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們習慣了用成績衡量孩子的一切，成績優秀的就是“好孩子”，成績平平的就是“普通孩子”，而成績不好的孩子，不僅在班裡抬不起頭，親戚面前，父母也覺得臉上無光。
但是，分數真的能決定一切嗎？決定孩子未來幸福的，只是一紙高分試卷嗎？
葉子老師覺得，身體素質和逆商，才是20年後影響孩子生活質量的關鍵。
1“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不是一句口號。
之前在北京市第十一學校參加祝捷老師的講座時，聽她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兒子上初中時，有一天跟我說：媽媽我想學打籃球。於是，我就帶他去了體育館，準備上一次試聽課，在場邊等兒子的時候，我看到另外一個男孩，架著厚厚的眼鏡，四肢不太協調，跑起步來一晃一晃，像要“順拐”的樣子，而更令我在意的，是他的狀態——每隔幾分鐘，這個男孩就會跑到場邊，沒好氣地對他媽媽說：媽我想回家，在這多耽誤時間啊，有這時間我能做多少道題啊！
再看他媽媽，也是一臉無奈，只能反反覆覆用那幾句話來勸：你看，和大家一起運動運動多好啊，天天做題，眼睛都近視成這樣了……
擱在一般家長身上，這時可能要樂得心裡開花，看這孩子，多愛學習！
但是那天，我站在場邊，看著兒子在場上健步如飛，正確完成教練的每個指導，動作流暢地帶球上籃時，就在心裡暗想：天吶，相比之下，我寧可要這樣一個成績中等，但性格活潑、愛好廣泛的兒子，至少，以後把他交給社會時，我會更放心。
後來，那個媽媽拗不過男孩，提前帶他回家了。
再後來，我再也沒在球場見過他。
不知道在運動場省下的時間，可以讓這個孩子多做多少題，而多做的這些題，又能把他帶向一個怎樣的未來。
不過我總相信這樣一句話：
一個沒有身體能力的人，就算看了一千本書，也依然無濟於事，因為你讀的書，總得通過你強健的身體和頭腦來傳播出來。
高曉松曾這樣形容清華的男生：一水的“豆芽菜”體型，走路永遠縮著肩膀，手腳恨不得“一順兒”……
不過，那已經是幾十年前的清華，現在的清華，也早已認識到了身體素質的重要性，為了督促學生鍛鍊，還專門規定：
從2017級本科新生開始，游泳將與畢業綁定。新生入學後將進行遊泳測試，不會游泳的學生必須修習游泳課，通過者才能獲得畢業證。
作為全國一流名校、擁有一流頭腦素質的清華學生，尚且把鍛鍊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 我們的孩子，當然也不能再做“溫室裡的書蟲”。君不見，每年的高中、大學開學，軍訓場上都要暈倒幾個；徵兵報告說新兵體質逐年下降；90後早早擔心起髮際線，加入保溫杯養生大軍……
葉子老師覺得，一個身體強健的人，才會從心底生髮出更多活力；而一個沒有身體能量的人，也很難有心靈的力量。
所以，作為家長，每天晚上提醒孩子跑跑步，做做拉伸，或者跟著Keep（一款健身軟件）做一些簡單的動作，週末帶孩子出去登登山、打打球，或者簡單地戶外徒步，既可以放鬆心情、培養一家人的感情，也可以增強孩子的身體素質。
2.智商決定孩子飛多高，逆商決定孩子飛多遠
如果說，體能反映的是孩子身體的強健度，那麼，逆商體現的，就是孩子精神的“健康程度”。要知道，孩子日後憑藉智商所能到達的那個階層，大家的智商肯定都相差無幾。而在這種情況下，情商和逆商，就顯得尤為重要。
所謂逆商，指的是人們面對逆境時的反應方式，即面對挫折、擺脫困境和超越困難的能力。
考試成績有好有壞，比賽有輸有贏，人生有起有伏，這些都是孩子未來人生中一定會遇到的，畢竟，就連月亮，也有陰晴圓缺；就連海潮，也有漲漲落落。
作為家長，我們不能陪伴孩子一生，時刻做他的守護神。而且對孩子來說，即使全世界都保護他，也不如讓他自己身有鎧甲。
逆商差的孩子，往往在成年後過得很艱難——別人眼中的一滴水，在他心中都是驚濤駭浪。
還記得那個流落街頭的高考狀元嗎？
他叫小葉，因為大學掛科，他不敢回家，害怕村裡人的嘲笑，寧可選擇在外面撿垃圾為生，這一流浪，就是十年。
我們傾其所有追尋成功，終於成了輸不起的人。
而造成這一切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心結，也有家長和鄰居從小在他心中種下的種子。據瞭解，從小，只要他有一次沒考好，父母就會責罵他，有時還會動手。久而久之，他覺得自己不能失敗，覺得一旦失敗，就會失去爸爸媽媽的愛，還會被鄰里嘲笑。揹負著這樣的心理壓力，他在大學對學習產生了極度的厭倦，這才一步步淪落到今天。
從小不被允許失敗的孩子，很容易失去抗挫能力。這樣的孩子，長大後更容易選擇“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躺下。”
寫到這裡，不禁想起汪曾祺先生。
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承受了太多。
像很多人經歷的那樣，1958年的一天，他無緣無故被打成“右派”、貼大字報、開批判會，最後下放農村勞動。到了農村以後，起豬圈、刨凍糞，什麼活都要幹，他當時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來，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幹。”熬了兩年，終於“摘了帽子”，不想，在文革中，他又一次被揪出來，進行批鬥。
但在經歷這一切時，汪曾祺沒有怨天尤人，沒有自暴自棄，更沒有選擇自戕。相反，他一直堅持讀書、畫畫，並通過跟當地老鄉的接觸，為自己積累了很多生動的素材。在荒原般的境遇中，他始終努力為自己找尋水源。
同樣被劃為右派的丁玲，在形容去北大荒勞動的經歷時，用了“逆來順受”，汪曾祺不喜歡，覺得太苦澀，選了“隨遇而安”這個詞。雖是本質相同，後者卻多了一絲堅韌和從容。甚至到了晚年，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他也只淡淡寫了一筆：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和小葉相比，汪曾祺先生無疑承受了幾倍的苦難。但是，逆商高的人，就算被踩入命運的泥沼裡，也能小心翼翼地開出一朵蓮花。等到花開好了，再回首看那些淤泥，早已雲淡風輕。
寫在最後： 如果說，成績是一張車票，水平不同的孩子，會分別拿到站票、坐票、硬臥或軟臥，那麼健康和逆商就是那兩根軌道，決定了孩子的未來會走向何方。
為人父母者，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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