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0年，北魏史学家崔浩及介入编撰《国记》的人都被判正法刑。在这场暴虐的大奋斗中，《国记》的编缉高允却事业般地活了下来。
高允少年失怙，快乐爱好文学而博通经史，尤其爱好读《春秋公羊传》。但他从前官运并不利市，40多岁才被辟为处置中郎。后来他的才调获适当权者的赏识，被诏与崔浩共修历史巨作《国记》。不久又为太子教学经书，从而获得太子的礼遇。
那时北魏尚未施行俸禄制，仕宦们的糊口来历，除了战役掠夺和奴隶耕牧以外，就是靠贪污纳贿。但高允却能不息清廉自守，过着贫苦的糊口：住的是茅屋，穿的是平民，吃的是盐菜。更难能可贵的是，高允生平襟怀胸襟坦荡，即使面临灭族的要挟，也不肯违心说半句假话。
当崔浩在其亲信的鼓动和太子的赞同下，把“备而不典”的《国记》刻石立于通衢边任人围不雅观不雅观时，高允就预见到这将会触及鲜卑勋贵的把柄，使崔家衰亡，也会给修史的人带来溺毙之灾。果真，太武帝晓得《国记》吐露了不少拓跋部起身时的丑事，立即暴跳如雷，饬令拘系崔浩和所有介入其事的人。
那时，高允正在中书省值班。太子马上把高允召到东官呵护起来，第二天才带他去朝见太武帝。事前太子看护高允必定要按本身的口径回覆。见到太武帝后，太子首先说：“中书侍郎高允自进东宫以来，警惕谨严，我很体味他。他虽然曾介入撰写《国记》，但职位微贱，通通都由崔浩做主，请皇上饶了他！”太武帝问高允：“《国记》都是崔浩作的吗？”高允回覆说：“《太祖记》为前著作郎所撰，《先帝记》及《今记》则是我与崔浩合作的。但崔浩只是总编，我是编缉。”太武帝盛怒，说：“这不是比崔浩更可恶吗？”太子赶紧说：“高允见天威严峻，一时吓糊涂了。我历来问他，说全是崔浩写的。”太武帝又问高允：“现实真是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说：“太子不外是可怜我，替我乞命罢了，其实从未问过我关于《国记》的事。”太武帝被他的率直打动，也就不再究查。
按理说，高允做到这一步，应是问心无愧，无须多嘴饶舌了。可当太武帝命他起草诏令，要把崔浩及有关的280人尽夷五族时，高允却迟迟不肯动笔。被催迫得急了，他又当着太武帝的面说：“崔浩若是犯有别的恶行，我不敢多嘴说什么；但只就《国记》冒犯天威而言，我认为他罪不至死。”太武帝一听，暴跳如雷，太子又赶紧跪下求情。太武帝不得已，只好让步一步，只将崔浩夷灭五族，其余人罪仅及身，赦宥他们的家眷和亲戚。
就如许，高允拼命婉言，不仅保住了本身的脑壳，还保全了其他280人的命，正如太武帝所说：“无此人忿朕，尚稀有千生齿死矣。”
事后，太子求全高允不知变通，几回再三激怒皇上，自找费事。高允却说：作为帝王实录的史籍，本应是有什么写什么，才能促使人君慎于言行。《国记》胪陈国家得失，并没有不合错误的地方。况且我与崔诰是同事，就理当死活与共。太子听了这番掷地铿锵的话，对他加倍恭顺了。
今后，高允不息保持着朴重清廉的风格。当他职位卑微时，对权力者不肯奴颜婢膝；职位显贵之后，仍能恤孤怜下，不擅威福。太武帝之后，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及皇太后对他都非常恭敬，他98岁寿终正寝，还获得皇帝优厚的褒恤，被赠送司空公的头衔。那时有人说这是他积了阴德的成效，这固然是迷信的概念。但他那种为高尚自信心不惜牺牲通通以及勇于负担责任的精神，在那时钩心斗角、以强凌弱的社会里，确实可谓榜样。难怪《魏书》称他高风亮节，“有魏以来，一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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