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蒙克《遺產》，1897-1899年
近日，電影《我不是藥神》的熱映刷爆社交媒體，也引發了大眾對疾病、醫療體制和社會現實的熱烈探討。疾病一直是縈繞在人類社會的夢魘，儘管醫學科技在不斷進步，但疾病依舊成為一個個家庭的不可承受之痛。面對疾病，藝術家如何表現？
電影《我不是藥神》劇照
電影中對白血病人的刻畫讓人動容，同時也使人感同身受，正如電影裡的老奶奶所說：誰家沒有個病人呢？疾病是一個永恆的主題，它讓生者痛苦，也讓他們偉大。
愛德華·蒙克《生病的孩子》，1896年
其實，藝術史上也不乏許多描繪患者或疾病相關的作品，每一次大範圍的傳染病在歐洲流行時，與之相應就會有藝術作品誕生。在醫學尚不發達的古代，傳染病如瘟疫的死亡率非常高。人們在對疾病束手無策之時，就會轉而尋求宗教的慰藉，這也是當時宗教藝術盛行的原因之一。
聖巴多羅買大師《聖巴多羅買驅邪》，1440-1470年
黑死病：死亡的勝利
1347年的10月，一艘從黑海港口出發的貨船緩緩抵達意大利港口城市墨西拿。前來接應的人們卻發現，這艘船裡的船員不是病了就是死了。此時，天真的歐洲人還不知道，這場即將爆發於歐洲的鼠疫是歐洲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瘟疫。
Francesco Traini《死亡的勝利》，溼壁畫
隱藏在船內偷渡而來的黑鼠攜帶的傳染性病毒很快在歐洲肆虐，大批人感染了黑死病死去，絕望的氛圍籠罩在歐洲社會。人們開始質疑社會、宗教、文化，甚至於同時陷入了極端恐懼和放縱之中，藝術作品的主題也開始轉向死亡和毀滅。
老勃魯蓋爾《死亡的勝利》，1562年
《死亡的勝利》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主題畫，巴勒莫阿巴特利斯宮的哥特式壁畫便是其中一幅。畫中，“死亡”騎著一匹瘦骨嶙峋的馬，衝入豪華的宴會，用死亡之箭肆意屠殺男男女女。畫面底端是成堆的屍體，教皇、國王、主教、詩人、騎士和僕人，每個人姿勢、神態都各不相同。
巴勒莫阿巴特利斯宮的哥特式壁畫《死亡的勝利》，約1446年
左下角有一群試圖阻止“死亡”的人，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卻並沒有看向“死亡”的方向，而是直直地盯著畫面之外的觀者，這個形象可能就是畫家本人的自畫像。
巴勒莫阿巴特利斯宮的哥特式壁畫《死亡的勝利》（左下角局部）
在黑死病的影響下，另一種藝術主題開始興起——“死亡之舞”：
“我呼喚全部、所有人來跳舞：教皇，國王，所有無論是窮是富、是大是小的生物。向前哀悼現在沒有任何用！……你必須向我的管風琴跳舞。”
——死亡之舞
大概歐洲人骨子裡就有狂歡的基因，在濃重的死亡陰影之下還能苦中作樂。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麼不如跳舞。死亡既是無可避免的，又是人人平等的，因此不論是活人還是死人，是富貴還是貧窮，都一起加入這場死亡之舞吧。活人按照秩序，從教皇、國王到牧師、孩子安排整齊，死人則帶領他們走向墳墓。
Michael Wolgemut《死亡之舞》，1493年
《死亡之舞》（局部），壁畫，位於塔林聖尼古拉斯教堂，“死亡”正帶著國王走向墳墓。
在短短几年內，三分之一的歐洲人死於黑死病。對死亡的恐懼、失去親人摯愛的悲痛，黑暗的情緒充斥著歐洲社會，直到17世紀鼠疫突然銷聲匿跡。這場浩劫讓歐洲社會發生了劇變，不僅僅在經濟、文化和宗教領域，還有藝術領域。死亡以絕對的姿態佔據了藝術主題，直到文藝復興的開始。即便到了近現代，“死亡之舞”的主題也頻頻出現。
《Punch》雜誌插圖《死亡之舞》，1917年，“凱撒：‘停下！停下！我累了。’死亡：‘我開始於你下注之時，我停止於我選擇之時。’”
梅毒：風流的代價
關於梅毒的起源有很多說法，但毫無疑問的是，這種新型病毒最早出現在15世紀末，然後大範圍地在歐洲傳染。剛開始，人們並沒有將梅毒與性行為聯繫起來，藝術家們用繪畫、雕塑表現患有梅毒的人，通常具有警示和教育的意味。
阿爾布雷希特·丟勒的版畫插畫，1496年，描繪了一個患有梅毒的男子。
小漢斯·荷爾拜因《青年男子頭像》，1523年
當16世紀梅毒在歐洲爆發之後，事實擺在了人們面前：性行為也會有副作用。16世紀和17世紀的人們開始普遍將這種病毒的傳播與女性聯繫在一起，對女性的汙名化似乎能夠使得風流的上流社會遠離道德的譴責。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醫學檢查》，1896年
到了18世紀，出於各種複雜的社會原因，人們開始用玩世不恭的、諷刺的態度看待性和梅毒。荷加斯的《時髦婚姻》系列和托馬斯·羅蘭森的諷刺漫畫就是其中的典型，《時髦婚姻》是一系列組畫，描繪了當時英國社會沒落的貴族和新興的資產階級之間出於利益交換的聯姻，諷刺了所謂的上流社會的虛偽。這也使人們將道德譴責的焦點從女性身上稍微挪開了一些。
威廉·荷加斯《時髦婚姻》系列之一，1743年
托馬斯·羅蘭森《皇家學院：寫生課》，1811年
19世紀後，將女性，特別是妓女，視作墮落和疾病的來源的看法捲土重來，道德警示的繪畫作品大量出現，提醒男人們要小心可能帶有梅毒的女性，儘量節慾慎行。從醫學雜誌上的症狀圖，到帶有道德譴責和教育意義的插畫，自從梅毒出現在歐洲大陸，藝術家對它的的描繪就沒有停止過。
Richard Tennant Cooper《梅毒》，1900年
艾滋病：藝術的力量
第一件關於艾滋病的藝術作品可能出現在1981年，同年，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在《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刊》發佈了第一份對艾滋病的正式報告。
Izhar Patkin《現代貞潔的揭露》，1981年
從上世紀80年代起，艾滋病迅速傳播開來，成為了一個全球性問題。艾滋病不僅成為了許多藝術家創作的主題，也對當代藝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80年代，抽象表現主義和波普藝術成為美國兩個主流的藝術運動，但是它們中間沒有一個植根於藝術家本人的經歷。直到艾滋病爆發，當藝術家們開始親身經歷這種可怕的疾病，當他們因艾滋病而失去身邊摯愛，他們開始將目光集中在艾滋病上。
Hugh Steers《浴簾》，1992年
基思·哈林《無視=恐懼，沉默=死亡》，1989年
艾滋病的流行造成了美國社會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以及對LGBT群體日益高漲的敵對情緒。由此而發生的關於政治身份認同和性向的辯論，成為上世紀末美國社會的一大爭議性主題。然而，無論是從政治活動的角度，還是從個人情感體驗角度出發，藝術家如基思·哈林、Michael Ehle、岡薩雷斯-託雷斯等人都極大地改變了當代藝術的方向。
Niki de Saint Phalle《AIDS, you can’t catch it holding hands》，1987年
岡薩雷斯-託雷斯《無題》，1991年
失落和悲傷的情感固然是藝術家們表現艾滋病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藝術家們也想引起公眾對艾滋病問題的關注，以及為社會邊緣人群發聲。艾滋病也不再是一個狹窄的主題，而是成為藝術家們為少數群體爭取同等權益的觸發點。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艾滋病相關藝術運動讓人們意識到：藝術也可以參與社會問題的談話，並且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力。
珍妮·霍爾策的作品，“因為家人否認了他們，他們正孤獨地死去”，2016年，位於紐約。
面對疾病，人類從痛苦、悲傷、絕望到一步步認識，甚至打敗它們，其間走過了無數個世紀。即便到了醫學和科技迅速發展的今天，也仍然有太多讓人類束手無策的疾病折磨著一個個家庭。但是，為拯救生命每一份努力都不會失去它的意義，藝術家的作品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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