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与神秀作偈呈心，
而独得弘忍的付与衣法，
这是出于《坛经》的，
是慧能自己叙述的。
这一部分，
近人怀疑的不少。
神秀与慧能的作偈呈心，
是否《坛经》旧有的部分，
是值得研究的。
龙朔元年（六六一），
神秀与慧能同在弘忍会下。
那一年，
弘忍有传法的意图，
神秀与慧能都就在这一年走了。
当时有没有作偈呈心的可能呢？
“偈”，是印度文学形式之一，
通称为偈、颂，
而实有好多类。
在经典的传译中，
五言、七言、四言，
也偶有六言的偈颂，
到唐代已有六百年的历史了。
唐代新文学——诗的日渐隆盛，
中国佛教的应用偈颂，
也就受影响而盛行起来。
早在鸠摩罗什与慧远（西元五世纪初）的时代，
已用偈来表达心境了。
禅者是直观的，
与艺术者的意境相近。
所以禅者的文学，
不是说理的、条理严密的散文，
多数表现为诗偈的形式。
慧可早就是“乍托吟谣”；
答向居士书，
就是七言十句的偈颂。
在敦煌本《坛经》中，
发现说话部分而含有偈颂一类的句子。
“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
愚痴佛众生，智慧众生佛。
……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
（大正四八.三四四下）
敦煌本没有“偈曰”字样，
而书写者却写成每行二句的偈颂形式。
在至元本中，这不是偈。
此外，如无相忏悔的
“前念后念及今念，
念念不被愚迷染”等，
也是偈。
这可以看出，
《坛经》的说者——慧能，
在说话中杂有可以讽诵的偈颂，
这对于不识字的禅师是非常适合的。
总之，
这类偈子是没有必要去设想为后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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