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憑欄欲言
中央廣電總檯國際在線7月7日報道，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前主席艾倫· 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以“探尋開放與監管新範式”為主題的第四屆中國財富論壇上發言。
發言中提到美國儲蓄率過低對經濟的拖累及中國儲蓄率過高的問題。
聊一聊儲蓄率對經濟的影響。
01
個體有一定的經濟週期，在青少年時代，成長或求學過程中需要部分家庭支持（他人儲蓄）或負債（他人儲蓄），此時儲蓄率最低。工作後儲蓄率變高，中年為儲蓄率最高。老年收入減少，儲蓄率逐漸降低。
通過運用儲蓄和負債可以來平滑一個人的經濟生命週期，使得生活品質不至於起伏過大。
而個人儲蓄率得高低則與社會保障呈現負相關。
很容易理解，增加儲蓄可以更從容應對不可知風險。
02
資本是指生產出來的生產要素。
當生產僅能提供消費的時候，社會沒有儲蓄，自然也沒有資本。
當生產能力超過消費能力之後，儲蓄轉而形成資本，用以投資擴大產能或改進技術。
技術的進步，產能的擴大導致的集約化生產能力，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勞動生產率一直是各國最為重視的經濟指標。
而貨幣是資本的具現。
貨幣與信貸推進了資本調配的便利化。
03
高儲蓄率代表著高投資，而高投資的初期則代表著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
注意，只是初期。
舉例說一個工人，開始只能手工勞動，資本可為工人提供合適的工具，還可以給工人的工具更新換代逐步自動化。自然可以為工人帶來更高的勞動產出比。
此階段資本可以帶來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
但當工具已至最新的一代，沒有科技支撐開發出新一代的工具時，勞動產出比提高緩慢。
這是投資的邊際遞減效應。
此後階段的高儲蓄率只能帶來規模的擴大，直至下一次技術騰飛。
以微觀見宏觀，高資本量約可在20年之間為窮國提供後發優勢，使其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體現為GDP增長迅速。
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科技上限，GDP隨之進入緩慢增長階段。
在勞動生產率無明顯增長的情況下，GDP的增長主要依賴於債務推升。
04
中國國民儲蓄率長期排名世界第一。
很多人以為國民儲蓄率是私人貢獻的，其實不然。
國民儲蓄率來自於三個部分，居民儲蓄率、企業儲蓄率和政府儲蓄率。
以2008年看居民儲蓄率約佔國民儲蓄率的1/3。
根據《中國家庭金融報告》顯示，資產最多的10%家庭佔全部家庭總資產的比例高達84.6%，其金融資產佔家庭金融資產總額的比例也有61.01%，非金融資產佔家庭非金融資產總額的比例更高達88.7%。還有，中國收入最高10%的家庭，其儲蓄率為60.6%，其儲蓄佔當年總儲蓄的74.9%。大量低收入家庭在調查年份的支出大於或等於收入，沒有或幾乎沒有儲蓄。
居民儲蓄佔比總儲蓄比例過低和分配不平衡將導致消費乏力。
高收入家庭更傾向於海外高品質商品，而低收入家庭則無力消費。
05
當高儲蓄製造了更多的產能落地。
卻需要消費匹配。
把全球當成一個整體看，落地的產能必須有消費能力匹配，當消費不匹配產能時，必有產能出清的過程。
工廠陷入惡性競價，先承受不住的工廠倒閉。
留下盈利高，生存能力強的企業。當然也可能是某些受到政策保護的企業。
然而全球卻並不是一個整體，對外依賴型國家會積極支持貿易全球化，寄望於他國拉動本國經濟發展。
對內依賴型國家則更易受到民粹想法支持從而發動貿易戰。
06
消費來自於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約佔總消費的八成。
2010年居民消費率35.36%，達到一個低谷。
中國居民消費率與部分其他國家的比較。
高儲蓄率帶來的高資本轉化率卻並沒有合適的內需予以匹配。
中國之前的經濟發展無疑是依賴於外需。
而之後呢？
07
內需主要來自於居民消費。居民消費能力則依賴於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比GDP比例約4成。
居民可支配收入長期分配過低。
中國應當建立與GDP想適應的大國內需消費市場，才是一種經濟轉型成功的標誌。
而這一市場的建立，則主要取決於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
鑑於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比GDP之比長期過低，內需市場長期萎靡，已無法匹配。
當務之急應努力提高國民收入，而非推進各種企業支持政策，這會增加產能落地。
沒有內需能力的提升，落地產能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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