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梅
打油詩這種文體一直頗受青睞。畫家曾初良常在自己的畫作中配打油詩。
據說打油詩是中唐時一個叫張打油的人首創的，因此取得了命名權。張打油的代表作是《詠雪》：“江山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如果不計較用詞的俚俗，就其觀察的獨特，表達的準確，形象的鮮明，對比的強烈而言，它確實是一首好詩。
張打油留下來的另外兩首詩是一則有趣的故事。據說他曾在宗祠大殿上寫過一首下雪的詩：“六出九天雪飄飄，恰似玉女下瓊瑤。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掃帚的使掃帚，使鍬的使鍬。”知府看到大怒，下令把張打油抓起來。張打油被押上大堂，知府命他以安祿山包圍南陽郡為題寫詩，張打油立即答道：“百萬賊兵困南陽，也無救援也無糧。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爹的哭爹，哭孃的哭娘。”聞者笑彎了腰，知府大人也就饒了他。
打油詩因為不避俚俗，不計平仄，雅俗雜糅，常含幽默，被認為是不入大雅之堂的東西。然而歷代文人都不乏遊戲幽默的因子，於沉悶的官場文壇中偶露天真，打油詩就成為最合時宜的工具。與蘇東坡同時代的陳慥，自稱龍丘居士，為人好客，喜歡和歌伎廝混，可他的妻子兇悍異常，蘇東坡就寫一首嘲笑他懼內的詩說：“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北宋名相呂蒙正，在太宗、真宗兩朝三度入相，可是年輕未及第時，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一年送灶時，他用清水一碗，供在灶神面前，奉詩一首說：“一炷清香一縷煙，灶君司命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
文章不值錢的時候，古代文人有兩條路：一是攀官，一是下海。當官下海都不成功，你就只好認窮。清代的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倒是當了個縣官，早晚還是辭了，布衣草笠，笑傲江湖。一次乘船歸鄉，縣幕之戚曹某，倚仗官勢獨據中艙，包括鄭板橋在內的旅客都被趕到船尾。曹某呼茶索酒，高吟豪唱，旁若無人，鄭板橋在一邊吃吃而笑。曹某見狀，厲聲喝道：“鄉老頭笑什麼，懂得我念的詩嗎？”鄭板橋道：“我以為你在亂哼童謠。如果那也算詩，我也會作。”言罷，模仿曹某的格調念出一首打油詩：“懊惱青龍偃月刀，華容道上未誅曹。而今留得奸臣種，逼得詩人坐後艄。”聞知是鄭板橋，那位曹操的後代竟急忙施禮道歉，請鄭板橋入中艙。
打油詩自由隨意，不負載明道立言的擔子，不僅形式被文人接受和採用，在內容上也沒有了正式寫詩時的道學氣。明代學士解縉，自幼聰穎，出語詼諧，留傳下不少佳聯趣聞。有一天他見到一位穿時裝的婦人，衣上釘著九重鈕釦，遂作詩戲謔道：“一領輕衫剪素羅，美人體態勝嫦娥。春心若有牢關鎖，鈕釦何須用許多！”
據傳曾國藩初任兩江總督時，書吏送上一摞書稿，上面錄著曾國藩的全部封銜，字體又細又長，浩浩蕩蕩一長串，曾國藩提筆刪去，並寫了四句詩：“官兒雖大成何用？閒字徒多看不清。刪去此條重繕寫，留為日後作銘旌。”近年許多人名片上，虛職全錄，閒字繁多，常常叫人看不清楚也弄不清楚。究其動機，在旁人看來，無非“唯恐人小覷了那廝”。其實，若用來自薦，有姓名能聯繫足矣，若用來嚇人，有一條過硬的也就足夠了，比如“兩江總督”！所以開列許多，是因為條條不過硬。
當代文人用白話寫詩，口語入詩已成定規，諷世刺人運用自如，一些淺俗的白話詩與打油詩已無明顯界限，但是存心打油取俏的，也不乏其例。“五四”時期，學者錢玄同曾有“四十以上人皆該殺”之語，反對守舊派老古董。到錢玄同四十歲那年，胡適曾作《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週年紀念歌》相戲：“該死的錢玄同！怎的至今未死？一生專殺古人，去年輪著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恥。這樣那樣遲疑，過了九月十二……”白話打油詩，這大概是第一首。
打油詩被一些人稱為“旁門左道”，登不得大雅之堂，但周作人卻說：“思想文藝上的旁門往往比正統更有意思，因為更有勇氣和生命。”
1931年冬，國民黨“南京派”蔣介石、汪精衛與“廣東派”胡漢民、孫科等妥協和解，同拜中山陵，成立“統一政府”，宣佈“共赴國難”。魯迅在《十字街頭》上以《南京民謠》為題，發表打油詩諷刺之：“大家去謁靈，強盜裝正經。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果然，“聯合”僅一個月，各派系就又混戰起來。這該是較早的白話政治打油詩。
當代作家王蒙以寫小說著稱，寫詩是偶爾為之，當有人問他如何寫起意識流作品時，他以四句打油詩作答：“有酒方能意識流，人間天上任遨遊。杏花竹葉情如夢，大塊文章樂未休。”
今天的打油詩在網絡時代更加活躍，顯示出很強的生命力。打油詩並不因為“打油”這種誤以為的俗稱就失去了詩的價值，其在詩中泰然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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