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煜林

看到這個題目，猛然想起81年前的今天，也是這樣一個溽暑時節的夜晚，永定河水一如往昔川流不息，蘆溝曉月恰似今日風景靜謐。只是在這靜謐之中，蘊含著大戰來臨之前的肅殺氣息。

1937年7月7日晚8時許，一聲槍響劃破夜空。日軍華北駐屯軍第1師團駐豐臺營區的演習部隊，以尋找失蹤士兵為藉口，並懷疑該名士兵遭到中國軍隊槍殺，隨即向駐守盧溝橋畔宛平城的中國軍隊要人。其無理要求自然遭到我29軍軍長宋哲元的嚴辭拒絕，於是日軍便炮轟宛平城，“七·七事變”由此爆發。

回顧這個歷史事件的爆發經過，事變的起因與6年前的“九·一八”如出一轍，同樣是栽贓嫁禍，同樣是無中生有，只不過，日軍在這起事件中表現得更加有恃無恐。1931年日軍在柳條湖“挑事”時，還知道偽造現場，找了3具屍體套上東北軍的軍服，然後嫁禍於人；到1937年，日軍連偽造現場的環節都省略了，胡亂編了個藉口就找上門來興師問罪。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1937年的中國華北乃至全國已經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九·一八”以後，日本人蠶食中國的腳步一刻也沒有停歇，33年的《塘沽協定》迫使中國軍隊退出冀東平原；35年6月的《秦土協定》使北京以北門戶洞開；35年7月的《何梅協定》又使整個河北變成真空地帶。可以說，到“七·七事變”爆發之前，如果沒有29軍鎮守的宛平城，北京儼然就是一座孤城。此時此刻，日軍佔領京津的圖謀早已箭在弦上，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藉口而已。

“七·七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

是29軍將士率先打響了全民抗戰的第一槍，沒有他們在81年前的奮起抵抗，就不會喚起全體同胞面臨民族危亡時的徹底覺醒，更不會掀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全民抗戰！

謹以此文緬懷29軍副軍長佟麟閣將軍、132師師長趙登禹將軍，以及所有在“七·七事變”中為國捐軀的抗日英雄們！

慕什塔戈

日本著名評論員田原總一郎告誡他的國人：“不要忘記，日中戰爭就是由一發子彈引起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寫道：“7日晚開始的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日全面戰爭的序幕。表面上，盧溝橋事變的發生是由日軍演習時的‘槍聲’引發的，具有偶然性。但是，盧溝橋事變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與日本的侵華政策相關，並很快導致了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從歷史的演變過程看，盧溝橋事變的發生又帶有必然性。”也就是說，“槍聲”是引發盧溝橋事變的“導火索”，但是日軍違反1901年《辛丑條約》有關日本在華駐軍的規定，從1936年5月起強行在豐臺“安營紮寨”，是引發盧溝橋事變的直接動因。因為，1937年7月7日進行軍事演習並引發事端的日軍，就是駐屯豐臺的日軍。時任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的石原莞爾也承認：“將通州駐兵的計劃改為在豐臺駐兵，終於構成了盧溝橋事件的直接動因。”

歷史事件往往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統一。盧溝橋事變也具有日本亟欲擴張在華勢力的“必然性”和日本“下剋上”直接引爆衝突的“偶然性”相結合的特徵。

日本華北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是盧溝橋事變的主要策動者。這個曾經在陸軍參謀本部庶務科擔任過參謀的傢伙，曾大言不慚地宣稱：“大東亞戰爭的責任應該由老子承擔。是老子在盧溝橋打響第一槍，挑起了這場戰爭。”他這麼說顯示出高估自己的狂妄，但並非純屬“胡說八道”。時任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第二課課長的河邊虎四郎少將，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自昭和十二年（1937年）4、5月，一些不祥的情報不時傳入我的耳內：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的幕僚稱，華北出現了一些可能會鬧事的徵兆。”而“鬧事”的，就是牟田口廉也的部隊。他的“放縱”，是事變發生的重要原因。

1937年7月7日下午，北平豐臺的日本華北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帶領，在盧溝橋以北永定河東岸宛平城附近回龍廟地區進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後，日軍以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城搜尋，遭到中方拒絕。實際上，在日軍提出進城搜尋半小時前，志村菊次郎已經歸隊，日軍這麼做純屬尋釁滋事，而這種尋釁滋事，至少為牟田口廉也默許。7月8日5時30分，日軍從沙崗炮擊宛平城，中國軍隊奮起自衛，雙方武力衝突全面升級。

根據當時的日本內閣書記官長風間章回憶，7月7日當天夜裡他接到消息後，即向首相近衛文麿作了彙報。近衛問：“難道是日本陸軍有計劃的行動？”近衛連夜召集臨時內閣會議，決定“不擴大事態”。7月8日上午，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也召開聯席會議，並在傍晚以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的名義，電令日本駐天津部隊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不擴大事態，不行使武力。”

但是，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等一幫傢伙，卻不嫌事兒大，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兩個參謀前往北平給牟田口廉也等“打氣”，並上書要求中央“決斷”。那幫傢伙擴大戰爭的主張五花八門，如田中新一稱，“不擴大就不擴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不算擴大”。可以認為，在有“下剋上”傳統的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命令也被“陽奉陰違”。

事變發生後，一些日本擴張主義分子亟欲一舉擊潰中國，迫使中國籤“城下之盟”。原為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後任華中派遣軍總司令的松井石根在日記中寫道；“要貫徹日本陸軍的傳統精神和作戰方針，速戰速決。”日本參謀本部次長河邊虎四郎在回憶錄中也就當時的意圖寫道：“只要派遣大軍攻擊一下作為恐嚇，中國馬上會投降，即可防止事態擴大”。 時任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的武藤章則提出了“對支一擊論”。概括而言，日軍對中國的藐視，是使盧溝橋事變成為全面侵華戰爭起點的重要原因。

圖：（自左至右）挑起七七盧溝橋事變的三個罪魁：日本駐津部隊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步兵旅團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步兵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

馮瑋

1936年，日本華北駐屯軍以卑鄙的手段佔領豐臺，將下一個目標定在了盧溝橋。七七事變爆發前夕，北平的北、東、南三面已經被日軍控制：北面，是部署於熱河和察東的關東軍一部；西北面，有關東軍控制的偽蒙軍8個師約4萬人；東面，是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統轄的約17000人的偽保安隊；南面，日軍已強佔豐臺，逼迫中國軍隊撤走。這樣，盧溝橋就成為北平對外的唯一通道，其戰略地位更加重要。為了佔領這一戰略要地，截斷北平與南方各地的來往，進而控制冀察當局，使華北完全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日軍不斷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22時40分，日軍聲稱演習地帶傳來槍聲，並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立即強行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嚴詞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鬥，一面藉口“槍聲”和士兵“失蹤”，假意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電話。松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並認為該放槍之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槍聲非中方所發，予以拒絕。不久，松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勢。冀察當局為了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7月8日晨5時左右，日軍突然發動炮擊，中國第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

第38師師長——張自忠，駐守天津、大沽、滄縣、廊坊

第143師師長——劉汝明，駐守張家口、張北，懷來

Trafalgar18051021

今天，2018年7月7日，“七七事變”81週年祭。特撰此答，窗前奮筆，惟是懷念在那場民族解放戰爭中英勇獻身的中國軍人，一併寄語我輩中人：有生之年，勿忘國恥，常居安思危，致民族復興。

清政府的後遺症

回到八十一年前，事實上，第29軍駐紮在北平豐臺車站的第110旅220團二營，其警備工事與日本守備隊軍營相踞僅400米，日軍士兵經常懷揣三八軍刺來車站鬧事。從1936年起，近在咫尺的雙方摩擦不斷，拳打腳踢扭成一團的事情時有發生。當年六月某日，日軍誣稱一匹軍馬跑到了29軍的防區，要求立即返還否則武力解決，中國軍隊答覆要馬沒有要打就幹，結果雙方當真交火，日軍在炮兵掩護下攻擊二營陣地，第37師師長馮治安緊急調派部隊增援，日軍方才退去，此事在兩軍高層談判下不了了之，但基本就是“七七事變”的預演。那麼，日本軍人如何能在華北大地耀武揚威呢？這都是晚清政府造的孽。

日軍駐紮平津地區的所謂“中國駐屯軍”，是由原“清國駐屯軍”演變而來的，1900年八國聯軍逼迫清政府簽定了《辛丑條約》，條約中規定各國可以派兵保護使館和僑民，日本藉此組建了這支部隊，司令部設於天津海光寺，各分隊駐紮在鐵路沿線要點。民國建立後，繼承了這些屈辱的條款，日軍不過換了個名字繼續存在，經過多年的經營和秘密增兵，到七七事變爆發前，“中國駐屯軍”的野戰部隊已達一個旅團的規模，約5600餘人。尤其是控制北平鐵路進出的豐臺車站和宛平城，位置極其敏感，而豐臺就駐有日軍。

張學良的後遺症

上溯至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是由盤踞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挑起的，由於張學良及東北軍的不抵抗，日軍僅用三個月時間就控制了比本土大四倍的廣袤地區，事變主謀的幾個佐級參謀簡直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紛紛加官晉爵。到1937年時，石原菀爾中佐已經是參謀總部少將作戰部長、土肥原大佐已經是第一師團中將師團長、坂垣大佐已經是第五師團中將師團長。關東軍軍事冒險的巨大成功和榮譽加身，極大刺激了駐在平津地區的日本“中國駐屯軍”的野心，他們也希望通過挑起事變一舉奪取華北地區，建立像關東軍那樣的“殊勳”。

日本帝國主義在1931年尚未做好對華全面戰爭的準備，然而經過六年對東北地區糧食、煤炭和金屬礦藏的瘋狂掠奪，日本經濟發展迅速，軍隊規模膨脹，國內的軍國主力勢力已經佔據統治地位，而它所面對的，是一個仍然四分五裂、經濟落後的農業國家，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號令不出華東五省，沒有系統的軍事工業和現代化軍隊，一個雖大卻弱的古國，“落後就要捱打”，侵略戰爭已不可避免，這是歷史的必然。

日本人的狂躁症

1936年，中日兩國各發生了一件影響政治局勢的大事件。當年2月，駐日本東京的第一師團部分官兵發動“二二六兵變”，殺死內閣大臣等要求變革，兵變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文官政府徹底向軍部低頭，日本的國家方略已被軍隊所控制，軍人對入侵中國的焦躁感達到峰值；12月12日，遠在中國西北的古都西安，張學良、楊虎城因不滿國府對日退讓政策，武力扣押蔣介石發動兵諫，史稱“西安事變”，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漸形成，對日抵抗收復東北的呼聲也到達頂點，中日兩國如同兩列對向行駛的火車，升火待發。

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標誌著上個世紀中華民族全面抗日戰爭的開始，它的爆發是必然中的偶然。1933年長城抗戰以後，國民黨中央軍被迫撤離華北，日本關東軍已進至長城沿線內外，與華北日軍聯手，在北面和東面壓迫著駐守北平的第29軍，西北方向有日軍控制的偽蒙軍隊，實際上北平已是三面環敵，唯一與外界聯繫的交通要道就是通過盧溝橋鐵橋的京漢鐵路。1937年夏天的華北，就像灑滿煤油的草料場，一顆火星就足以燃燒起來，日本人所需要的就是個機會，如同“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那樣的藉口，這是他們的一貫伎倆。

中國人的不屈服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河邊旅團牟田口聯隊第三大隊第8中隊，照例在宛平城外進行挑釁性的實彈軍事演習，並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城內搜查，遭到駐軍第37師220團三營的嚴辭拒絕。凌晨二時，雙方派員開始談判，凌晨三時，天津的日軍司令部下達了攻取宛平城的作戰命令，凌晨四時二十分，日軍第三大隊主力開始炮轟宛平城，步兵伴隨發起攻擊，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日軍未能得手；隨即在大雨中集中兵力猛撲城外的盧溝橋鐵橋和龍王廟陣地，兩個排的中國守軍全部犧牲，次日凌晨，第37師219團組織兵力反攻，用大刀砍殺一箇中隊的日軍，奪回永定河鐵路橋，戰爭就這樣打響了。

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來說，華北和平津地區的主權，與東北有本質的不同。從張作霖第一次直奉戰爭敗北宣佈東三省自治開始，東北實際已脫離中央政府，即便是1928年張學良宣佈“易幟”，也只是掛上青天白日徽，從名義上歸順了國民政府，東北軍政完全是獨立的，國民政府的勢力也從未踏出過山海關。但華北可是北伐軍真刀真槍打下來的，如果容忍日軍侵佔，國民政府的執政基礎將不復存在。因此對於日寇侵佔東北，受限於各方面條件的蔣介石只能在日記裡罵罵倭寇，不能採取什麼實際行動。

無論後人評價蔣中正的多少錯誤，不可否認的是，他是個民族主義者。1937年7月8日，當他接到第29軍軍長宋哲元關於“盧溝橋事變”的急電時，他便意識到中日全面戰爭恐怕真的來臨了，當天，便確定了十二字的應對方針：不屈服、不擴大、不求戰、必抗戰。

全民族的怒吼聲

盧溝橋的炮聲通過電波傳往東京，日本內閣和軍部經過短暫的爭論，就做出了增兵華北的決定。關東軍兩個混成旅團、駐半島的第20師團奉命出動，國內三個師團進行戰爭動員。

1937年7月17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
雲南的龍雲、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劉湘、山西閻錫山、寧夏馬鴻逵等通電支持。
延安更通電全國：“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規復失地！”

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到了今日，我們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了，我們要全國一致起來，與倭寇拼個你死我活！”

---- 紀念“七七事變”八十一週年

度度狼gg

“八年烽火起盧溝，一紙降書落芷江”。今天是七月七日，是盧溝橋事變發生81週年，81年前打響抗戰全面爆發的第一槍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

1901年清政府與11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其中一條為北京至山海關的鐵路由各國出兵保護，日本由此獲得了在華北駐軍的權力。同年日軍成立了“華北駐屯軍”，其司令部設在天津。“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軍有相機發動了“一二八”事變、侵犯長城和華北事變，中國和日本相繼簽訂了《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對於這個協定目前學術界存在著爭議），規定：中央軍退出河北，由西北軍29軍駐防華北，同時中國軍隊退到蘆臺以西、日軍撤回長城以北，將中間地帶化為非軍事區。

1935年之後第29軍進駐北平和天津，其中馮治安的第37師駐紮在北平的南苑、西苑、豐臺和河北的保定一帶；張自忠的第38師駐防在天津、廊坊一帶；劉汝明的第143師駐防在張家口一帶；趙登禹的第132師駐防在河北河間一帶。1937年7月7日的晚上，日軍華北駐屯軍駐豐臺的日軍開始在盧溝橋進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後，日軍聲稱丟失了一名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這位士兵在演習中肚子不舒服，去解手去了，但很快就回到了部隊中。日軍竟以尋找失蹤士兵為由，要求派兵進宛平城搜查，但是遭到中國軍隊第29軍的拒絕。經過協商之後，決定讓日軍派調查團前往宛平城。1937年8日凌晨，日軍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向宛平城發起了進攻，駐守宛平城的第37師第219團在團長吉星文（吉鴻昌的侄子，解放軍58年炮擊金門時被火炮擊斃的中將司令）的率領下給予日軍猛烈的還擊，全面抗戰就此爆發，這就是震驚全國的“盧溝橋事變”，又稱為“七七事變”。

歷史軍魂

1944年10月，一名名為志村菊次郎的日本士兵在緬甸被中國遠征軍新編第一軍孫立人部打死。1937年7月7日，正是這名普通的二等兵因內急而迷路，遲延返回軍營，侵華日軍華北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以搜尋失蹤士兵為藉口，炮轟宛平城，發動了七·七事變。

（志村菊次郎）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軍華北駐屯軍一部在盧溝橋附近演習。日方稱，當晚10時40分，在演習地域上空突然傳來槍聲。帶隊的清水節郎隊長命令演習部隊快速集合。

集結後發現剛入伍四個月的二等兵志村菊次郎不見了。時任第一聯隊聯隊長的牟田口廉也以此為藉口，企圖進入宛平城搜查。其實牟田口廉也在到達宛平城之前，已得知志村菊次郎已歸隊。此時，牟田口廉也隱瞞了志村菊次郎歸隊的消息，仍然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國守軍拒絕。

（牟田口廉也）

7月8日凌晨四時，日軍華北駐屯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隊長一木清直命令所部向宛平城開炮，七·七事變爆發。從此，日本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

日本企圖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實蓄謀已久。志村菊次郎的失蹤，只是此次事件的導火索。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就不斷地向華北增兵。七·七事變爆發之前，駐豐臺的華北駐屯軍就經常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意圖挑起事端。

日軍炮轟宛平城，遭到中國守軍的頑強抵抗。日本人又假借談判的時機，調兵遣將，大舉增兵華北，至7月25日，日軍已集結6萬兵力。28日，日軍向北平發動總攻。南苑之戰中，29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戰死。平津相繼淪陷。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勿忘國恥，祈盼和平。

歲月是一條河流

今天是全民族抗戰爆發（1937.7.7～2018.7.7）八十一週年祭。可謂國殤難忘，警鐘長鳴！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七七事變，亦稱“蘆溝橋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向我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開始。

從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軍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縣附近連繼舉行挑釁性的所謂軍事演習，7月7日夜晚，日軍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到當地中國軍隊的拒絕，日軍即用炮火轟炸我宛平城和蘆溝橋。

當地中國駐軍，即國民革命軍第二九軍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吉星文團，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推動下，不顧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奮起抗戰；打響了我全民族抗戰的第一槍。

7月8日，中國共產黨通電全國號召全民族抗戰，得到了全國人民及愛國僑胞的廣泛響應和支持。在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下，蔣介石被迫於1937年7月17日在江西廬山發表談話，宣佈“地不分南北東西，人不分男女老幼”...全民起來對日抗戰。

八十一年前的今天，是我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起步。是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我東北後又逐步侵入華北囂張氣焰的延續和日寇侵略者蓄謀已久的亡我之野心。是中華兒女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而進行的偉大民族革命戰爭的開始。更是四萬萬愛國軍民築成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

讓我們毋忘國恥，牢記血淚。珍愛無數抗日先烈用生命和鮮血換回來的民族獨立和國家和平。愛我中華，警鐘長鳴！自強不息。

國粹繁榮絢麗日

如何發生的，當然是918事變太順利佔了東北刺激的唄。其餘軍官一看沒費多大的勁有這麼多好處，升官的升官，發財的發財，當然我們也要幹一票，就發生了77事變。（所以得怪東北軍）

當時的牟田口廉也，牟田大佐，中國駐屯軍聯隊長，他是盧溝橋元兇之一。因為一個豬一樣的指揮官牟田口廉也——“蝗軍即使沒有食物也能戰鬥，日本自古是吃素的民族，在熱帶叢林裡到處是植物的地方怎麼沒東西吃”，這是他在東南亞的豪言壯語，也是他的名言被記錄在案。

盧溝橋事變，觸犯了漢人的底線，所以當時開始全面抗戰，蔣介石也宣戰了。以前關外屬於滿人的地盤，被割了還沒那麼大觸動，入關進攻北平那就是觸了底線了。當時的石原莞爾很生氣，訓斥他們怎麼如此的蠢，應該繼續鞏固地盤，現在不是時候。結果被當時的日本軍官回言道，只許你們幹，不許我們動手？石原莞爾這個日本少有的戰略大師被噎的啞口無言。

關鍵字: 房車 文化 抗日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