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企业是这样的
315晚会，相信很多消费者都会拿起小本本，将那些被曝光的企业拉入黑名单，不再购买该企业的产品。
然而，在消息闭塞的农村地区，山寨食品依旧泛滥，难道仅通过315晚会曝光，食物造假问题就能得以解决吗？
为什么农村山寨食品泛滥？
民以食为天，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食品安全问题。然而，如今的食品造假让人防不胜防，山寨食品的名字、外包装等都与市面上流行的正规食品包装相差无几。
在农村地区，各种山寨、仿冒的虚假产品层出不穷，比如粤利粤饼干、小白兔奶糖、古力加巧克力等等。
▲ 山寨露露
▲ 山寨旺仔
▲ 山寨“粤利粤”饼干
近年来，城市中的人们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问题，监管力量也在不断加强。但相比城市较为健全的食品监管体系和市民防范意识，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令人担忧。
农村食品市场逐渐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甚至变成了“消废”市场，大量假冒劣质食品向农村地区转移，严重危害着广大农村群众的健康。
农民食品安全知识缺乏和熟人经济导致农村超市“三无”食品泛滥。农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接收信息的途径较少，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卫生知识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基本不具备辨别假冒伪劣食品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假劣食品在农村的泛滥。
同时，劣质食品价格低利润高驱使农村超市经营者倾心“三无”食品。由于农民收入普遍较低，购买食品往往只图便宜，不求质量，致使质量差、价格低的食品在农村很有市场，经营者进货时便顺应了这种需求，就像有些经营者说的那样“真货卖不出去，假货倒卖得很快”。
食品造假直接入刑，治假食品的大杀器？
2016年，公安部部署开展以食品药品领域为重点的打假“利剑”行动，全年共破获食品犯罪案件1.2万起、药品犯罪案件8500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350余起案件全部告破。
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开始实施，被称为是“史上最严”，只不过《刑法》中为食品制假售假犯罪设置了5万元的起刑点。
这种法律设计固然体现了刑事司法审慎谦抑的美德，但也因此让一些食品造假者逃脱了刑法的制裁，甚至造成一些不法分子有恃无恐、铤而走险，在食品造假问题上一再挑战法律的底线。
打击食物造假，国外有何经验借鉴？
作为最早建设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的国家，美国的相关司法实践不无可借鉴之处。
以2015年被处以美国史上最重刑罚的“毒花生案”为例，涉案者之一帕内尔因涉嫌在花生产品运输过程中伪造证据被定罪。
而法官无需费力搜集涉嫌伪造犯罪的证据，仅凭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条款，食安事件发生后，相关经管人员可用违反道德罪的罪名被起诉，直接判处涉案者一年监禁和不超过25万美元的罚款——这就极大提高了判决速度和法律震慑力。
在德国，食物造假也可能刑事诉讼外加巨额赔偿。
以2010年爆发“二恶英”事件为例。德国西部北威州养鸡场首次发现鸡饲料遭遇致癌物“二恶英”污染，其他州相继发现同类事件。
2011年1月6日，德国警方调查饲料制造商“哈勒斯和延奇”公司，1月7日，政府宣布临时关闭4700家农场，禁止受污染的农场的肉类、蛋类产品销售。
随后，追溯机制启动，违法企业浮出水面，肇事者不仅面临德国监察部门提出刑事诉讼，同时受损的几千家农场提出报导赔偿，数额高达每周4000万至6000万欧元之间。
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新闻媒体加入到事件调查进展报导中来。肇事者获刑、破产之外，信用危机带来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可见，从国外的食品溯源机制追责，企业的处理措施，政府部门的态度，法律制定准则等综合因素考量，或许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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