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環境中窺探四公子的性格

性格決定命運,四公子好士的角度截然不同,處世方式的差異以及最終結局的不同均可以說是其自身性格使然。性格的形成又源於出身、成長環境、歷經世事等各個方面,難以得出定性結論,只能在此嘗試推敲。

論待客之道與才幹,可以說四公子不分伯仲,然而,從司馬遷對他們的細節描述上,似乎可以窺見他們性格差異之所在。

生活環境中窺探四公子的性格

孟嘗君在好士方面除不加選擇外,幾近完美,人們也都把主要觀點放在其好士上,卻忽略了孟嘗君性格中焦躁的一面。

從《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我們很難發現與孟嘗君一樣的負面詞彙。相反,從他的故事細節中,可以看出他“賢”的一面,平原君的“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知錯能改,此多次記載他善於納諫,及時制止並改正自己錯誤的行為。二是體現在尊重他人方面,對於毛遂,他自始至終都是以“先生”“毛先生”相稱,沒有半點不敬之感。信陵君對待門客時,處處體現著他的識士與恭敬,這一點,我們在其好客一節已做討論,在這裡提及兩點,準確地說是兩個詞: “不快”“泣”。“不快”出現在信陵君告訴侯生他要去救趙時,侯生冷漠的表現後,作者這樣描寫信陵君不快的原因: “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不快之感出於付出沒有回報,可是作者沒有用“怨”,更沒有用“怒”,而是用淡淡的“不快”,體現出信陵君與孟嘗君之迥然不同。

生活環境中窺探四公子的性格

“泣”,晉鄙將被殺之。晉鄙是一個與項王差不多的嚄唶大將,怎能輕易殺之,男兒有淚不輕彈,信陵君處於殺晉鄙與救趙的矛盾中,只能選擇其一,然又不忍使魏少一員大將,充分體現出他的愛國與不忍,也顯示出仁者之襟懷。相比較而言,春申君性格的突出則更為明顯一些。除了在四公子之誤部分探討過的優柔寡斷外,還表現出他的自大與怯懦。“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列傳》中,作者很少正面評價春申君,而是將他的性情隱匿在他的行為動作上,讓其發露更加客觀。

除了正面地體現四公子的性格差異外,我們通過對比,也能感觸到四人的不同,對於好士“孟嘗但營私耳,平原徙豪舉耳,黃歇愈不足道,類皆好士以自為,而信陵則好士以為國也。”而對於“患”,四人也各自為患,孟嘗君之患,我們在前面已做具體分析,故不在此重複; 平原君之患,患邯鄲被秦圍困;信陵君之患,與平原君同患; 春申君之患,患考烈王無子。四人同患,患之不同,互相襯托之下,孰高孰低,不言而喻。

生活環境中窺探四公子的性格

一是出身不同,司馬遷在四篇傳記中詳細記載了四人的出生: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顯而易見,四人出身差異很大,孟嘗君和信陵君屬於“王親貴族”,要麼是君王的子侄,要麼是君王的同胞; 而平原君是公子出身,春申君出身則更加低微,只是“楚人”而已出身不同,所生活的環境就不同,受的教育也不同,相應的,其素質自然就有了差異。這樣聯繫來看,就覺得四人的行徑如此也就是必然的了。春申君黃歇,出於辯士,先前因博學好聞而事楚頃襄王,在他勸諫秦昭王放棄攻楚的書信中,其足智多謀可見一斑。然而後來,卻因為設奸謀盜楚而喪命。前後兩事所體現的人格判若兩人,讓人不由得聯想到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大多都以成功開始失敗告終,其原因是農民階級的侷限性所導致。那麼是不是春申君的失敗與異曲同工呢? 再看平原君,平原君是公子出身,雖然有一定的地位財富,但與孟嘗、信陵君相差甚遠,太史公說其“利令智昏”,凸顯了當時公子階層對利的追求。接下來,再看信陵君,他是標準的王親,與君王同父異母,從小所受的教育、歷經的故事也大致相同,所以,如此賢能與愛國也在情理之。與信陵君不同,雖然同為貴族,但孟嘗君因為是五月五日生而不受父親待見,是“其母竊舉生之”,這裡有必要說明的是,古人以五月為兇月,五月五日更為凶兆,偏偏孟嘗君是這個時間出生的,也暗示了他後無子嗣,其父“勿舉也”,因此,在成長過程中,他比別的兄弟姐妹更多一分擔憂,怕被父親發現,擔心自己的“生存”,因此後來,他所“憂”所“恐”多是性命攸關的事。

生活環境中窺探四公子的性格

二是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如同北方人豪邁,南方人委婉,沿海人開放,山城人保守一樣,一個人的性格中難免會帶有濃重的地域色彩,四公子也不例外。根據地理位置來看,齊在最東面,屬於今天的山東一帶,臨海,人們多好客,包容,體現在孟嘗君身上則是廣納門客,甚至客無所擇; 趙國在北方,屬於今天的河北一帶,再往北就到了燕,過了燕山便進入了內蒙古,人的性情多少受廣闊草原的影響而顯得博大,體現在平原君身上就是與其他三公子均有直接來往; 楚國在南方,屬今天湖北、湖南一帶,屈原的故里,《離騷》的創作地,在這裡,荊楚文化的遺風頗重,直至漢朝還深受影響,李長之在《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一書中曾論證過,漢的文化並不接自周、楚,而是接自齊、楚。因為經濟實力的膨脹,楚地人鋪張排序,體現在春申君宮室及門客的豪奢上,“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最後,再看魏國,四國中,魏國地理上屬於中心位置,魏、趙本屬晉,所以在文化傳承上,魏國與趙國相當近似,政治上的分離可以使文化走向不同的發展方向,中心的地理環境帶來了交流密切和繁榮的優勢,因此,魏國人的思想生活中,除了他們的本土文化外,還受到其他各國的影響,相對來說比較雜亂,也更具包容性。正是這種特有的文化,使信陵君優於其他三人,也奇於其他三人。

所謂人傑地靈,有什麼樣的風俗就能孕育出什麼樣的文化,什麼樣的文化就能薰陶出什麼樣的人格。所以說,四公子之性情與其所處環境大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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