閱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頁。
[46]《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於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條。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徵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等在農村的土地。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團結中農，保護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所有沒收和徵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材料，除依法收歸國家所有的外，應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該法對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問題的處理，以及土改的執行機關、執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體規定。該法自1950年實施，1987年底失效。
[47]周彥瑜、吳美潮編著：《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頁。
[48]詳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49]詳見張文木：《土地改革：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50]1957年6月13日毛澤東與吳冷西等人的談話。轉引自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頁。
[51]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261頁。
[52]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頁。
[53]1959年6月毛澤東同《人民日報》負責人吳冷西談話，轉引自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頁。
[54]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頁。
[55]《尼克松回憶錄》（中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90頁。
[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頁。
[57]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同《人民日報》社負責人的談話，轉引自《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頁。
[58]《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59]申韓：戰國時法家申不害和韓非的並稱。後世以“申韓”代表法家，亦以稱申韓之學。
[60]《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61]《明太祖洪武實錄》卷二一，吳元年十月
[62]毛澤東：《七絕·屈原》。呂祖蔭：《毛澤東詩詞解讀》，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頁。何新案：原文中“無”作“握”，疑為作者手誤。屈原手中不握有殺人刀也。“握”應為“無”字之訛，音近筆誤。（何新：《英雄與愛情：〈離騷·九歌〉新解》，時事出版社2002年版。）筆者同意何新見解，“沒”在長沙方言中發音莫（mò），其音近“握”（wò）。詩中“握有”若讀為“莫有”，則與全詩的意思相合。
[63]曹植：《野田黃雀行》）。
[64]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頁。
[65]［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頁。
[66]《史記·吳起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04頁。
[67]苦空，指佛教。
[68]簡文，簡文帝，名綱，公元549~551年在位，梁武帝第三個兒子。侯景之亂中被迫登位，在位二年，被弒。梁元帝蕭繹即位後，追諡為簡文皇帝，廟號太宗。
[69]梁元帝，名繹，公元552～554年在位，梁武帝蕭衍第七子，梁簡文帝蕭綱之弟。
[70]梁承聖三年，元魏遣萬紐於謹將兵五萬，入寇，攻江陵。
[71]庚信，為梁將軍，留於西魏。
[72]［唐］吳兢編著：《貞觀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5頁。
[73]［宋］司馬光：《資治通鑑》第65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095頁。
[74]《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
[75]［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版，第706頁。
[76]王均偉：《陳毅元帥的豪氣》，《黨的文獻》2008年第5期，第89頁。
[77]［晉］劉昫等著：《舊唐書》卷五十五《高開道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3頁。
[78]《論語·雍也》。
[7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頁。
[8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頁。
[81]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頁。
[8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頁。
[83]［德］黑格爾著，範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2009版，第348頁。
[84]1797年拿破崙第一次意大利戰役結束時召開的會議。
[85]［德］黑格爾著，範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2009版，第347頁。
[8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頁。
[8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4頁。
【張文木，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節選自《戰略學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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