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公共精神缺乏的制度原因——法治的缺失
林語堂認為近代中國國人普遍缺乏公共精神，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泛濫，人們重視自己及其家族利益，輕視公共利益；二是社會團體活動的嚴重缺乏，公共精神的培育缺少有效途徑；三是法治缺失，國民個人政治權利沒有保障，大家明哲保身，不願多管閒事，導致人們對公共事務非常淡漠。
1.1
現狀
國民漠視國事，如同一盤散沙不團結，是近代中國的普遍現象，林語堂視其為中國的最大弱點。國人為什麼會形成淡漠公共事務的習性呢？林語堂認為：“須知這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態度，並非國民的天性，乃因不得人權保障，法律不能衛人，所以人人不得不守口如瓶以自衛。”也就是說，國人並非天生的對公共事務冷漠，而是因為人權沒有法律上的保障，為了保護自身安全，只好少管閒事。
中國歷史上也曾經有過心懷天下、耿直敢言的知識分子群體，如東漢的清議之士和明末的東林黨人。後漢時期政治批評盛極一時，儒生領袖和太學生們經常議論時政，甚至無所忌諱。但是，林語堂指出：“因為沒有法律的保障，清議之權威抵不過宦官的勢力，終於有黨錮之禍。清議之士，大遭屠殺，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殺了一次又一次。於是清議之風斷，而清談之風成，聰明的人或故為放逸浮誇，或沉湎酒色。”清議的實質就是評論時政，具有強烈的公共精神。然而，在君主專制時代，清議往往被視為對當權者的冒犯，是對朝廷權威的挑釁，被打壓是必然的結果。這無疑是告訴大家：莫談、莫管國事，否則後果嚴重。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既然議論時政風險如此之大，那就談風花雪月吧，清議於是變為清談、玄談，久而久之，人們的公共精神就泯滅了。
2.1
歷史
民國時期，政治環境相對於君主專制時代寬鬆了許多，但由於法治的缺失，民眾的政治權利依舊沒有保障，熱心公共事務、批評時政仍然是風險極大的事情。運氣好，沒人找你麻煩；若運氣不佳，輕則坐牢，重則喪命。邵飄萍、林白水兩位著名記者當年就因為批評北洋軍閥被槍殺。林語堂自己在北京大學教書時，也因為喜歡批評時政遭到北京政府通緝，被迫去了廈門大學。1932年，宋慶齡、楊杏佛等人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林語堂出任同盟宣傳部主任，蔣介石對同盟的政治活動深惡痛絕，密令軍統特務暗殺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同盟被迫終止活動。因此，即便到了民國時期，由於權利沒有保障，大多數國人還是不敢也不願關心公共事務，人們的公共精神仍然非常匱乏。
林語堂還特別指出：中國青年起初具有的公眾精神並不亞於歐美青年，他們熱心參與公共事業的願望也和其他國家的青年人一樣。但是，在國家缺乏法治、個人權利沒有保障的社會環境下，熱心公共事務容易給自己帶來麻煩，因此，青年們逐漸變得“聰明”而習慣於冷淡公共事務了。這裡所謂的“聰明”其實就是世故與麻木，就是公共精神的喪失。
林語堂認為，要使中國人民變散漫為團結，化消極為積極，必須先改變他們明哲保身的人生態度。但是要人們改變明哲保身的態度，“非幾句空言所能濟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會環境，就是給中國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範圍以內，可以各開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掃雪，而且管霜。換句話說，要中國人不像一盤散沙，根本要著，在給予憲法人權之保障。”
2.2
結語
孫中山先生說，政治就是眾人之事。關心政治、評論時政其實質就是關心眾人之事，當然是人們具有公共精神的一種表現。在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只要不是故意誣告誹謗他人，無人可以干涉。當國民的政治權利有了充分的保障，關心公共事務的人自然就會越來越多，因為公共事務本來就是關係大家利益的事情。關心公共事務的人多了，人們的公共精神自然就會逐漸振興起來。所以，林語堂說：“當個人權利有保障，人就可以變成關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實為誹謗罪之濫施。當此等權利無保障，吾們自存的本能告訴我們，不管閒事是個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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