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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統馬列史學家的研究框架中，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此說弊端甚大，反對者甚眾。然遵循國人敘事習慣，姑妄將中國近代藥業史的開端與之同期。
1842年，鴉片戰爭戰敗，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割地賠款，並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口為商埠。外國商品，包括西藥，自此大批進入中國。
當然，早在近千年之前，中國就有生產中成藥的專門機構（藥局），本文無意陷入中醫VS西醫的口水之爭，但只論中藥的藥業史十分蒼白，遂從西藥東漸講起。
1843年，英國人開設於上海的怡和洋行最早代理西藥進口業務。
西醫得以在中國開枝散葉，診所和藥房合而為一的西藥房扮演了關鍵角色。
1850年，屈臣氏藥房在廣州沙面開業，這是中國最早的西藥房。它的前身為東印度公司藥官哥利支（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又譯“郭雷樞”）於1828年在廣州十三行開設的“廣東醫局”（Canton Dispensary），後為英商Watson叔侄所繼承。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在洋務運動的教化下，愈多民眾信奉西醫，國人自設的西藥房普遍出現。
不過，於中國近代藥業，廣州雖開風氣之先，但集大成者則是上海。民國最著名的兩個藥業大亨，黃楚九和項松茂，都出自上海，
黃楚九，浙江餘姚人，生於醫藥世家，自詡為黃宗羲後人，少年時與寡母在上海擺攤賣草藥。1907年，他與人合資創辦五洲藥房，研製出一種“博羅德補血藥”，暢銷南洋。1910年，他又創辦龍虎公司，系國人在上海所設的第一家藥廠，專制“龍虎人丹”，與日本人丹抗衡，2年後，改名為中華製藥公司。
後來他的興趣轉向娛樂業、地產業及金融業，將五洲藥房轉讓給項松茂。這對他來說是小事一樁，但卻是中國藥業史的大事記。
項松茂起初是黃楚九為五洲藥房聘請的總經理，他是一個製藥天才，開發出調經活血的“月月紅”“女界寶”、健胃補虛的“補天汁”、健腦潤腸的“樹皮丸”、清血解毒的“海波藥”、化痰止咳的“助肺呼吸香膠”等。其中，“人造自來血”遠銷歐美，先後在巴拿馬和費城的世界博覽會上獲獎，引致西方藥企的抄襲。
1920年，項松茂將五洲藥房與固本肥皂廠重組，還收購了德商亞林化學廠、中華興記香皂廠等，五洲藥房成為上海最大的化工藥品製造企業，也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製藥企業。
淞滬會戰打響，項松茂組織工人抵抗，上海失陷後罹難，其子項繩武接管五洲藥房。抗戰前夕，十層的五洲藥業大廈落成，經營中西成藥、營養食品、藥療器械、試劑配方、化工原料以及化妝香料等，是當時遠東最大的藥業大廈。
同年，在上海召開的中華醫學會第四屆大會是民國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醫學盛典，與會代表998人，囊括了當時中國西醫界的精英。還有50餘家藥企到場搭建展臺，其中不乏西方藥企巨頭，如德國拜耳藥廠、美國雅培藥廠、英國葛蘭素藥廠、美國禮來藥廠等。
這是中國近代藥業發展的一個巔峰，無論是學術水準，還是生產能力。自後戰亂頻仍，發達城市盡數被侵佔，小藥廠倒閉，大藥廠艱難內遷，勉強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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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人創辦的藥業源於紅軍時期。
1928年，紅軍攻克江西永新後，獲得一批藥材，運送至茅坪附近的茶山塬，建立了紅軍藥材庫。2年後，紅軍醫藥衛生器材廠在井岡山成立，生產藥品、一般外科器械、敷料等。藥品主要是中草藥製成的丸劑和水劑。
1939年，延安八路軍制藥廠成立，儘管只能生產原料藥和中西藥製劑，毛澤東還是欣然題詞：“製劑療傷、不怕封鎖，是戰勝敵人條件之一”。
晉察冀等根據地先後成立了利華製藥廠、伯華製藥廠等。
其中，利華製藥廠值得重點寫上一筆，因為出自該廠的林棟，將在很多年後，掀開中國藥業現代化的新篇章。
在臺灣，日本軍警魚肉百姓。到了日本，普通人卻很友好。兩相對比，林棟深受刺激，不甘心再回臺灣過亡國奴的生活。時值全面抗戰爆發，他從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口中得知日軍各種暴行，義憤填膺，立志要奔赴內地參加抗日。
1943年9月30日，林棟畢業，旋即借道朝鮮，抵達大陸。等他再回臺灣，已經是52年後了。
林棟有兩個選擇，去重慶參加國民黨軍隊，或者去太行山區參加八路軍。他選擇了後者，因為只會講日語和英語，他被安排到太原的桐旭醫學院（後併入山西大學醫學院）擔任教職，並學習國語。兩年後，他進入根據地，被調到八路軍野戰總部衛生材料廠（利華製藥廠），做戰地藥師。
名為藥廠，實際並無廠房，借用老百姓的民房或路邊小廟作業；總共不到八十人，分若干個製藥小組，化整為零，白天生產，晚上背工具箱轉移；沒有器材，就用農村家庭日常用的的鍋碗瓢盆替代。
抗戰結束，內戰繼續，國統區的藥企早已元氣大傷，解放區的藥企受制於技術和資源，實則都無長足發展，1949年政權鼎革前夕，至衛生部門領取執照的藥師僅有448人，藥劑師2873人。
真可謂一片傷心寫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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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的藥業基礎本就孱弱，可隨後近三十年的各式運動，更是將丁點家底折騰得稀巴爛。
定都北京後，林棟帶領太行山區的40多個老戰友接收了日本人留下的北平製藥廠（即雙鶴藥業的前身），全廠只有一臺立式小鍋爐、兩臺單衝壓片機、以及兩個殘損的煮棉鍋，但兩個月後，還是恢復生產，並於1953年更名為北京製藥廠，此後林棟一直擔任副廠長兼總工程師。
北京製藥廠實現了軍用到民用的轉變，朱德曾三次視察該廠，並題詞：“提高質量，增加品種，中西藥結合，更好地為人民健康服務。”
“文革”爆發後，林棟作為臺灣人，毫無意外地被打倒，先是去掃廁所，後被流放到河南的“幹校”，勞改7年。沒了懂行的把關人，北京製藥廠名存實亡。
因為先人參與抗戰，帶有愛國色彩，在公私合營的大潮中，上海的五洲藥房改製為五洲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得以保留招牌，存續至今。
而廣州安亞製藥公司則沒有這麼幸運，它是留美歸國的藥物化學專家黃藻裳等人所辦，1920年代就是廣州資金、人才、技術領先的大廠，生產化學試劑、香料、酊、片劑、注射針藥等。1956年公私合營時，莫名其妙地被併入廣州制漆廠，工廠變成職工宿舍。
如此瞎搞，偌大的中國不僅缺衣少糧，更是缺醫少藥。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土黴素、紅藥水、紫藥水，就成為三大“國民神藥”，被用來“包治百病”，真是悲哀。
要不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建了三座生產抗生素的藥廠，後果難以想象。
就此形成了一個怪狀：城市居民享受公費醫療，卻“有體系無能力，有免費無醫療”，而廣大農民，小病靠“赤腳醫生”，大病只能等死。
“赤腳醫生”，這個詞1968年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隨之流行。其本義是指中國農村中不脫產的基層衛生人員。他們一面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一面為社員治病，鼎盛時人數在100萬以上。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說：“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這是最高領導人對1949年以來的醫療衛生工作最嚴厲的質疑。作為應對，為廣大農民服務的赤腳醫生體系遂形成。
1965年那次大發雷霆之後，毛澤東又召見衛生部長錢信忠等人，討論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事宜。談話中，主席忽然說，鄉村“神醫有三個好處：神藥它保險，不會害人，沒有毒；第二個好處是省錢，幾個銅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給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故而，“赤腳醫生”大量採用中草藥和針灸療法。
這就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醫療景象。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歷史，包括中國醫藥業，方才走出迷霧，進入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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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22日，第三次艱難復出的總設計師訪問日本，這是1949年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日。
總設計師當時只是副總理，但是日本給予了最高領導人的接待規格。在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所設的宴會上，總設計師說出了來訪的三個目的：
一、互換和平友好條約的批准文件；
二、向幾十年來致力於改善中日關係的日本友好人士表達中方的感謝；
三、像徐福一樣來尋找“仙草”。
最後一句話讓現場氣氛達到高潮，裕仁天皇的親弟弟，三笠宮就曾公開宣稱“徐福是我們日本人的祖先”。
總設計師補充說，所謂“仙草”是指實現現代化的秘密，他來學習日本的現代技術和管理。
謎底很快揭曉了，其中一根“仙草”就是中日合資建立藥廠。傳說中的徐福到日本找“仙草”是為帝王續命，總設計師到日本找“仙草”是保國民健康。
1978年，中國成立藥品監管總局，直屬國務院。中國藥企難堪大用，藥監總局不得不與國外藥企巨頭談判，合資辦廠，首個對象即是日本大冢公司。
儘管總設計師已經打過“前哨”，但與日本人做生意，彼時國內還是顧慮重重，“兩個凡是”的旗幟依舊高舉，政策會向何處擺動，無人說得明白。
直到1979年，被平反的林棟調任藥監總局外事辦主任，主持與大冢公司的談判，裹足不前的局面才得以扭轉。因為是“老革命”，他不怕被扣上“漢奸”的帽子。
當時《合資法》尚未出臺，雙方為佔股比例爭得不可開交，在林棟的堅持下，各佔50%，中方提供土地建廠並出任董事長，生產的藥品有一定的出口比例，以換取外匯。
1980年8月2日，林棟與大冢明彥分別代表中日雙方簽署了合作協議，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藥企——中國大冢製藥在天津誕生。林棟兼任董事長，直到2001年退休。
大冢製藥拉開了中外合資建立藥企的序幕。林棟還參與另外四家中外合資藥企的談判，分別是：中美合資的上海施貴寶（1982年）、中瑞合資的無錫華瑞（1982年）、中比合資的西安楊森（1985年）及蘇州膠囊（1985年）。
這就是後來業內泛稱的醫藥合資企業“老五家”，至今都還是行業翹楚。
國際藥企巨頭的進入，給中國醫藥行業帶來了顛覆性變化。比如，大冢製藥首次將PP塑料輸液瓶引入中國；無錫華瑞引入了無菌生產的標準；而如今遍地開花的醫藥代表模式則源自西安楊森。
合資藥企在短時間內，極大豐富了中國藥品市場，但對本土藥企是一個巨大沖擊，後者幾無還手之力，唯有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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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藥是相對原研藥而言。
原研藥，指世界上第一個研製出的品牌藥。原研藥上市前，一般需要經過嚴格的動物實驗、人體臨床一、二、三期實驗，然後經四期臨床放大實驗證明療效準確、安全可靠後才能向市場推廣。
仿製藥在劑量、安全性、效力、作用、質量以及適應症上，與原研藥完全相同，但價格只有原研藥的20%~40%，個別品種甚至相差10倍以上。
仿製藥起源於美國，1984年美國約有150種常用藥專利到期，藥企認為無利可圖，不願意繼續生產，為此美國出臺The Waxman-Hatch法案，新廠家只需向FDA證明自己的產品與原藥生物活性相當即可仿製，仿製藥概念由此出現，後被歐洲、日本等採用。
簡而言之，仿製藥是指原研藥在專利保護期結束後，不擁有該專利的藥企仿製的替代藥品。
中國國內醫藥市場八成以上為仿製藥，大約在2000年前後，開始狂飆突進。
這是有背景可循的。1998 年，國家醫藥管理局合併原衛生部的藥政司、吸收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部分職能，組成了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新機構名稱中刪除了“醫”字，強調了“藥品”的專屬性，“藥品監管人”走上歷史舞臺。藥監局成立後，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強行推進GMP、GSP認證；二是藥品註冊納入國家統一管理。
為解決藥品供應不足的問題，扶植民族產業，藥品審評部門“快”字當頭。加之首任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是個大貪，各地藥企為了快拿多拿批號，大肆行賄，甚至派人守在位於北京玉淵潭南路的審評中心。幾年間，藥監局批了十萬餘個批號。
批號氾濫，藥品的審評標準自然過低，大批本來不具備生產仿製藥能力和資質的企業擠入市場。
饒是後來《藥品註冊管理辦法》修訂，規範了仿製藥的審批程序，但標準依舊過低。最令人詬病的是，該辦法允許在無法獲得原研藥時，可選用已上市的國產仿製藥作為參照物再仿製。
“一仿”本不靠譜，接下來的“二仿”、“三仿”、“四仿”……“越仿越不像”，藥效可想而知。官老爺拍腦袋想出的辦法真是拿患者生命當兒戲。
業內人士估計，70％以上的國產仿製藥藥效與原研藥存在差距。食藥監總局藥品認證管理中心處長李正奇撰文稱，國產仿製藥總體質量比原研藥相差遠，有的甚至是安全的無效藥。
標準已經過低，藥企再要無良，國產仿製藥就不只是無效，甚至會害命。
藥物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原料藥，但還需要輔料去幫助人體在適當時間和位置吸收適量的原料藥，使其發揮功能。如何搭配原料藥和輔料並確保質量始終如一，對仿製藥來說至關重要。
美國FDA規定，仿製藥審批時，需申報藥品所使用的輔料，及輔料生產企業的生產規範證書（GMP）和檢驗報告（COA），提供分析數據。但中國出臺的《藥用輔料生產質量管理規範》中，對輔料沒有實行強制認證。
據《財經》報道，有的藥企為節省成本，在藥品審批環節，向監管部門申報質量較高的輔料廠商，進入生產環節時，就更換為廉價、質量次等的廠商。而在藥品製成甚至上市前後，通常不會被要求再次檢驗。這是導致仿製藥與原研藥藥效差異的重要原因。
2014年，浙江一家藥用輔料企業生產的9000萬粒鉻超標毒膠囊流入市場，即為中外震驚的“毒膠囊”事件。
鄭筱萸落馬後，在反腐高壓形勢下，藥品審批人員認為“批了會犯錯，不批或慢批更安全”，藥品審批從“急行軍”陡然進入“慢車道”，無論是新藥還是仿製藥，審評等待時間都在延長。
而審評標準的不透明，加劇了審批的積壓。
FDA專門出版了一本“橙皮書”，錄入所有專利到期的原研藥，規定仿製企業必須從中選擇仿製對象。中國還沒有類似的“金標準”。
因為不知道標準，一些存在明顯缺陷的申報材料也在排隊。
申萬宏源的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1.1類新藥、3.1類新藥及6類新藥的平均審評時間為42個月、42個月和25個月，申報臨床的平均審評時間為14個月、28個月和28個月。相同情況下，2003年~2013年，美國、歐盟、日本新藥申報生產獲批時間的中位數依次為304天、459天和487天。但晚期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僅50%的人能活過這個時間），只有14個月。
目前，市場上流通的藥品，多數還是2006年之前“大躍進”時代批的藥，新的質量標準之下研發的藥品不能及時上市，客觀上加劇了藥品市場的混亂。
無效又不安全，民眾對國產仿製藥極度不信任。如是這般，不得不使用進口原研藥。以至於，原研藥專利到期後，唯獨在中國，價格不跌反漲，系因為中國生產不出放心的仿製藥。
而畸形的藥物流通體系，更是讓原研藥價格居高不下。
各個環節均要佔利潤，藥品自然定高價。
國產老的仿製藥沒用，新仿製藥無法及時上市，進口藥太貴，患者只能通過中介或親身前往印度買藥。
印度等國推行強制仿製藥制度（簡稱“強仿”），使得本國藥企可以低成本仿製歐美高價原研藥，藥價便宜上百倍。中國因為專利保護，以及涉及國際法、大國關係和國家政治等因素，沒有啟動過藥物強制許可制度。
在“抗癌藥代購第一人”陸勇捲入刑案風波後，中國重症患者的灰色購藥鏈變得更為隱蔽。一些人依然鋌而走險，而另一些人則開始了更為冒險的行動——自己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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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只是為了活著。
《我不是藥神》把吃不起藥的鍋甩給藥企，顯然失真和不公平。要想從根本上破局，唯有提高國產仿製藥的品質。
2016年2月，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開展仿製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意見》指出，《基本藥物目錄》（2012年版）中2007年10月1日前批准上市的化學藥品仿製藥口服固體制劑共289個品種，應在2018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評價。
所謂一致性評價，即要求已經批准上市的仿製藥品，要在質量和療效上與原研藥品能夠一致，臨床上與原研藥品可以相互替代。
這是國際通行做法。中國標準終於姍姍來遲。根據規定，在2018年底通不過一致性評價的劣質仿製藥，或將被市場徹底淘汰。
不過，尷尬的是，2018年已經過去大半，289個品種中通過一致性評價的只有20個品種左右。
更尷尬的是，全國4700家藥企中，九成的中小藥企沒有研發中心，剩下一成的大中型藥企，有強大研發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數。
這源於他早年的一段經歷，據《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年紀念史略》一文記載：孫中山在檀香山時，“日往訪教會司鐸杜南山君，見其架上有醫科書籍，問何以需此？杜回答謂：‘範文正有云：不為良醫，竊採此意耳。’公（指孫中山）頷之。”
第二天，孫中山又到杜家，對杜南山說：“君為我奉範氏之言，竊以為未當……我意一方致力政治，一方致力醫術，懸其鵠以求之，庶有獲也。”他的意思是，政治與行醫二者相併而行才好。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改革同樣要流血犧牲，但凡觸及利益格局，牽一髮而動全身，政府若還是顧頭不顧腚，這就使得中國藥改與醫改一般，註定都是沒有盡頭的戰爭。
參考文獻：
1.《中國近代藥學史》，陳新謙
2.《中國醫學通史:現代卷》，蔡景峰、李慶華、張冰浣
3.《仿製藥生死時刻》，瞭望東方週刊
4.《國產仿製藥質量比原研藥相差遠甚至無效》，財經雜誌
5.《藥品審批困局：從“大躍進”到“大塞車”》，南方週末
6.《新藥引進等不起，地下製售博生機自制救命藥》，南方週末
7.《從“低仿”到“高仿”：中國仿製藥亟待升級》，21世紀經濟報道
8.《一德路：民國廣州西藥業重鎮》，信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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