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程马甲
明初胡惟庸造反案中，李善长是其实是受胡惟庸案牵连所致。其实纵观整个“胡惟庸案”案发过程，及牵连的人数及种类来看，都跟淮西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胡惟庸作为淮西集团的头号人物，作为淮西出身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对淮西功臣部旧痛下杀手?其原因无非如下:
明初的朝廷各重要部门充斥着淮西官员和淮西将领。也就是说，掌管天下的朝廷由淮西掌管了，这就让朱元璋又放心又担心。放心的是，淮西人是自己的亲兄弟;不放心的是，淮西人治不了淮西人，必定在处理政务上因为这层亲密关系造成许多不公，以至天下人对大明王朝的反感。
这是个非常至命的问题，可作为统筹中枢上承天子，下统各部院的中书省左丞相在行政权力上仅次于天子。早期任丞相的李善长和时任丞相的胡惟庸并没有这个意识，不遗余力地在各个部院里安插自己的同乡任要职，这样一来，其它各地有才能的人就无法得到任用了。
李善长和胡惟庸任丞相时，其实已经在朝野形成了“淮西人用淮西人，淮西人的天下淮西人管”的巨大负面影响，也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淮西党”。
其次，“淮西党”以权压法，以权坏法的事层出不穷。纵观洪武年间所发生的大案要案，不管是“朱桓案”“附马都尉案”“胡蓝案”无不跟朱元璋的淮西老乡有关联，它们都有共同点就是:淮西人串通淮西人作案，淮西人掩护淮西人，形成一条共同的利益链。而这个条利益的源头就是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要靠山的中书省左丞相。
李善长虽退了多年依然被告谋反的重要原因在:安插党朋和与胡惟庸来往亲密有关。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当时《明律》中有“奸党罪”这部份:
《大明律·吏律·职制》“奸党”条规定：“若犯罪律该处死，而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新。”
也就是说，皇帝要杀哪个官员，其他的大臣小官不得求情、申辩，否则就是“奸党”。又如“交结近侍官员”罪，禁止朝官与近侍官员交结，禁止地方官员与朝官交结，禁止京官与京城家资富厚之人交结。
还规定“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新，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为保证皇帝随时掌握重大信息，还特设“阻挡上书陈言”、“朦胧奏事”等罪名，将“事应奏不奏”罪加重为死刑。
由于“胡惟庸案”发，胡惟庸与李善长的关系太过亲密的原因，也顺势被牵连。从上述明代法律条文来看，李善长是因“没告发奸党”“事应奏不奏”而沦为“奸党"被诛三族。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朱元璋要扳倒朝廷内的“淮西党”，毕竟“淮西党”舆论的负面影响使天下人心开始感到不公，直接威胁到了大明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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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记载，自刘伯温不明不白死去后，胡惟庸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大权独揽，朝中生杀陟黜之事，他不待上奏，就自行决断。对于各地送来的奏章，他都敢先行拆阅，凡有不利于自己的奏报，他就将之藏匿起来不往上呈。朝中的势利之徒，纷纷趋附于他的门下，一时间，胡府里珍宝金帛，堆积如山。
耿直的魏国公徐达看胡惟庸不顺眼，就到朱元璋那儿秘密参了他一本，说胡惟庸乃奸佞之辈，肆意贪赃枉法，应该加以革除。朱元璋不信徐达的话，反而将此事故意透露给胡惟庸，胡由此深恨徐达。一次，胡惟庸偷偷买通徐达府里的守门人，让他诬告徐达图谋不轨，不料弄巧成拙，阴计外泄，被徐达知道了， 胡反遭朱元璋的猜疑，于是他每日上朝都提心吊胆，害怕遭遇不测之祸。过了几天，啥事也没发生，他才逐渐放下心来。
胡惟庸收敛了一阵子，之后又觉得必须找个靠得住的后台，于是就瞄上了李善长。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中，武将功勋最著者，当属徐达、常遇春，文臣论功一、二当推李善长、刘伯温。李善长虽然已经不当丞相了，但朱元璋仍很器重他，经常请他出入宫廷，向他讨教问策。胡惟庸和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姻亲。他借此关系逐渐和太师李善长交厚，有了李善长这一靠山，他又开始弄权贪贿，无所顾忌起来。
恰在此时，传闻胡家定远祖屋的井中忽然长出几支竹笋，钻出水面数尺；他家的祖坟上，一到夜间就有红光照耀天际，数里外都能看见。一班趋炎附势之辈都争夸祥瑞，胡惟庸听后觉得是吉兆，于是愈发得意，野心勃发，不可一世。
不久，德庆侯廖永忠、平遥训导叶伯巨、安吉候陆仲亨、平凉侯费聚等人相继被朱元璋贬斥或诛杀。汪广洋第二次被罢相后，遭流放云南，不久便被赐死。朝廷文武官员动辄得咎，使得庙堂上人人自危，其心惶惶，深怕祸及自己。尤其是汪广洋被赐死，更使胡惟庸感到震怖，他觉得朱元璋迟早要惩治自己，于是渐生反叛之心。继而，朱元璋又追究起刘伯温的真正死因来。胡惟庸顿感不妙，预感到自己奸谋行将败露，即将大祸临头。他暗自思忖：“皇上对功臣勋戚都随意处置，更何况对我，恐怕很难逃过此劫。与其束手就擒，不如先发制人，或许可以侥幸成功。否则，就只能坐以待毙了”。于是便紧锣密鼓地准备起策划谋反之事。
见李善长改变态度，胡惟庸有了底气，加紧了举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暗中召集了许多亡命之徒，又偷偷招募了一批勇士结为心腹，并把明朝在各地的兵力部署了解的清清楚楚，再派锦衣卫指挥使林贤赴东南沿海招纳倭军（日本海寇），引为外援，还结交了一批掌握兵权的将领，约好一旦事发，就起兵响应。同时，他还秘密结好日本国派来的使节，准备一旦事败后就携带金银细软退往岛国。
洪武十三年( 1380年)正月初六，胡惟庸感觉一切布置妥当，于是谎称在其府中的水井中突然涌出甜酒，奏请太祖御驾临幸品赏。元璋不疑有诈，欣然决定前往。当车驾刚出西华门，一位叫云奇的内使突然冲出来挡驾，但因气喘吁吁竟一时词不达意。元璋以为不敬，勃然大怒，令卫士予以重击。云奇被打的两臂折断，气息奄奄，却仍强忍痛楚，以手指胡府方向。
元璋终于猛省，急忙登上城楼眺望，果然见胡府内人头攒动，隐隐有刀兵之气，端的是杀气腾腾。太祖大惊，一面向云奇道歉，许诺重加褒奖，一面令人搀扶他去治伤；然后他急调御林军团团围住胡府，将胡惟庸以及埋伏在帷幕、夹墙后的甲兵、死士全部捉拿归案，遂一举平叛。
因人赃俱获，胡惟庸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谋反。胡惟庸被凌迟处死，并被诛灭三族。其党羽陈宁、涂节、林贤等皆被处死，均祸及亲族。朱元璋并未善罢甘休，他派出官吏，顺藤摸瓜，四处株连，把胡惟庸案的新账老账一次算清，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陆仲亨等人阴欲谋反，由此牵连到胡惟庸的亲族、老乡、门生、故旧、同僚以及其他关系的人均被连坐诛杀，先后有多达3万人因胡案而遇害 。就连被他誉为“勋臣第一”的韩国公、年已76岁的李善长也被处死，并祸灭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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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是明初政治当中绕不开的一个人。一方面，他的政治能力出众，使他能够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是其他庸碌的官员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胡惟庸这个人富有心计，他看到了前任纷纷被贬黜乃至于处决的悲惨境地，因此处处逢迎朱元璋，可朱元璋也不是傻子，他对胡反而倍加警惕。
更让朱感到不满的是，胡惟庸还与前任宰相李善长有姻亲关系。在古代政治当中，大臣之间交结姻亲是帝王最敏感的，因此朱对二人势力的扩张十分忧虑。
可是，朱的太监发现了府内的精兵，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了朱元璋，朱本来就疑心重，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派兵诛戮胡惟庸全家，并在之后又以相互勾结为名杀死了李善长和他的家属，朱因此不再设丞相，明代政治也开启了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时期。
该文论述漏洞甚多，如有感兴趣者，可继续阅读吴晗先生的两部著作《朱元璋传》与《胡惟庸党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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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和李善长究竟有没有造反真的不好说，不过知识分子与农民阶层起家的朱元璋着眼点明显是不同的：一个是由宋代流传下来的立言立行思想，对君权明显没有那么重视，还停留在宋代重文轻武、礼重士大夫的层面；一个是饱经剥削，对统治阶层明显抱有强烈不信任的态度，虽然朱元璋自己站在统治的顶端，但我觉得他明显还是没有完全适应这个角色，不明白或者说不想明白宋代为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缘故(可能是因为宋代拥有那么多的文臣死忠可依然亡了的缘故，导致朱元璋对文臣明显没有太多好感)。所以朱元璋对于武将功臣相对宽松-水平高的杀了，水平一般的尚可一用；而对于文臣就严苛多了，一有事就株连，大事大株连，小事小株连。明代初期的思想哲学几乎空白，这种情形直到明中叶朱明皇室适应了皇帝的角色才有所改观，然而成长于深宫妇人之手、受教于明经硕儒之辈的大明皇帝们可能是骨子里的传承，虽然承认了士人阶层的重要性，但明显不配合的态度却贯穿始终。所谓物极必反，宋对士人的优待在多年之后发生截然相反的结局。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某一时期内的政治优待可能在历史长河中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
东滨之鸟
对于胡惟庸是否真的像造反，还是朱元璋给他安了一个造反的罪名。这一点还存在疑虑。要我说，无论胡惟庸是否真的想要造反，以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都逃不过最后一刀。
胡惟庸之所以被朱元璋猜忌，主要在于：
一、胡惟庸官居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家许多事情完全可以一言以决。也就是说许多事不需要通过朱元璋，胡惟庸以宰相的身份做决策，下命令就行。这对于控制欲很强的老朱来说，相当于让他退居二线啊，他怎么会高兴的。
二、胡惟庸为了让自己说的话有人听，大肆提拔淮西人士，四处拉拢朝廷官员，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松散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的能量足以动摇皇帝的统治。试想，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忍受身边有这么一个政治联盟的存在。所以，老朱要对胡惟庸及其背后的联盟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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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胡惟庸李善长，这两个人估计都不太敢造朱元璋的反，朱元璋是谁啊！而且也没有确切证据说这两个人造反了。胡惟庸最多也就是想拥有更多的权限，无形中有点要架空朱元璋的意思，这就足够了，朱元璋对权力超级的敏感，任何分夺朱元璋的权力的行为，都是对朱元璋的一种严重冒犯。当然了，在朱元璋的眼睛里，胡惟庸大概也就像一只猴子，供朱元璋嬉耍，胡惟庸的一举一动都是被朱元璋看得清清楚楚的。要说胡惟庸呢，能力是有，才干不错的，处理政务的能力很强。但权力过大，无疑会引起朱元璋的不快。朱元璋大概是觉得自己死了，胡惟庸会变得跋扈和难以控制，而李善长则更是不会造反了，李善长死的时候，都76了，离开丞相的位置都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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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说是造反，他们说不上，一是他们知道他们反不了，二是他们不能反，因为他们和皇帝都是一个地方的人，相当于在一条线上的。也是他们共同拥待的皇帝，他们没有想反，反对他们没有好处，这只能说他们把权力私用，他们考虑的是他们淮西人的权位，他们维护的是淮西人跟本没考虑天下。胡维庸他就是把皇帝给他的权力当成私有的，而李善长就是典型的维护淮西人的利益，这样对皇帝来说就不行了，一是把自己赋予他们的权力当成私家的，这是他不允许的，一是皇帝是天下的皇帝，而不光是淮西人的皇帝。在就是他们这样做让皇权有极大的挑战，他们拉帮结派的，把淮西人心聚在一起，一是让皇帝无法制衡他们。二是他们这样做其他地方的人无法得到发展，更谈不上天下人才为我用了。这样来其他地方的人心很难收复，这样来会导致是得到了淮西人心，可是会失去天下人心，极大的威胁到皇权的稳定和天下的稳定，要知道这时天下大乱不久，人心还不稳，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稳定人心，可他们做的是对立面，皇帝肯定不会允许，只能对淮西党动手来稳定天下。他们这样注定是在引火烧身。自取灭亡的。他们动摇天下的稳定，侵犯皇权。至于蓝玉这是赤裸裸的挑战皇威。至于为何牵连这莫广，是因为皇帝是要把他们连根拔起，这也是为后继之君做铺垫，要知道他们的行为在朱元章在时危害不是太大，因为他是这些人拥护上的，对他还是很忌惮的，可是后继之君要是强了肯定会分裂，弱了，那朱家天下恐怕不存在了。
起起落落快乐
中国古代历来都有皇权与相权争夺权力的问题。明朝嘉靖初的“大礼议”就是典型，虽然最后是嘉靖皇帝的皇权赢了；张居正却也曾经将相权凌驾于皇权之上，万历皇帝一辈子都被相权压着，文官集体太牛，所以也就懒得上朝了。个人猜想，老朱内心最根本的想法其实是将相权收回来，他也确实这么做了，杀宰相，废相位，将皇权、相权二合一，集中到皇帝手里来，想想这样做世子孙就可免除掉一大内部敌人，自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可惜天不遂人愿，显然没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大明亡于东林党争，也就是变相亡于相权强势。说实话，胡惟庸到底有没有造反真的很难说，感觉和刘瑾造反一样，杀了后随便栽赃无所谓，反正死人又不会辩解，史书又是自己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