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中的悲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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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的巨大魅力，不僅體現在它為千秋萬代的中國人提供了一部華夏民族3000年的文明史（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更在於它真實地記錄了眾多在這段漫長曆史中為社會文明發展而進行奮鬥、抗爭、拼搏的悲劇人物。使後人能從這些歷史人物的經歷中深切地感受社會進步、歷史發展的艱難、曲折和偉大。
司馬遷
《史記》有112篇紀傳作品，其中以悲劇人物為標題的有50餘篇。
全書呈現出一種濃郁的悲劇色彩，這是《史記》所獨具的美學特徵。這種特徵，是司馬遷所處歷史時期及其個人經歷綜合作用的結果。
北宋史學家歐陽修曾經在所撰《桑懌傳》中說過：“餘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所謂偉烈奇節士，就是指那些具有非凡的氣質、瑰異的操行、幹著驚天動地的事業，同時折射出強烈傳奇色彩的人物，而這些人，大多有著悲劇的人生。
自春秋至漢初的五個多世紀裡，中國古代社會除了秦始皇的短暫統一外，其他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激烈動盪之中。連年的殺伐征戰蹂躪著廣袤的中華大地。
春秋以降，周王室及各大諸侯國君的權力逐漸下移，導致各諸侯國內掌握國政的卿大夫之間兼併鬥爭愈演愈烈，300年間，割據分裂的大小諸侯由120多個銳減至不足40個。
戰國時代，由於鐵器的廣泛使用引起了社會政治、經濟更加巨大的變革，出現了規模巨大的兼併戰爭，其慘烈程度也是史無前例的。
戰國250年的時間，參與中原逐鹿的諸侯國由10多個變為7個，又從7個最終變成秦王朝的大一統。
短暫的秦王朝僅維持了10多年又進入到了楚漢之爭的戰火硝煙。
在這鐵與火的時代，新舊社會勢力始終處於尖銳對立的矛盾鬥爭之中，一幕幕震撼人心的歷史悲劇也陸續上演。在司馬遷的歷史思維中，悲劇人物的際遇與最終結局，往往能反映出社會風尚和時代精神，同時又能預示歷史發展變化的必然性。所以，那麼多舉足輕重的悲劇人物出現在這
“通古今之變”的司馬遷筆下。另外，司馬遷對“悲劇英雄”的審美傾向，與其中年以後慘遭腐刑那不堪回首的經歷也不無關係，慘痛的個人經歷使司馬遷為這些“悲劇英雄”奉上了一掬同情之淚。於是，在司馬遷這支深沉而充滿感情的如椽大筆之下，眾多悲劇人物的生命之曲被重新奏響在傳之不朽的字裡行間，他們命運中所蘊涵的崇高人格精神及其審美價值也隨之得到充分的揭示。
《史記》中悲劇人物的社會覆蓋面很大，但我們從造成悲劇的原因上分析，可以大致歸結為幾大類。一是厲行變革而被頑固守舊勢力所害者，最典型的就是吳起、商鞅。
他們二人都是戰國時衛國人，先後在楚國、秦國實行變法。楚悼王末，吳起入楚為相，明法審令，實施變法。他下令把一部分貴族流放到邊遠地區，以此來削弱打擊強大的舊世族勢力。所以楚國的貴族都仇恨吳起，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吳起相楚之時，楚國“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聲冠諸侯。及楚悼王死，楚國宗室大臣作亂，追殺吳起。吳起走避不及，伏於悼王之屍，中箭而死。
吳起歿後24年，商鞅出任秦國左庶長，下達變法令。變法令的內容嚴重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其貫徹實施受到抵制。當時太子違法，商鞅按法嚴懲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公孫賈，於是法令大行。變法後五年，秦國日益富強，開始向函谷關以東擴張。公元前 338年，秦孝公卒。素來對商鞅懷恨在心的公子虔之徒誣告商鞅謀反，朝廷發兵攻捕。商鞅被殺，繼位的秦惠王下令車裂了他的屍身，並誅滅他的全家。
商鞅
司馬遷在二人傳末讚語中稱吳起“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又謂商鞅是“天資刻薄人”，行事“少恩”。無庸諱言，如此評語摻雜著司馬遷對嚴酷執法者的偏見。但實錄精神又促使他為我們留下了今天認識這兩位悲劇人物的真實史料。
《史記》中另一類著墨較多的悲劇人物，都屬於在興邦定國的過程中功勳卓著而為君主猜疑，同僚嫉妒，宵小中傷陷害的將相大臣。如信陵君、白起、蒙恬、周亞夫等。
信陵君魏無忌
信陵君即魏公子無忌，當秦師重兵討伐，魏國處於生死存亡之際，他身佩魏王所授大將軍印，統五國之兵，大破秦軍，並乘勝逐至函谷關，一時威名遠揚天下。秦王懼怕信陵君，收買說客不斷在魏王面前進行離間詆譭。正所謂眾口鑠金，魏王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信陵君欲南面稱王的說辭，不由得不信，遂解除了他的兵權。於是，信陵君“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一個“竟”字，包含了司馬遷對這位賢公子的深切同情和惋惜。
周亞夫
周亞夫是漢初功臣絳侯周勃之子，文帝時受封條侯，曾以細柳營威武嚴明的軍容軍紀，贏得文帝“真將軍”的美譽。景帝時吳楚七國反，周亞夫以太尉率軍征討，三月而破叛軍。後升任丞相，以剛直忠正立朝，數忤景帝。在任3年即以病免職。後因其子犯事牽連，詔下廷尉審訊。
周亞夫不願受辱，在獄中絕食5日，嘔血而死。《絳侯周勃世家》敘周勃、周亞夫父子事，篇中記周勃曾因人誣告欲反而被捕入獄，後經太后援救，文帝派使者持節赦出。出獄後，這位威名赫赫的絳侯心有餘悸地說：“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語氣十分沉痛。
清人吳汝綸指出，周勃此語“與條侯下獄事相影響，亦藉以自寓感嘆。”所謂自寓感嘆，就是指司馬遷自己下獄受腐刑事。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曾言及自己下獄的感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與周勃語是一樣的哀怨痛切。
司馬遷筆下最見光彩的悲劇人物，倒是一批名位低下者。他們能砥礪名節，忠信守諾，為貞持操守，往往視死如歸。
《刺客列傳》《遊俠列傳》就集中記載了這樣一批人物，其中以荊軻事最為悲壯。
荊軻刺秦王
當秦王虎視鷹揚，橫掃六國的狂飆即將席捲而起之際，荊軻為完成東方弱國抵抗西方強秦的最後一搏，不負燕太子丹的知遇和重託，身懷淬毒匕首，在易水之畔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毅然就車入秦，慷慨赴死。
司馬遷用他那支飽蘸情感的神奇之筆，充分渲染出這位睥睨四海的市井豪傑重名節、輕生死的凜然大義。在傳末讚語中，司馬遷對傳中所敘五人的行為作了這樣的結論：“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通“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充分肯定了刺客們“不欺其志”的俠義精神。
王蠋墓
王蠋是戰國齊國都城臨淄附近的一名布衣。齊湣王時，燕國名將樂毅率五國之兵大舉伐齊，長驅直入，兵搗臨淄。燕軍聞王蠋仁義有賢名，以授將軍印、封萬家邑來勸降，並威脅若不從，就縱兵屠掠他的家鄉。王蠋不願背國棄義，遂自繫於樹，絕頸而亡。事見《田單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記秦軍急圍邯鄲，趙國亟盼救兵而久久不得之際，邯鄲傳舍吏，一位地位不高的官吏之子李同，說服平原君募集敢死之士三千，李同與三千壯士共赴強秦軍前作飛蛾撲火式的決戰。時正逢楚魏援軍趕到，大敗秦軍，邯鄲解危而李同戰死。他們忠心報國的志向和勇氣令人敬佩。此類人事書中尚多，不再勝舉列。
《史記》的悲劇人物具有強烈的審美價值，足以撥動千載之下世人的心絃。當項羽悲歌別姬，泣數行下的時候；當晁錯面對其父以命相勸仍不為所動的時候，讀者都能從中感悟到一種善惡及道德倫理上的強烈震撼。
《范雎蔡澤列傳》中有這麼一段細節，蔡澤為謀得秦國相位而勸說范雎急流勇退。蔡澤列舉商鞅、吳起、文種三人，論證他們之所以有功而罪死，是因為不識“進退盈縮，與時變化”的聖人之道，“功成不去，禍至於此”。顯然，蔡澤只是簡單地從個人識時與否的角度去解釋三人的悲劇原因，而沒有從性格、社會歷史方面去分析悲劇成因，所以遠未揭示出悲劇所蘊涵的審美價值。
漢景帝時大臣晁錯的悲劇在這方面很有典型性。
晁錯
《袁盎晁錯列傳》記晁錯在出任御史大夫後，向景帝提出削藩的主張，遭到同姓諸侯的強烈反對。於是：
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
果然不出錯父所料，他飲藥身死不及旬月，吳楚七國就在江南打著誅殺晁錯的旗號轟轟烈烈地起事謀反。景帝不及深思，就把晁錯當作逼反吳楚七國的罪魁禍首，推出東市斬首。更令人深思的是傳中所錄景帝與鄧公的一段對話。晁錯伏誅後，鄧公被派往征討叛軍的前線。不久，鄧公返京彙報前線戰況。景帝問：吳楚之軍聽到晁錯死訊，有否罷兵？
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這段對話證明晁錯的削藩之策是正確的。但是由於種種的歷史原因，心懷赤誠之忠的晁錯卻獲罪問斬，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當初，晁錯與其父的矛盾衝突是：謀國還是謀家。面對父親謀家的苦言相勸，晁錯不為所動；當父親以自殺相迫時，晁錯仍不為所動。充分顯示出晁錯忠而忘身，國而忘家的崇高品質。相反，當景帝面臨謀國（支持晁錯的削藩之策）和謀家（殺晁錯以平吳楚七國同姓王之心）的抉擇時，卻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後者。
晁錯的選擇與景帝的選擇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削藩與反對削藩這兩種力量的尖銳對立中，代表歷史必然性的削藩主張在當時的條件下，顯然不可能實現。
於是，舍家為國的晁錯不可避免地被毀滅，從而構成震撼人心的悲劇性結局。晁錯的悲劇，強烈地折射出忠心為國、堅志不屈的崇高精神。美的東西被毀滅，才具有悲壯的美感。這就是晁錯悲劇的審美價值之所在。
霸王別姬
項羽是《史記》中最具神韻的悲劇人物，《項羽本紀》以鉅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會三個精采片斷，酣暢淋漓地描繪出這位叱吒風雲的西楚霸王傾動千古的悲劇人生。
觀項羽在四面楚聲中歌詩別姬時流露的令兵士莫能仰視的悲情，在烏江亭邊以羞見江東父老而拒絕苟且生還所迸發出的悲壯氣概，無一不傾注司馬遷對這位蓋世英雄的深切同情。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一首氣勢奪人的《夏日絕句》：“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更是把項羽悲劇人生的終點渲染得那麼慷慨激越，光采照人。
烏江邊的項羽
同時，冷峻的歷史意識，又使司馬遷看到了項羽失敗的歷史必然性。觀《本紀》中項羽的一生，以暴滅暴，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分封諸侯，誅殺降王子嬰和楚義帝雄心，是他的致命錯誤。
項羽的性格和所作所為都表明他不是坐天下的帝王之材，而他卻偏偏自恃勇力，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時時去充當這個角色。所以，當他僅僅帶著二十八騎而陷入漢軍五千騎的重圍之中，還天真地一逞自己的神威，企圖向天下證明“天之亡我，非戰之罪”。
至死不悟失敗的原因，正是項羽悲劇所在。這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競然不能保妻善終，後世之人能從這一悲劇中領悟到多少人生的真諦！
悲劇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是因為悲劇人物的性格、行為以及當時的歷史條件，往往決定他自己的理想無法實現，於是悲劇衝突的結果常使偉大傑出的人物走向毀滅。亦或毀滅的命運最終成就了他們的偉大！
黃鎮偉著《 歷史的黃鐘大呂》
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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