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夫人湯修慧的傳奇人生

邵飄萍在中國新聞史上的貢獻不容小覷,可是另外一位《京報》的偉大貢獻者卻被我們忽視了,那就是邵飄萍的夫人湯修慧。她不僅是邵飄萍生死不渝的伴侶和忠實助手,更是我國早期不平凡的女報人,她的人生之旅頗具傳奇色彩。

邵飄萍夫人湯修慧的傳奇人生

代夫頂住壓力復刊《京報》

湯修慧(1892~1986年),祖籍江蘇吳縣。母親早逝後,她與父親相依為命,在浙江金華開了一家照相館度日。在課餘之暇,湯修慧常常在自家開的照相館裡協助料理賬務。這時,一位風度翩翩的男士常到照相館來搭話,日久兩人生情,這位男士就是邵飄萍。1912年,他們在浙江金華結為夫婦。

湯修慧與邵飄萍結合,對邵飄萍來說,是得到了親密的助手,對湯修慧來說,則促使她衝破傳統的藩籬,成為一位獨立的女性。新婚期間,湯修慧就協助邵飄萍從事辦報活動,並經常為《婦女時報》等報刊撰寫評論稿件。1916年,邵飄萍在北京創辦新聞編譯社,1918年創辦《京報》,這時湯修慧已經成為邵飄萍的得力助手,她所寫的關於教育、衛生方面的評論辛辣有力,經常博得讀者好評。

邵飄萍在遇害以前,經常外出避難,關心他的人曾問他:“你出走後,這個京報館、通訊社怎麼辦呢?”邵飄萍說:“這個不用憂慮,修慧自能料理。”事實上湯修慧確實已經熟練地掌握起報館的業務。1926年邵飄萍被反動軍閥張作霖殺害,湯修慧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於1928年恢復出版了《京報》,繼承了邵飄萍的遺志。

主持《京報》的工作,當然會遭到當局的痛恨,他們繼續迫害湯修慧主持的《京報》。1929年10月3日南京政府電令北平《京報》再度停刊,北平軍政當局立刻將京報館查封,並傳訊了湯修慧。過了一段時間後,湯修慧四出奔走,《京報》才又復刊。

作為獨當一面的女報人,湯修慧有一般女子沒有的膽識。包天笑著的《釧影樓回憶錄續編》曾經記載了她隨夫逛妓院的故事。為了交際應酬,也為了瞭解社會,和那個時代的男人一樣,邵飄萍經常會去八大胡同,湯修慧不阻止反倒同行。八大胡同的妓院各有各的門臉,從一個妓院帶著妓女到另一個妓院玩耍叫“過班”。有一次,邵飄萍和朋友帶著湯修慧從一個妓院到另一個妓院。“跑廳”過來引領,見湯修慧在其中,便大喊“過班”,把她當作了別院的妓女。湯修慧不幹了,上去就是一耳光,一時傳為笑談。

邵飄萍夫人湯修慧的傳奇人生

報道“九·一八”號召抵制日貨

在近現代中國,經營報紙是危險的職業,文字之禍又足以殺身。湯修慧以一女性,主持《京報》業績顯著。湯修慧本人為事業不怕拘禁,不怕坐牢,其毅力與勇氣,令人欽佩,成為我國新聞史上不多見的女性報業經營者。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京報》在9月20日報道了這一事件。同時《京報》在二版右下角打出了兩行黑體大字:“各自訴諸良心 永久抵制日貨廣告”,並以雙重花邊圍繞,十分醒目。同日,在“評壇”欄發表評論文章《如何應付這嚴重困難》,以憂國憂民之語言指出:“日本軍隊,突然……以武力佔領瀋陽,這種實踐,實在是違背國際公法的舉動,異常重大的。本年度,國家內部,既迭有軍事,又加以空前大水災,這次又遭逢外交空前的事變,國難臨頭,當然是一幕極嚴重的形勢……”對於各界人士紛紛舉行的抗日愛國活動,《京報》也做了一些報道。如9月21日三版,發表消息《對日宣戰——冀商聯通電主張》,“教育”欄則對北京各高校的反日宣傳和愛國活動進行了詳細的報道。

“七七事變”之後,湯修慧不願向日寇屈服,毅然關閉《京報》,拋棄全部家財、產業,逃出北京。1937年7月28日,《京報》出版最後一期,隨後即停刊,結束了它19年的歷程。抗戰勝利後,湯修慧回北京,短暫地續辦過一段時間,但因負債累累,只好將報館抵押出去,《京報》又一次停刊,並再也沒有恢復過。

邵飄萍夫人湯修慧的傳奇人生

晚年的湯修慧獨居在《京報》後院的北屋中,牆上掛著邵飄萍的遺像,對邵飄萍的懷念不時流露在她的言談中。

十年動盪中,湯修慧亦未能逃脫歷史的噩運,年近古稀的她被紅衛兵打成牛鬼蛇神,遣送回浙江金華老家。她不甘屈辱,向曾在北大旁聽過邵飄萍新聞採訪課的毛澤東秉筆申訴。毛澤東得知情況後,立即批示予以糾正,並指示將湯修慧接回北京平反,她才得以幸福地安度晚年。

湯修慧堪稱一個奇女子,尤其她對待子女戀愛自由的支持,頗讓人佩服。在當時的北平讀中學時,邵飄萍長女邵乃賢認識了農村來的學生郭根。中學畢業後,邵乃賢升入師大讀書,郭根卻因參與進步活動受到校方的“處分”,只能離開北平,到青島去讀大學。不久,邵乃賢為情所繫,千里迢迢地竟去做“伴讀”,也就是到青島大學做一個“旁聽生”。當時青島大學的女旁聽生一共有三個人:邵飄萍的女兒邵乃賢、沈從文的妹妹沈嶽萌,以及名叫李雲鶴的一位山東女子。邵乃賢也算是名門之後了,但是,湯修慧卻放手了愛女的自由,讓一位鄉下小子喝了“甜酒”,成全了這一對情侶的摯愛。

1986年3月,一代女報人湯修慧病逝於老《京報》館內,享年96歲,與丈夫同葬於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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