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科學院出版的《中國生物工程》一書，專門寫到李載平之於中國生物工程的不可或缺：“在西方，眾所周知，李載平是把分子生物學引入中國的先驅者……”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潘真
2018年5月30日，著名分子生物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李載平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市中山醫院逝世，享年93歲。
公開資料顯示，李載平是我國基因工程和分子遺傳學的開拓者之一，研製了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在國際上首先完成了乙肝病毒(HBV)我國流行株adr亞型的基因組克隆和序列分析。
李載平生前還擔任過原國家生物工程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聯合國基因工程生物技術中心評審組成員、中國遺傳學會副理事長；1996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不查不知道，網絡一搜索，還看到《福州晚報》有這樣一則消息：李載平的父母均為福州人，李載平曾祖母的家族“一門四院士”，包括一位兩院（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三位中國工程院院士。
這樣的一位大科學家去世了，竟然在社會上沒有引起多少反響，實在是令人感到驚訝。
剛剛完成李載平院士傳記的作家、媒體人潘真，曾與李院士一次次面對面交談。今天，冰川思想庫推送潘真撰寫的這篇文章，就向外界展示了一位大科學家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潘真說，“採訪前做功課才發現，幾乎沒有一家媒體為這位中國DNA研究的拓荒者做過一篇人物專訪。為何對國家貢獻這麼大的科學家，在社會上卻如此默默無聞？我耿耿於懷，特別是看到某些報紙不顧自身定位，連篇累牘地報道演藝圈。這，成為我寫傳記的動力。”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潘真
去年春天，我應邀為李載平院士寫傳記。
李載平是著名的分子生物學家，中國基因工程和分子遺傳學的開拓者。美國國家科學院出版的《中國生物工程》 (Biotechnology in China)一書，專門寫到李載平之於中國生物工程的不可或缺：“在西方，眾所周知，李載平是把分子生物學引入中國的先驅者，他還促進了國際合作……”
▲《中國生物工程》一書專門寫到李載平及其領導的團隊
採訪前做功課才發現，幾乎沒有一家媒體為這位中國DNA研究的拓荒者做過一篇人物專訪。為何對國家貢獻這麼大的科學家，在社會上卻如此默默無聞？我耿耿於懷，特別是看到某些報紙不顧自身定位，連篇累牘地報道演藝圈。這，成為我寫傳記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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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主的採訪，都在上海的中山醫院病房進行。纏綿病榻的李載平，第一眼看去只是比實際年齡顯年輕的普通長者；但當他戴上助聽器，講起DNA、乙肝疫苗、人類基因組……這些沉浸其中一輩子的科學研究，他的雙眸就慢慢亮澤起來，配上富於磁性的聲音，讓人恍若身處科學殿堂。
真是隔行如隔山，初次聽說ΦX174噬菌體，我都不知怎樣記下來。而早在1958年，30歲出頭的李載平率課題組專攻分子生物學方向，正是以這種病毒為模型開始實驗，由放射生物學機理進入DNA損傷研究的。
那時候，他還只是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所二年級的研究生，因業務出挑，被破格提升為放射生物學研究室副主任。
在生化所，除了他，主任、副主任都是由老師輩的“海歸”擔任的。生化所在短短的幾年內，引進了酶學專家鄒承魯、蛋白質專家曹天欽、維生素專家張友端、核酸代謝專家王德寶、蛋白質化學專家鈕經義和微生物生化專家周光宇等一批思想敏銳、年輕有為、嶄露頭角的科學家。
這些“海歸”大多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研究領域在全國都處於領先地位，所以，那個時期的生化所被暱稱為“小劍橋”。
▲1990年8月3日，李載平在實驗室（圖/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官網）
當時中國生化界的關注熱點，都在蛋白質酶、新陳代謝上；李載平卻獨闢蹊徑，選擇放射線對DNA分子損壞機理的研究。他發現了DNA的“隱藏破壞”。由此，科學家們第一次發現：外界環境不斷地威脅、破壞DNA，而DNA不斷地修復自身，正是這種微觀世界不易察覺的過程，保證了生命的延續！
這是中國最初的基因分子生物學研究，是當時最先進的“基因工程”……DNA的損傷和修復，後來成了生物學裡的一個重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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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60年的時光隧道，李載平感念著“小劍橋”對自己的薰陶，特別感念當時的所長王應睞、導師曹天欽對自己的發現、鼓勵並給予施展才華的平臺。
那樣的青春年華，多美啊！我聽著回憶，卻為年輕科學家的未來擔憂。時代洪流滾滾而至，個人無論多麼有作為，裹挾之下，終究只是身不由己的一滴水而已。
長長的不堪回首的日子，在李載平的年表中，僅寥寥一句：“文革”開始後，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和“王芷涯、曹天欽反黨集團”骨幹分子，接受群眾批鬥。
單位裡，從香港回來的青年才俊備受屈辱後自殺，有同事想不通怎麼一夜之間出了這麼多“反革命”而想自殺，李載平本人也曾動過自殺的念頭……這些，我都是外圍採訪時聽說的。李載平不願再提起，他甚至建議不要寫“文革”。
▲1996年6月17日，李載平在實驗室工作（圖/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官網）
那些批鬥你們的人，不都是朝夕相處的同事麼？我跟他探討，為什麼普通人會全身心地投入迫害同類的運動？如果說“人之初，性本惡”，那麼“人性惡”的邊界在哪裡？蟄伏於人性幽暗地帶的惡，是怎樣被激發的？名人傳記若選擇性地忽略災難，真實性怎麼保證？後人又何從汲取教訓，避免悲劇重演呢？
“都過去了……”他淡淡地說，神色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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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一處黑色幽默——1972年，國際科學界的目光被美國的一個重大生物化學新聞吸引：保羅·伯格（Paul Berg，美國化學家、現代遺傳工程之父，獲1980年諾貝爾化學獎）第一次進行了DNA重組，獲得含有編碼哺乳動物激素的基因菌株。而伯格的中國同行李載平，還在“五七幹校”養豬、插秧！
1973年某日，李載平突然接到通知，從上海奉賢農場回研究所報到，國家要派團參加日本化學會年會。泥腿子，這才意外迴歸科研人員身份。
是的，我們荒廢科學研究的那些年，正值國際生物大分子學大發展時期。
1975年，李載平第一次隨團赴美，遍訪諾貝爾獎得主及最高水平的實驗室，參拜世界分子生物學的聖地——冷泉港。他強烈地意識到：人類已經跨入了一個基因分子生物學和生物工程高科技的新時代。
▲1975年，李載平首次赴美，在洛杉磯賓館留影
基因工程對生物科學的影響太大太大，許許多多前人敢想而難以做到甚至不敢想、不敢做的事，藉助“基因工程”這個“法寶”異想天開都獲得了成功。如原來通過基因來調節蛋白質只是一些理論和想象，現在都可以動手做人的胰島素、人的生長激素了。這是一場真正的科學和技術的革命。“世界已經發展得這麼快了，我們怎麼可以還在原地等待呢？”即使過了40多年，講起當年所受的強刺激，他還是一臉的著急、不甘。
那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光陰白白流逝，有切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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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載平復出工作時50歲出頭，作為科學家，正當年富力強。他受命擔任生化所新成立的分子遺傳研究實驗室的主任，步入事業巔峰期。
分子遺傳研究實驗室草創之際，國際上的基因工程研究也還處於起步階段，李載平是中國最早進入這項研究的科學家。他擬定的眾多課題中，最突出的是乙肝病毒研究。因為，乙肝病毒的危害性最深、影響範圍也很大；而中國是乙肝大國，這個課題能夠造福百姓。
研究基因，需要相應的技術手段。在發達國家，相關的公司應運而生，新的技術、新的手段、新的試劑拿錢去買就是。可中國買不起，科研人員不得不自己做。靠著同事們齊心協力的熱情白手起家，李載平領銜的這個獨立實驗室，幾乎佔據了生化所的半壁江山。
▲1994年，李載平榮獲上海市科技功臣獎
在這個重要平臺上，他的團隊交出了一份份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單。那些成果，或是國家、上海的重點攻關項目，或贏得國際、國內的重量級獎項及美國、中國的專利，或應用於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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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有評論說，正是李載平高瞻遠矚，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及以後所做的許多基礎的、開創性的工作，引領了中國分子生物學學科的方向。
這樣的一位領軍人物，我們圈外人想當然，成為院士不是水到渠成的事麼？！
可當我問及評院士的細節，他並不配合，語焉不詳不說，還希望別寫這一節。
而同事、學生中，不乏為他打抱不平的：憑他個人和所帶團隊的這麼多成果，他早該是院士了。可他就是全心全意埋頭於業務，從來不搞政治（人事），不願意去爭名奪利，不願意像某些人那樣為評院士去四處“活動”。以至於申請中科院院士，居然敗北。
關鍵的障礙，當然是人！有的院士，投票的依據不是成果，而是人際關係——你又不是我一條線上的，我憑什麼投你票？！成果有什麼用？我偏不讓你進！也不排斥有人紅眼病發作，“羨慕嫉妒恨”引發造謠、詆譭。
無謂的人事紛爭，讓李載平覺得不值，他心疼時間啊，就不再申請。後來，經領導、同事、朋友的勸說，他才申請參評中國工程院院士，一舉通過。
▲上海生化與細胞所的院士牆 （圖/潘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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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過程中，最令我感動的是，“90後”傳主直到生命最後幾個月，依然是“微信控”，精神好的時候還在關心“這個世界會好嗎”。
我們交流的話題，還是統一的生物學、生物工程的產業化、克隆人的倫理困境、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與中國科技的出路……一天，從微信公眾號上看到，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PD-1為治療腫瘤等的新藥，他馬上想起，以前，FDA一直是依據癌症的發病部位（如肺癌、乳腺癌）來批准治療方法的。這是第一次，基於腫瘤生物標誌物而不是腫瘤原始位置，批准一個新藥。
他給我作深入淺出的解釋：PD-1是與基因有關的藥。從原理上看，人體內有好多不同的基因，有的細胞這個基因不好那個基因不好，現在還不清楚，如果研究清楚了，治療手段就多了。而今，FDA批准PD-1為治療腫瘤等的新藥，卻告訴我們：這個基因不好，得治，這藥是抗體，讓它作為靶子，跟它結合，治它。“藥還可以是這樣的！這是醫學上一個新的概念的突破！其中有更深的道理，所以，特別引人注意。”為抗癌史上這個重要的首次，他欣慰不已。
▲李載平與夫人、兒子們
另一天，談到身體各種活動都離不開各種基因，他面帶成就感十足的微笑，道：“所以，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做的這些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基因元件的結構功能研究，是我們永恆的追求。”
我想起來了，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他的眾多職務中有一個是——中科院“人類基因組”基礎性研究首席專家。
在光線明澈的病房裡，這樣議題前沿、節奏流暢的交談，常常使我忘了，我的傳主生於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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