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企業是這樣的
315晚會，相信很多消費者都會拿起小本本，將那些被曝光的企業拉入黑名單，不再購買該企業的產品。
然而，在消息閉塞的農村地區，山寨食品依舊氾濫，難道僅通過315晚會曝光，食物造假問題就能得以解決嗎？
為什麼農村山寨食品氾濫？
民以食為天，人們最關心的莫過於食品安全問題。然而，如今的食品造假讓人防不勝防，山寨食品的名字、外包裝等都與市面上流行的正規食品包裝相差無幾。
在農村地區，各種山寨、仿冒的虛假產品層出不窮，比如粵利粵餅乾、小白兔奶糖、古力加巧克力等等。
▲ 山寨露露
▲ 山寨旺仔
▲ 山寨“粵利粵”餅乾
近年來，城市中的人們越來越重視食品安全問題，監管力量也在不斷加強。但相比城市較為健全的食品監管體系和市民防範意識，農村地區的食品安全令人擔憂。
農村食品市場逐漸成為了被遺忘的角落，甚至變成了“消廢”市場，大量假冒劣質食品向農村地區轉移，嚴重危害著廣大農村群眾的健康。
農民食品安全知識缺乏和熟人經濟導致農村超市“三無”食品氾濫。農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接收信息的途徑較少，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和食品衛生知識知之不多甚至一無所知，基本不具備辨別假冒偽劣食品的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假劣食品在農村的泛濫。
同時，劣質食品價格低利潤高驅使農村超市經營者傾心“三無”食品。由於農民收入普遍較低，購買食品往往只圖便宜，不求質量，致使質量差、價格低的食品在農村很有市場，經營者進貨時便順應了這種需求，就像有些經營者說的那樣“真貨賣不出去，假貨倒賣得很快”。
食品造假直接入刑，治假食品的大殺器？
2016年，公安部部署開展以食品藥品領域為重點的打假“利劍”行動，全年共破獲食品犯罪案件1.2萬起、藥品犯罪案件8500起，公安部掛牌督辦的350餘起案件全部告破。
2015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開始實施，被稱為是“史上最嚴”，只不過《刑法》中為食品製假售假犯罪設置了5萬元的起刑點。
這種法律設計固然體現了刑事司法審慎謙抑的美德，但也因此讓一些食品造假者逃脫了刑法的制裁，甚至造成一些不法分子有恃無恐、鋌而走險，在食品造假問題上一再挑戰法律的底線。
打擊食物造假，國外有何經驗借鑑？
作為最早建設消費者保護法律體系的國家，美國的相關司法實踐不無可借鑑之處。
以2015年被處以美國史上最重刑罰的“毒花生案”為例，涉案者之一帕內爾因涉嫌在花生產品運輸過程中偽造證據被定罪。
而法官無需費力蒐集涉嫌偽造犯罪的證據，僅憑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條款，食安事件發生後，相關經管人員可用違反道德罪的罪名被起訴，直接判處涉案者一年監禁和不超過25萬美元的罰款——這就極大提高了判決速度和法律震懾力。
在德國，食物造假也可能刑事訴訟外加鉅額賠償。
以2010年爆發“二噁英”事件為例。德國西部北威州養雞場首次發現雞飼料遭遇致癌物“二噁英”汙染，其他州相繼發現同類事件。
2011年1月6日，德國警方調查飼料製造商“哈勒斯和延奇”公司，1月7日，政府宣佈臨時關閉4700家農場，禁止受汙染的農場的肉類、蛋類產品銷售。
隨後，追溯機制啟動，違法企業浮出水面，肇事者不僅面臨德國監察部門提出刑事訴訟，同時受損的幾千家農場提出報導賠償，數額高達每週4000萬至6000萬歐元之間。
事件發生之後，政府第一時間向社會通報，新聞媒體加入到事件調查進展報導中來。肇事者獲刑、破產之外，信用危機帶來的影響更是無法估量。可見，從國外的食品溯源機制追責，企業的處理措施，政府部門的態度，法律制定準則等綜合因素考量，或許都是值得我們借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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