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蒙克《遗产》，1897-1899年
近日，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热映刷爆社交媒体，也引发了大众对疾病、医疗体制和社会现实的热烈探讨。疾病一直是萦绕在人类社会的梦魇，尽管医学科技在不断进步，但疾病依旧成为一个个家庭的不可承受之痛。面对疾病，艺术家如何表现？
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
电影中对白血病人的刻画让人动容，同时也使人感同身受，正如电影里的老奶奶所说：谁家没有个病人呢？疾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让生者痛苦，也让他们伟大。
爱德华·蒙克《生病的孩子》，1896年
其实，艺术史上也不乏许多描绘患者或疾病相关的作品，每一次大范围的传染病在欧洲流行时，与之相应就会有艺术作品诞生。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古代，传染病如瘟疫的死亡率非常高。人们在对疾病束手无策之时，就会转而寻求宗教的慰藉，这也是当时宗教艺术盛行的原因之一。
圣巴多罗买大师《圣巴多罗买驱邪》，1440-1470年
黑死病：死亡的胜利
1347年的10月，一艘从黑海港口出发的货船缓缓抵达意大利港口城市墨西拿。前来接应的人们却发现，这艘船里的船员不是病了就是死了。此时，天真的欧洲人还不知道，这场即将爆发于欧洲的鼠疫是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瘟疫。
Francesco Traini《死亡的胜利》，湿壁画
隐藏在船内偷渡而来的黑鼠携带的传染性病毒很快在欧洲肆虐，大批人感染了黑死病死去，绝望的氛围笼罩在欧洲社会。人们开始质疑社会、宗教、文化，甚至于同时陷入了极端恐惧和放纵之中，艺术作品的主题也开始转向死亡和毁灭。
老勃鲁盖尔《死亡的胜利》，1562年
《死亡的胜利》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主题画，巴勒莫阿巴特利斯宫的哥特式壁画便是其中一幅。画中，“死亡”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冲入豪华的宴会，用死亡之箭肆意屠杀男男女女。画面底端是成堆的尸体，教皇、国王、主教、诗人、骑士和仆人，每个人姿势、神态都各不相同。
巴勒莫阿巴特利斯宫的哥特式壁画《死亡的胜利》，约1446年
左下角有一群试图阻止“死亡”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却并没有看向“死亡”的方向，而是直直地盯着画面之外的观者，这个形象可能就是画家本人的自画像。
巴勒莫阿巴特利斯宫的哥特式壁画《死亡的胜利》（左下角局部）
在黑死病的影响下，另一种艺术主题开始兴起——“死亡之舞”：
“我呼唤全部、所有人来跳舞：教皇，国王，所有无论是穷是富、是大是小的生物。向前哀悼现在没有任何用！……你必须向我的管风琴跳舞。”
——死亡之舞
大概欧洲人骨子里就有狂欢的基因，在浓重的死亡阴影之下还能苦中作乐。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不如跳舞。死亡既是无可避免的，又是人人平等的，因此不论是活人还是死人，是富贵还是贫穷，都一起加入这场死亡之舞吧。活人按照秩序，从教皇、国王到牧师、孩子安排整齐，死人则带领他们走向坟墓。
Michael Wolgemut《死亡之舞》，1493年
《死亡之舞》（局部），壁画，位于塔林圣尼古拉斯教堂，“死亡”正带着国王走向坟墓。
在短短几年内，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于黑死病。对死亡的恐惧、失去亲人挚爱的悲痛，黑暗的情绪充斥着欧洲社会，直到17世纪鼠疫突然销声匿迹。这场浩劫让欧洲社会发生了剧变，不仅仅在经济、文化和宗教领域，还有艺术领域。死亡以绝对的姿态占据了艺术主题，直到文艺复兴的开始。即便到了近现代，“死亡之舞”的主题也频频出现。
《Punch》杂志插图《死亡之舞》，1917年，“凯撒：‘停下！停下！我累了。’死亡：‘我开始于你下注之时，我停止于我选择之时。’”
梅毒：风流的代价
关于梅毒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新型病毒最早出现在15世纪末，然后大范围地在欧洲传染。刚开始，人们并没有将梅毒与性行为联系起来，艺术家们用绘画、雕塑表现患有梅毒的人，通常具有警示和教育的意味。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版画插画，1496年，描绘了一个患有梅毒的男子。
小汉斯·荷尔拜因《青年男子头像》，1523年
当16世纪梅毒在欧洲爆发之后，事实摆在了人们面前：性行为也会有副作用。16世纪和17世纪的人们开始普遍将这种病毒的传播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对女性的污名化似乎能够使得风流的上流社会远离道德的谴责。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医学检查》，1896年
到了18世纪，出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人们开始用玩世不恭的、讽刺的态度看待性和梅毒。荷加斯的《时髦婚姻》系列和托马斯·罗兰森的讽刺漫画就是其中的典型，《时髦婚姻》是一系列组画，描绘了当时英国社会没落的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出于利益交换的联姻，讽刺了所谓的上流社会的虚伪。这也使人们将道德谴责的焦点从女性身上稍微挪开了一些。
威廉·荷加斯《时髦婚姻》系列之一，1743年
托马斯·罗兰森《皇家学院：写生课》，1811年
19世纪后，将女性，特别是妓女，视作堕落和疾病的来源的看法卷土重来，道德警示的绘画作品大量出现，提醒男人们要小心可能带有梅毒的女性，尽量节欲慎行。从医学杂志上的症状图，到带有道德谴责和教育意义的插画，自从梅毒出现在欧洲大陆，艺术家对它的的描绘就没有停止过。
Richard Tennant Cooper《梅毒》，1900年
艾滋病：艺术的力量
第一件关于艾滋病的艺术作品可能出现在1981年，同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发布了第一份对艾滋病的正式报告。
Izhar Patkin《现代贞洁的揭露》，1981年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艾滋病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艾滋病不仅成为了许多艺术家创作的主题，也对当代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8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和波普艺术成为美国两个主流的艺术运动，但是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植根于艺术家本人的经历。直到艾滋病爆发，当艺术家们开始亲身经历这种可怕的疾病，当他们因艾滋病而失去身边挚爱，他们开始将目光集中在艾滋病上。
Hugh Steers《浴帘》，1992年
基思·哈林《无视=恐惧，沉默=死亡》，1989年
艾滋病的流行造成了美国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以及对LGBT群体日益高涨的敌对情绪。由此而发生的关于政治身份认同和性向的辩论，成为上世纪末美国社会的一大争议性主题。然而，无论是从政治活动的角度，还是从个人情感体验角度出发，艺术家如基思·哈林、Michael Ehle、冈萨雷斯-托雷斯等人都极大地改变了当代艺术的方向。
Niki de Saint Phalle《AIDS, you can’t catch it holding hands》，1987年
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1991年
失落和悲伤的情感固然是艺术家们表现艾滋病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艺术家们也想引起公众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注，以及为社会边缘人群发声。艾滋病也不再是一个狭窄的主题，而是成为艺术家们为少数群体争取同等权益的触发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艾滋病相关艺术运动让人们意识到：艺术也可以参与社会问题的谈话，并且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珍妮·霍尔策的作品，“因为家人否认了他们，他们正孤独地死去”，2016年，位于纽约。
面对疾病，人类从痛苦、悲伤、绝望到一步步认识，甚至打败它们，其间走过了无数个世纪。即便到了医学和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也仍然有太多让人类束手无策的疾病折磨着一个个家庭。但是，为拯救生命每一份努力都不会失去它的意义，艺术家的作品亦然。
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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