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總有很多奇人，前些天是高考，於是有人翻出了1998年版新華字典，在第673頁寫著：“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高考是什麼？不同的人或許有不同的見解，來，抽點時間，我們來看看這篇，半刻君無意中讀到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
© 飯統戴老闆
1900年，庚子年，閏八月，詩曰：“太歲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頻飢渴；秦淮足流蕩，吳楚多劫奪。”
這一年吳楚沒被劫奪，京城卻遭了大殃。8月17日，持槍端炮的八國聯軍打到了天朝帝都，英軍攻進宣武門，美軍攻進廣渠門，日軍攻進朝陽門，俄軍攻進東直門，僅用了一天時間就佔領了全城。此時，養尊處優的老佛爺脫去錦衣鳳翎，改穿粗布藍衣，跟隨從一起混在人群中，倉皇逃離北京。
裱糊匠李鴻章被急召入京，給老佛爺和義和團收拾殘局，簽署了賠款議和的《辛丑條約》，再次揹負罵名被萬民指謫，不到一年後便在賢良寺吐血而亡。談和成功後，老佛爺便大搖大擺地回到了北京。為了改變落荒而逃、守舊無能的形象，1901年，慈禧高調宣佈新政進行改革。
風雨飄搖中的改革，也可謂是形勢所逼。面對火槍彈藥，“之乎者也”毫無還手之力，清朝在近代科學方面的人才匱乏非常嚴重。因此，在教育領域，張之洞、袁世凱等朝中重臣上書倡議“廢科舉、棄八股、辦學堂”，直言到：“人才之興賴乎學校，科舉一日不停……學堂決無大興之望。”
科舉取士出現於隋末唐初，被認為是中國第五大發明。因其公平競爭的理念，衝破了與出身門第緊密聯繫的世卿世祿制，而備受讀書人推崇，“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天下士子的終極目標。同時，科舉也成為了統治者用來“牢籠英才、牧馭天下” 的工具。史書曾記載，李世民視察御史府，看到人頭攢動的考生，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朝代更迭如流水，科舉鐵打穩如山。科舉選拔了不少能人志士，為社會帶來了階級流動，然而歷經1300多年，世界早已滄海桑田，科舉也沉痾已久。內憂外患之下，1905年，慈禧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佈昭令，“立停科舉以廣學校”。至此，科舉制度宣告終結，與此同時，各地的新式學堂則紛紛開立。
1906年6月，紫禁城最高地方行政機關順天府，籌劃在北京西什庫後庫——天財庫舊址設立中學堂，招收所屬各州縣子弟，學制四年，設國文、國畫、算術、英文、社會學等課程。學校於1907年正式開學，1912年改稱京師公立第四中學校，新中國成立後，這個學校又有了新的名字：北京四中。
京師公立第四中學，北京，1917年
西什庫為皇家御用倉庫，天財庫更是存放錢鈔的地方。也許是選址風水好，北京四中知名校友雲集：國學大師梁漱溟、現代詩人北島、音樂人高曉松、以及多位國家重要官員等。其名氣之大，就連某位長者在1995年11月視察北京四中時，也感慨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到這裡來，真是三生有幸。”
作為老牌名校，北京四中的高考成績全國聞名，不過這所高考明星學校，卻在1966年廢除高考的過程中扮演了微妙的角色。
1966年6月11日，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革命學生，情緒激昂地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表達了立即廢除高考制度的強烈要求。這封信以獨特的方式傳到最高層，隨即便登上6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並由四中一名革命形象優秀的學生在北京電視臺進行了宣讀。這封信成了十年動亂在教育領域的催化劑。
隨後，中央便響應學生呼聲，將高校的招生工作推遲半年；5天后，《人民日報》更是發表社論，宣佈要將高考“扔進垃圾堆裡去”。到了7月24號，國務院發佈《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規定大學招生“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正式廢除高考。高考終於如革命小將們所願，成了被打倒的對象。
表面上看，廢除高考是響應群眾呼聲，但事實卻遠非如此。給毛主席寫信的那些四中學生，以孔丹為代表，家庭背景深厚。當時他們提前得到上層要改革高考的消息，就主動站出來倡議，試圖得風氣之先[1]。很快，這些無知無畏的學生，就被裹挾進時代的漩渦中去，直面歷史和命運的殘酷。
被廢止的高考同樣如此，在1966年，誰也不會想到，這一停便是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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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正式恢復職務，便迅速在8月4日召開了一場“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當査全性在座談會上聽到鄧小平批評清華新生文化素質差，被強烈刺激到了，於是主動發言，狂批當時的招生制度並諫言恢復高考，言辭激烈。
在十年動亂期間，高校的招生工作主要依靠 “自願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查”十六字方針。這裡面，“領導批准”自然成為了最硬的指標。
這葫蘆裡到底是什麼藥，見慣了此類套路的老百姓心裡是有B數的。1973年，日後創辦萬科的王石從軍隊復員，來到鄭州鐵路局水電段做工人，彼時他父親正在柳州鐵路局擔任領導。工作不到一年後，工人王石就拿到了整個鄭州局兩個推薦上大學名額中的一個，順利入讀蘭州鐵道學院，你說巧不巧？
査全性在會上鄭重建議：“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辦。”他的話準確而有力地擊中了鄧小平的心絃。在開會之前，鄧小平已經計劃從1978年起恢復高考，而專家們對高考的強烈期待，更是給了他充足的信心。總設計師當機立斷，讓坐在旁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追回已經發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組織統一考試。
為了籌備這次考試，教育部硬生生地把1977年的高考，從8月份推遲到了12月份舉行，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唯一的一次在冬天舉行的高考。另外，教育部的官員們發現整個國家居然連印試卷的紙都不夠用，國家緊急抽調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才把高考試卷印出來。
昔日領袖的思想語錄，變成一張張考卷，承載著被耽誤青春的一代青年們的希望，發往全國各地。
十年積壓，使1977的高考成為中國競爭最激烈的一屆，報考人數是570萬，錄取考生27.3萬，4.7%成為了高考歷史上最低的錄取率。儘管如此，對於廣大學生而言，這仍是一股暖流。1984年，這批趕上了改變命運第一次機遇的大學生們，在國慶閱兵時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標語。
歷代王朝的經驗告訴我們，“開科取士”是穩定和籠絡全國知識青年的最有效手段。而對於鄧小平而言，1977年恢復高考，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試圖修復這套階層流動機制了。
早在1973年，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主持國務院工作，便對採取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進行了修訂，增加了“文化考試”的內容，試圖恢復用知識選拔人才的制度。這時候出現了兩個代表性的人物：“白卷英雄”張鐵生和“滿分落榜”沈志華。
1973年，正在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插隊的張鐵生，憑藉一向突出的表現，贏得了這一年這次參加大學招生文化考試的機會。由於張鐵生從初中畢業後便中斷學習，參加了勞動，因此，在最後一場理化考試中，整張試卷題他只會做3道小題，其餘一片空白。
白卷英雄張鐵生，遼寧，1974年
但是，為了把握這次考試機會，他在考卷背面給“尊敬的領導”寫了一封信：“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雖然很淺，但我印象也淺，有兩天的複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
這分明是一張“我強有實力，我弱有原因“的“感情牌”。然而，這封信卻被四人幫利用，刪改之後成為了一張批鬥鄧小平的“政治牌”。之後，張鐵生受到了江青的接待，被選為人大常委，到處做報告，做演講，以“白卷英雄”的方式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鄧小平和文化考試也被批為“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反撲、反攻倒算”，再次受到冷落。
電影《決裂》很好地展現了這一段招生歷史。一名大學校長前往農村招生，當場錄取了一位讀過一年初中的公社鐵匠等，並高舉著鐵匠的雙手倡議到：這一手老繭，就是上大學的資格。這句話在幾十年後的理工科學生聽來，別有一番滋味，他們一直認為：先有了上大學的資格，才會練就一手老繭。
《決裂》，李文化，1975年
這一年高分考生成為了燙手山芋，無校敢收。畢業於北京四中的高分少年沈志華便是其中之一。
當年他報考清華大學，各門功課都考了京津唐電力系統的第一名，數學單科滿分。清華大學招生辦的老師親自上門，說沈志華你考得太好了，現在就缺你這樣的人才。然而，等待沈志華的不是錄取，而是被批，“你考得這麼好，就是‘白專’道路。還會英語，崇洋媚外。”而廠裡有個四門功課共考15分的工人最終上了清華。
倒回到1966年，沈志華正在北京四中讀初三，比給毛主席寫信廢止高考的學長孔丹矮了三級，但兩人的命運卻很類似：文革開始後，沈志華去外地串聯了一圈，回家後發現自己母親被抓了，父親也被審查；孔丹比他更慘，父親孔原是中央調查部部長，被四人幫投入監獄，母親許明是周恩來秘書，服安眠藥自殺。
只有被裹挾進歷史中，一個人才會知道個體命運的脆弱，在北京四中革命小將寫出那封倡議廢止高考的信時，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也會被反噬。
孔丹和沈志華因為十年動亂，都沒有讀過大學，他們在動亂結束後，都直接考上了中國社科院的研究生，前者師從經濟學家吳敬璉，最後做到中信集團董事長；後者師從歷史學家齊世榮，成為一名著名的歷史學者。而昔日“白卷英雄”張鐵生，則足足坐了十五年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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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北京電影學院開始招收第一批本科生，包括攝影專業。此時張藝謀正在陝西第八棉紡織廠工會，負責海報、拍照等宣傳工作。這一年張藝謀28歲，超過年限的他僅報名就很折騰。兩次前往北京報名，兩次碰壁。幸而作品獲得了專家和領導的好評，但是也在文化部十餘次重要批示下，北影攝影系才破格錄取了張藝謀，允許其旁聽。
當多年後被問到為何如此堅定時，張藝謀坦然到：“其實，我當初想要上大學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謀出路，再實際點兒說就是得到免費教育，包分配。只要是大學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樣。1982年，我從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這時候，我的人生才再次開始。”
誠然，1951年，我國實行計劃經濟時代，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國家明確規定“高等學校的學生費用由國家承擔，畢業的工作也由政府分配”。而1983年出臺的部分高校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更是讓考生拿到錄取通知書，就知道工作單位，可以從容安排學區房、對象等人生大事。
上學不花錢，畢業包分配，還能混幹部，這使得高考成為了亮閃閃的金拱門，但這種好日子沒持續多少久。
首先退出歷史舞臺的是“包分配”。1993年，國務院出臺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強調推行“自主擇業”的就業制度。1994年國務院、1995年教委均再次出臺了實施意見，推動決心之大可見一斑。到了1996年，“包分配”被正式取消。
接下來取消的就是“免學費”。從1979年起國家財政便處於長期的赤字狀態，開源節流已經成為各部門領導的重要思考內容，教育行業也不例外。1984年，高校實行了收費接受委託培養學生的計劃，而1985年則推出了接受分數偏低自費生的“雙軌制”，開始摸索起收費辦學的路子來。
錢能解決的地方必然有腐敗和爭議。自費生很快也受到了社會的輿論壓力，“分數不夠用錢來湊”，“上大學靠爸爸”的口號也再次流傳起來。但這不是事兒，主要矛盾仍是大學缺錢，財政力薄。於是，在1993年的綱要中提出，“高等教育非義務教育，學生上大學均應交費”，並在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中以法律確認。
依法收費成為了學校的聖旨，潘多拉盒子一旦被打開就無法控制。
1992年公立高校計劃內學生的學費為208元/人（計劃內國家負責），新規出臺的當年全國高校學費平均便達到了610元/人，而2015年更是達到了5000元/人，較1992年增長24倍。而同時期人均GDP從2334元增長到50251元，增長21.5倍；農村人均年收入從784元增長到10772元，增長13.7倍；城鎮人均年收入從2026元增長到31195元，增長15.4倍。
也就是說， 從1992年的農村大學生上學不花錢，發展到了2015年一個農村家庭全家不吃不喝不動彈的情況下，才能供一個大學生在大學裡蹲著不吃不喝不動彈兩年。
但畢竟，在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大學生仍然是稀缺資源，是社會公認的“天之驕子”，高考也只是從“統包統配”的金拱門，降格為“花錢上學、花心思找工作”的銀拱門，大學畢業依然是從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的最佳途徑，無數貧寒子弟依靠高考實現了階層躍遷。
但在90年代末，高考含金量還得再降一格，變成鐵拱門。促成這一轉變的關鍵詞有兩個：教育產業化和擴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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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雖受影響但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不貶值就要承擔出口下滑的經濟壓力。而為維護外部大局承壓就必須靠內部肌肉來支撐，但為了遏制1992年下半年經濟的四高四熱現象，國內近幾年採取了緊縮的政策。因此，擴大內需，讓老百姓花錢成為了當局日思夜想的大事。
1998年10月，在亞洲開發銀行擔任經濟學家的湯敏和其妻子左小蕾，向高層提交了一份“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建議。湯敏認為和發達國家的35%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相比，我國僅為5%，存在顯著的提升空間，而讓父母為子女教育花錢是符合中國傳統思想的。這一提議受到了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此時，國企改革也在如火如荼的開展，大批員工下崗。擴招，既能減少社會就業衝突，又能增加下崗員工家庭責任壓力，畢竟家庭責任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1999年6月，國務院宣佈了高校擴招政策。
擴招政策帶來的顯性收益非常顯著，1999年高考錄取率從1998年的33.8%，直接飆升到了55.6%，2017年更是達到了75%。而全國教育學雜費收入（含中小學教育）更從3697億元飆升到了2015年的43174億元，增長11.7倍，這一數據還尚未剔除從2006年起中小學不再對義務教育收取學雜費的影響。而同時期國內GDP則從8.5萬億增長到69萬億，才增長8倍。
2008年之後，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政策的初衷與結果。一方面，就業壓力陡增。擴招比例最快的3個專業是經管、教育和文學，規模擴大了十倍，而人文社科類就業難度原本就比工科大，現在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教育資源也嚴重不足：學生/教師比從1999年的8.4增加到2015年的17，以至於教育部規定：不給本科生上課就不能評為教授。
而為了解決就業壓力，教育部再次啟動了“用時間換空間的戰術”，2009年開始對研究生擴招，頗具中國特色。
一些輿論也紛紛指責被譽為“擴招之父”的湯敏，湯敏辯解到，“我們提出三年擴大一倍，沒想到擴大了五倍。”湯敏正是在1977年高考恢復的受益者，當年他以南寧數學教師的身份參加了高考，並順利考入武漢大學數學系，妻子左小蕾正是其同班同學。
高校擴招就跟A股擴容一樣，太急躁了就會降低質量，真正出錢的人還不一定撈得到實惠。因此雖然都來自於武漢大學，但劉查師兄弟“聯手”提議的恢復高考，被無數學子稱讚。而湯左夫妻檔提議的擴招，卻引來爭議，褒貶不一，這也許跟出發點的單純度有關。
急速擴招之後的高考，褪色成了鐵拱門。無數大學生在畢業時，並沒有感覺是自己上了大學，而是感慨道：“大學提了提褲子，對我說：你可以走了，但把青春和金錢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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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已經名揚全國的韓寒，宣佈退學，高考這條獨木橋，迎來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批挑戰者。
這一行為引來了不少模仿者，2006年用雙色筆答題，並將對教育和高考制度不滿抒寫在試卷上的河南考生蔣多多；2007年的4科零分的湖南考生陳聖章；2008年在試卷上抒寫“教育宣言”的安徽考生徐孟南等等。
這些考生在經歷了被媒體報道的激動興奮之後，很快就在現實生活的逼問下，學會了冷靜反思。徐孟南開始勸人參加考試，並準備在2018年參加高考。陳聖章也從當年“早生或晚生100年，都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才”，而反思“當年想的太簡單”，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具有韓寒那樣的才華和知名度。
2018年，在韓寒退學18年之後，他撰文寫道：“退學是一件很失敗的事情，你們不要學我。”
2003年，教育部對北大、清華、人大等高校賦予了5%的自主招生權，希望各大高校依據發展特色招收有特長的學生，享受高考降分優惠。然而，2012年被評為“全國就業先進工作者”的人大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在2015年卻因為利用自主招生的權力，貪汙2330餘萬元而被法院判刑。
這也是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並不追捧英美的教育制度，反而極力維護中國式高考乃至應試教育的深刻原因：人們對社會其他領域的貓膩或許能夠容忍，但對於這條愈發稀缺的命運之河，只能去死命捍衛它的純粹，尤其是自己的子女，也要依靠這條珍貴的通道，向上流動。
正如韓寒在文章中提到的：“通過教育可以大概率改變命運和階層這個窗口期的時間不會很長，可能也就幾代人……幾代人後，社會的階級基本固化，改變命運就會變得更難了。人家起跑的時候就有渦輪增壓，你一直在自然吸氣。這就是可怕之處……趁現在，大家都尼瑪自然吸氣，別人至多有些山寨改裝，你趕緊多吸幾口，讓自己排量大一些吧。”
這番話從一個教育家口中說出，可能像一番說教；從一個高中退學浪跡社會多年的叛逆中年口裡說出，更像是貼近這個社會的一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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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庚子國變，以大清賠款4.5億兩白銀告終，按4%的年息，分39年還清，攤派到中國人頭上，每人一兩。在這其中要賠給美國的，大約是3200多萬兩。
四年後，中國駐美公使梁誠跟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Milton Hay )會晤，談話中海約翰說：“庚子賠款我們索要的有點兒多。”梁誠藉機對於庚子賠款造成的中國財政困難和民不聊生向海約翰大倒苦水，並提議美國應該率先核減賠款。沒想到的是，海約翰聽完後竟表示贊同，答應回華盛頓運作此事。
經過三年的扯皮和談判，美國政府決定從1908年開始退款，並規定清政府在退款的最初四年內，每年至少派一百名學生赴美留學。同時，美方還要求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一所留美預科學校（Training school），名為遊美肄業館，後來這所學校在1911年4月9日改名為“清華學堂”，這便是清華大學的前身。
這每年一百個公費留美名額，怎麼分配便成了焦點。清政府按照攤派給各省賠款的比例，劃定了各省的留學名額：直隸四名、江蘇十三名、安徽五名、山東四名、山西四名、陝西三名、甘肅一名、新疆兩名、福建四名、浙江七名、廣東十名、廣西一名、雲南一名、湖北六名、貴州一名，餘下的給東三省和藩部。看起來頗為公平。
但中國的國情告訴我們，這種領導分配的機制，一定會存在後門和貓膩。果不其然，清末民初的各路大佬，紛紛將手伸出來，例如袁世凱家族每年都預留了三個留學名額，袁世凱的嫡長孫袁家融，就是用這個公款去了哥倫比亞大學。而曾國藩家、端方家也都有子弟走這路後門，曹汝霖的兒子更是頂替新疆的名額免試入學。
由此可見，早在中國大學和高考制度誕生的一百多年前，對這套制度公平性的挑戰就已經連綿不絕。
因此，高考的純粹，已經演變成這個社會的一枚圖騰。對於平民百姓來說，它不僅僅是通往大學的獨木橋，更是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通天梯。人們一邊罵著應試教育給學生和家長帶來的壓力，一邊又對高考這座獨木橋極力地維護，生怕這條承載階層流動的命運之河，逐漸被有錢有勢的頂部階層所繞開，變成一條淤塞狹窄的水溝。
畢竟像“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這種童話，只會存在於1998年版新華字典的第673頁，在現實中卻無從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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