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介紹了韓國的《毒戰》，
一部翻拍香港電影的類型雜糅片。
其實韓國電影並不是第一次“借鑑”香港電影，韓國影片對於香港電影類型元素的引用是徹底的，而且更加張揚和純粹。
但很少有韓國電影像《毒戰》那樣“明目張膽”，絲毫沒有遮掩，直接使用了港版《毒戰》的故事脈絡，已經人物設計。
韓國電影在動作上的誇張和戲劇衝突上的設置，是在吳宇森的“寫意”中灑上了濃厚的血腥味，以用力的表演刺激劇情，留住觀眾。
他們能學習那些港片的動作套路，復刻故事模板，把類型元素打磨包裝成自己的產品“招搖過市”，
但有的港片他們是學不來的，
比如這部改編自杜琪峰的《毒戰》。
這裡不談好壞，優劣，只談港版《毒戰》無法複製的獨特魅力。
港版《毒戰》是“銀河”系北上的初代作品，整個團隊保留了香港的“原汁原味”。
杜琪峰導演，
三駕馬車，元老級人物韋家輝和游乃海擔任編劇，順便帶了兩位新人編劇，一是後來《盲探》《單身男女》的編劇陳偉斌，還有獲得2010年香港新浪潮劇本獎的餘曦。
在製作團隊上，《毒戰》港味濃烈。
但在演員選取上，我們能看出一些香港導演北上，融入內地的痕跡。
雙雄男主角，香港的古天樂對陣內地演技派孫紅雷，還有高雲翔、黃奕。
不過最令人驚喜的，應該還是一批香港性格明星的集體出演，張兆輝、林雪 、林家棟、葉璇、盧海鵬、吳廷燁等一出場，就勾起了整整一個時代的集體回憶。
影片的拍攝地選擇在內地天津，一個海港城市，其實別有用心。
毫不誇張，在審查趨緊的當下，我們可能在很多年內都無法看到《毒戰》這樣的影片。
《毒戰》涉及了內地毒品走私和販賣，警察亦正亦邪，其中幾場戲完全是限制級的存在。
李菁和郭濤飾演的聾啞毒販悍匪與特警激戰取勝，逍遙逃脫的場景恐再難出現，因為那是反“主流”的，而且觸碰到了紅線。
在很多的港片中，特別是杜SIR的作品中，我們都看到了“雙”結局，內地龍標版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無法容忍“邪”勝正，更無法允許代表法制執行的警察系統失效，壞人必須被抓住，哪怕你能暫時逃脫。
為什麼說杜琪峰的《毒戰》是其他國家無法複製的，
因為《毒戰》有兩個重要的類型特徵：
以粗礪的視覺風格和杜琪峰式的槍戰場面震懾觀眾，
以潛文本的鋪設實現對陸港關係的隱喻。
這兩點是影片風格的集中體現，至於其他，杜琪峰做為拍片快手沒有功夫也沒有必要去細細雕琢。
先說刻意粗劣的視覺風格。
影片有意模糊建構和現實的界限，用看起來殘敗破舊的場景消解鏡頭建構的本質。
裝有尿液的礦泉水瓶，長途駕駛追蹤毒販的警察；
還有偽裝成毒販頭子幫兇的臥底警察，
開片長途大巴上身份偽裝，抓捕逃犯其實就是整部影片故事和類型的簡短展示。
後面，整個警察系統開始偽裝製毒者和售毒者，毒販變成警察的同伴，警察亦先後偽裝成各類毒販，身份的模糊是故事的需求，也是隱喻的開始。
《毒戰》真實嗎？它只是較為真誠的截取了現實的幾個場景，然後用帶來記錄片的方式擬態化的再造了一個部分真實的緝毒經歷。
因為，電影需要衝突，需要簡單，讓觀眾一看就懂的劇情。
所以，用人體藏毒，最後包裝毒品的薄膜破損致藏毒人死亡的場景就是偽真實的電影化敘事手段。
它是觸目驚心的，它也是技巧性的。
杜琪峰的“奇淫技巧”是站位式的槍戰，人物不會大範圍快速移動，而是靠剪輯和機位的移動，製造流動感，引發張力。
觸碰紅線的倉庫大戰，大聾小聾用靜止控制住了緩慢移動的特警部隊，正常交鋒都“以靜制動”，凝固的空氣，突然而來的奇襲，威猛的火力，凸顯了杜式槍火的招牌風格。
子彈成詩，杜琪峰的槍戰場景和另一位動作片大神吳宇森整好相反，
吳宇森靠人物的快速移動，誇張的姿勢，用傳統武俠片的方式呈現槍戰場景；
而杜琪峰更為浪漫，他的勇士，以槍對話，不躲不閃，靠的是氣魄和槍法，有內功高手對決的武俠意境在裡面。
在《毒戰》中，片尾高潮的警匪大戰，用停靠的汽車作為格擋，雙方站位固定，互相對射。
在此，杜琪峰離經叛道的女警成為活靶子，不但被古天樂飾演的毒販多次設計，還被當做誘餌，導致一位警察衝動行事，不幸中彈犧牲。
沾滿糞便的毒品；
聾啞製毒者火併特警；
被頻繁射擊的女警；
還有毒販用真錢當做冥幣的戲謔，
以及內地製毒販毒的龐大毒品網絡的呈現，都是《毒戰》風格化的“寫實”。
《毒戰》既指向現實，又有著類型電影那種讓我們能迅速置身其中的成熟流暢。
它在杜琪峰的作者性調度下去講述了一個部分抽離社會現實又與社會問題高度曖昧的戲劇性故事；槍戰、動作、警匪是他類型敘事的方式，以此作為一個關口，切入了內地和香港關係的個體化表達。在娛樂化的創作環境中，最終轉向了社會現實中艱澀、苦痛的部分。
《毒戰》以類型敘事的方式凝縮、抽象地呈現了毒品網絡，人情社會，而不是對於社會問題進行一種深度的、客觀的、社會學式的討論，也無意深入呈現社會現實複雜、曖昧、混沌的一面。
於是，杜琪峰在影片裡融入了符號性的隱喻化表徵。
這些細節，你一看就懂，因為杜琪峰把他們做的太“明顯”。
比如在審訊的那一幕，“嚴禁逼供”幾個大字始終在熒幕上出現；
比如準備走私的漁船全都掛著國旗；
片尾，古天樂飾演的毒販被執行注射死刑時，為求自保，瘋狂地抖露出全球各地的毒販消息，希望獲得法外開恩，免除死刑，
一邊是慌亂的毒販，一邊是冷靜的行刑，
最為明顯的表徵，來自隱藏在行刑室外的身影，那位穿著執法證衣服的權力者。
類似以上的細節，在《毒戰》中不勝枚舉。
整個故事和人物設計也是心機頗深。
看似威嚴的毒販大BOSS，其實被幾位香港毒販控制，作為他們的話事人，其實並不具有控制權。
而古天樂在內地警方的威逼下，企圖自保，最後不惜出賣雙方，形成火併慘劇，導致一二級人物幾乎全軍覆滅。
一個香港毒販，在內地的控制下，推翻了整個香港毒品網絡，這是表面的故事。
《毒戰》的過人之處在於它放棄了對具體事實的隱喻關聯，而將陸港關係擬人化為人物的性格和他們之間的聯繫。
其實古天樂的設置就是香港的隱喻，而其他角色的設置影迷們細細品味後自然能得出答案。
在《毒戰》裡，正邪，黑白，依然香港式的，沒有遭到閹割。
《毒戰》首先為影片設置了兩層不同的道德對立關係：在表層文本中，幹警追捕毒販是一件天經地義無需質疑的事。看似的正邪開始對號入座，但其實隨著劇情的發展，我們發現人物越來越複雜，琢磨不透，黑開始融進了白，白有時會用“黑”的方式，吃掉黑。
杜琪峰常年受黑色電影的影響，其過往作品中的正邪之分早已非常模糊，《毒戰》其實就利用了黑色電影的類型元素。
當我們擺脫開預先設置的立場和一些符號——比如警察、毒品和毒販——所通行的道德倫理所指涵義，開始仔細觀察孫紅雷及其隊友的行事邏輯，這實際上是一群甩開人與人之間的信義、忠誠和信任而為達到特定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他們裹挾古天樂去誘捕其他毒販的做法，本質上帶有以“黑”手段脅迫“黑”去吃“黑”的邏輯特點，由此實現了道德理解上的乾坤倒轉。
有一場戲令人記憶猶新，
製毒販為師傅去世的妻子燒冥幣，因為時間太晚，買不到冥幣，所以用大把大把人民幣代替；
而另一邊，監視這群毒販的警察卻在幾十塊的給同伴籌路費錢。
杜琪峰用一個警匪故事，表達了自己的眾多觀點，用既尖銳，又圓滑的方式透露了自己內心的想法。
玩透了類型的杜琪峰在《毒戰》之外包裹了那些吸引人的“裝飾”，而內裡其實是想表達他的自我態度。
這就是類型的功用性和魅力所在。
《毒戰》因為特殊的地緣關係，社會關係，內地香港電影元素的碰撞引發出了獨創性的個性魅力。
這是韓國版的《毒戰》所不具有的，最終，這使得韓版《毒戰》只能是一部徹頭徹尾的警匪片，而難以向內，帶來豐富的文本解讀空間。
韓版最後的高潮結尾落腳到了角色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同上，警察還是毒販，朋友還是仇人，變成了全片唯一可供解讀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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