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视野的开阔。课文内容上，生活、游戏、自然、科学、商业、劳作、群体等等，天上地下，现实与梦想，都能以最恰当的方式，进入课文。体裁上，则多是童谣、童话、寓言、故事等等，切合孩子的兴趣。上册178课，按照学习的时间，甚至大体有一个按照季节的编排顺序。可见编写者的良苦用心，是在教孩子们对大自然、对整个社会和时代的一种热情。笔者粗略统计，跟大自然相关的，不下20篇，跟农业相关的，也不下20篇，另外，有接连5课，都是在单纯谈论儿童的游戏。做雪人、摇摇船、坐火车、开飞机等。可见，在叶圣陶等教育者的眼中，他们早已经看到，游戏乃是孩童的天性。这在当时或许仅仅是基于生活常识的一种考虑，在当下，却得到了如华德福等教育思想的回应。
何以民国的教材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呢？原因之一在于，民国时代编纂教材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正如在前言中赵长天说的那样，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都是一代大家，我们难以想象现在的大作家大画家来屈身编写“先生，早”“小朋友，早”。但他们大概不觉得大材小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看来最浅近最简单的文字，是最重要的文章。民国史研究者傅国涌先生则在一次谈话中说，小学教材是奠定一个民族的精神底线的东西。“在底线的意义上，我们的国民是由小学教科书塑造的。
小学教科书担负的责任，比任何一个阶段的教科书都要重大。如果你在小学阶段读的教科书是高品质的，代表一种文明的最好的常识教育，那么你即使不读中学，不读大学，也能够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健全的人。”（傅国涌《小学语文，一个民族的文明底线》）因为当时的一流人物都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们能放下身段，从基础做起。从而教科书从小教给了人看待世界、看待自然、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的基本尺度。冰心，多年以后有人问她，影响她最大的是什么，她回答是小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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